离职五年后，我做的这本书终于出版了

这件事得从八年前说起，那是2018年秋，我还在北京三联的生活书店工作。

第一次听说《约翰-克里斯朵夫》新译本项目，是在工作小组领导征求我意见的时候。

“做！肯定要做！”我回答得斩钉截铁。

彼时，我不懂法语（现在也不懂），从没读过《约翰-克里斯朵夫》的中译本，对罗曼·罗兰不甚了解。所以当领导追问“为什么”时，我只能给出未经深思的答案——本能地像狗嗅到佳肴：“因为它是世界名著的新译本，是翻译家管震湖先生的遗作，还有知名设计师马仕睿老师操刀设计。”

我从小就喜爱读外国文学，且偏爱长篇，做编辑后一直期望做高质量的纯文学项目，但在学术传统深厚的三联，这类项目相对较少。现如今眼目下，不正是美味的红烧肉送到嘴边？

领导选择相信我。2018年底，选题顺利通过。经马仕睿老师介绍，我和本书著作权人、也是《罗曼·罗兰年表》编者的管可风女士见面，并顺利地签订了出版合同。只是谁也没有想到，这“顺利”的开头，迎来的却是近八年的跋涉。

01 北京僵局

八年前的我，像所有在喜爱的岗位上刚工作的人一样，浑身是干劲，满心只想着尽全力把《约翰-克里斯朵夫》做好。可惜念头还没挨地，第一个巨浪便向我拍来。

2019年初，小组领导离职，三人工作组解散，当初以小组名义接下的项目，基本要由我一人来推进。尚未启动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和我之间，隔着许多亟待展开、收尾的项目。

2019年夏，我终于着手初审《约翰-克里斯朵夫》，可惜还没审完第二册，又一巨浪席卷而来——2020年，全世界进入疫情期。

在北京居家办公时审读《约翰-克里斯朵夫》

2021年春，疫情稍缓，本想借着喘息之机重振旗鼓，没想到第三个巨浪却劈面砸来——生活书店更换了负责人。我与几位同僚对新负责人并不认同，向社领导提出异议和主张。结局并不意外：我们卷铺盖走人。

在我接手前，《约翰-克里斯朵夫》在他社几近付印，可惜因责编离职而搁浅。马仕睿老师说服著作权人把书稿托付给我们，想必是看重三联生活书店的品牌，相信我们小组的能力，希望已遭波折的书稿能尽快出版，也好告慰管震湖先生。可现在，《约翰-克里斯朵夫》的出版难道要因为我而再次受挫？我不能接受。

那时的我只有一个念头：无论如何，我要把它做出来。

在成为无业游民前后，我曾试图把《约翰-克里斯朵夫》介绍给社内社外的其他编辑，但都无疾而终。不久，生活书店迎来了新的总编辑曾诚老师。我向他表达了继续推进《约翰-克里斯朵夫》的愿望，并承诺不计报酬，承担编辑流程中一切力所能及的工作。曾老师表示，评估后会给我答复。

《约翰-克里斯朵夫》命悬一线！

02 上海封锁

待业期间，我捡起稿子，重新进入克里斯朵夫的世界。我看着他觉醒，立志做英雄。我目睹他学会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创作出冒犯传统、特立独行的作品，遭遇行业偶像的崩塌，在顽固、偏狭的德国莱茵小城没有立足之地。我还伴随着他经历了幼稚的敏娜、慵懒的萨宾娜、肉欲的阿妲、不羁的科琳娜、宿命般的安托瓦耐特……在一次次爱情风暴中起起伏伏，饱受磨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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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现实生活中，我也陷入了工作、感情的双重危机。

