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陕甘支队10个大队长：后来出了1位大将、2位上将，另有5人牺牲

1935年10月21日，陕西吴起镇，红军陕甘支队与敌军展开激战。战斗最紧张的时候，第一纵队第二大队大队长李英华、第二纵队第十大队大队长黄珍先后倒在阵地上。此时，距离中央红军完成长征并不久，部队已经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

很多人熟悉红军长征中的军、师、团，却容易忽略“大队”这个特殊番号。实际上，陕甘支队的大队，大体相当于团一级建制。它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临时编组，而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为了保存战斗骨干、提高行军和指挥效率进行的一次紧缩。

1935年9月12日，中央红军在甘肃俄界召开会议。草地分兵后，红五军团、红九军团没有随中央机关继续北上，身边的部队主要