最终，和克里斯朵夫一样，我选择了出走。

2022年初，我来到了上海。书中的克里斯朵夫去到了巴黎。

克里斯朵夫很快被围困于为金钱、迎奉时尚和谎言而腐败堕落的巴黎，他很是唾弃，对法兰西充满偏见。

而刚入职的我则立马被锁进了上海的小区，一封就是近三个月，满目荒诞。

2022年6月发生了三件事：

第一，上海解封；

第二，我正式入职东方出版中心的营销编辑岗位；

第三，生活书店表示愿意出版《约翰-克里斯朵夫》。

俯仰间，世界、我和《约翰-克里斯朵夫》仿佛都复活了！

于是，我边学习营销技能，边做营销工作；夜间和周末继续看稿。

沪上看稿的日与夜

不尽如人意的是，初审进度远落后于预期。首先，书稿——正文字数近一百三十万、注释近六百条，加上六十页的《罗曼·罗兰年表》——体量庞大，知识点密集，不同于一般的小说。虽已经过他社的三审三校，但细读起来仍有不少问题。其次，书稿在项目重启后曾经历改版，所以已初审的部分得重新来过。再次（也是最重要的），如开篇所说，我是一个没有法语背景的编辑。看稿的首要原则是尊重且不擅改管震湖先生的译文。遇到疑处，我先查法语原版，用翻译软件，对照其他中译本，咨询在高校做法语老师的堂妹，再通过微信和邮件请长居海外的著作权人确认。这一过程耗时较长，因此整体进度被拖慢。

和著作权人的邮件往来记录

与此同时，《约翰-克里斯朵夫》项目组反复讨论着装帧设计和配套文创的差异化方案。大家分头考察市场，提出各种可能。因为书中选用了麦绥莱勒的版画作为插图，著作权人甚至用理光2.5D印刷工艺制作了多种样品，托朋友带回中国，供我们参考。我们都为版画的精美和切题而雀跃，但因制作和跨国物流的成本过高，最终不得不放弃这个提案。

采用理光2.5D印刷工艺制作的版画样品之一

半年后，我的新工作和新感情都趋于稳定。克里斯朵夫也在灵魂伴侣奥利维耶的带领下，领悟到了法兰西文明的理性、创造性和理想主义。他的挚爱格拉齐雅，则为他的精神版图贡献了最后一块拼图——和谐、圆融的古罗马精神。此时的克里斯朵夫，掌管着德意志的力量、法兰西的智慧、意大利的包容，对世界的理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2023年6月，我终于把初审了近一年的稿件寄回了生活书店，由李方晴老师代为走社内流程。

2023年底，因家人的疾病恶化，我选择和伴侣回到我的故乡成都。

03 成都了愿

2024年1月，我入职了四川人民出版社，做回了图书编辑。

2月，《约翰-克里斯朵夫》三审结束。4月，著作权人专程来成都同我一起确认和修改三审提出的问题。8月，生活书店对接的编辑老师离职。10月，收到校样，我又开始了夜间和休息日的看稿工作，但因生活书店还未找到接手的编辑，社内流程处于停滞状态。

2025年3月，生活书店表示因为时间太久，风险加大，出版的可能性需要重新评估。4月，我做了保底方案：在新单位申报了《约翰-克里斯朵夫》的选题。5月，生活书店的方昊飞老师接手项目，《约翰-克里斯朵夫》回归出版流程。方老师一边读校样，一边跟营销、发行老师与渠道进行多轮磋商……项目完全进入正轨，我终于松了口气。10月，三校和精读工作全部完成。11月，书稿顺利通过了以严苛著称的三联质检。

2026年1月25日，《约翰-克里斯朵夫》（全四册）同《罗曼·罗兰年表》正式付印。

正文和年表的部分校样

在回成都到《约翰-克里斯朵夫》正式出版的两年中，我接连失去了一位挚友和三位至亲。我感受到生命的意义不断从身上剥落，像被死亡和虚无扼住了咽喉。

我又一次望向克里斯朵夫，他也经历了家人、恋人、挚友的逐个消亡，他也曾因此变得死寂如惨白的冬日，但他最终驾驭了意志，驯服了精神，找回了信仰——“生命是连续不断的死亡和复活。克里斯朵夫，让我们死吧，为了再生！”——他志向未来，向死而生。我尝试像克里斯朵夫那样去解救自己，从不断的失去中提炼精神遗产，寻觅能与死亡和虚无对抗的智慧和勇气……我幡然醒悟，这八年来，并不是我目睹了克里斯朵夫的成长与复活，而是他一直在陪伴我、引领我。对于我来说，克里斯朵夫俨然是一位鲜活的伙伴，一个真实的偶像，一名复杂的英雄。如今，他的旅程告一段落，但我要做一个怎样的人、我的彼岸在何处……依旧悬而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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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详着《约翰-克里斯朵夫》的样书，我的耳畔没有奏响骄傲、激荡的凯旋曲，我的喉头也没有吞咽坎坷榨出的辛酸，我的心绪如亚平宁山脉般平缓绵长。仅有一缕怅然萦绕着我，那是故事终于迎来结尾的余音。圣克里斯朵夫左肩扛着弱小但沉重的圣婴，整夜逆流而行，终于抵达了彼岸。我背负着《约翰-克里斯朵夫》，走过了八年、三地、无常，也终于在黎明时分靠岸。面对冉冉升起的金色晨曦，我的脑中反反复复只有一句话：

“我没有失约。”

一些题外话

一次机缘巧合让我知道，《约翰-克里斯朵夫》并非我认为的那种“世界名著”。

那是2025年夏秋之际，书临近出版，我认识了一位90后法国友人文森特。他是位物理老师，和大多数法国人一样，有不错的文学修养。正因为他是法国人，当他询问我职业时，我专门向他介绍了《约翰-克里斯朵夫》，还同他聊了自己刚读完的《长夜行》（Voyage au bout de la nuit）。

毫无疑问，我对他的回应是有期待的。话语间，我想象着他由惊叹到赞美，想象着我们通过《约翰-克里斯朵夫》这本来自法国的“世界名著”拉近距离，为中法友谊添砖加瓦。谁承想，他一脸茫然地表示并不知道此书。我忙翻出罗曼·罗兰在维基百科上的法语条目请他看。文森特看完后有点抱歉地说，他对罗曼·罗兰略有耳闻，但《约翰-克里斯朵夫》确实不知，《长夜行》他倒是很熟，因为法国课本里都有选段。

赵毅衡老师曾说：“现代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远远超过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现代中国文学界对西方文学了解之透彻，远非光顾一下中国文学的西方任何学术机构所能企及。”但我和文森特谈的可不是《红楼梦》和“狄仁杰”系列，而是他们本国的文学遗产，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代表作……此刻我才意识到，《约翰-克里斯朵夫》在中法文学史上的地位可谓天差地别。

事后，我并没有专门去读关于《约翰-克里斯朵夫》的传播、接受研究，但根据手边的参考资料，罗曼·罗兰及其代表作被法国文坛边缘化的原因，我能大致捋出三条：一是，作者在书中对法兰西的各方各面都批判得体无完肤，刺伤了法国人民的神经，因而在法国本土长期遭受冷遇；二是，罗曼·罗兰在法国文坛走向现代主义的时期，依然用“过时的”现实主义手法创作，在批评界备受冷落；三是，罗曼·罗兰的政治立场——对苏联和共产主义革命的同情与支持——虽然是批判性的，但也使其饱受争议。

我又从著作权人那儿得知，日本对罗曼·罗兰及其作品的翻译和研究比中国起步早，也更系统深入，是全世界唯一出版《罗曼·罗兰全集》的国家。

显然，这个小切入点不在本篇讨论的范畴中，但定能以此为题做出一篇文章来。

这个偶然事件，让我对《约翰-克里斯朵夫》作为“世界名著”的内涵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至少认识到了，它不是“法国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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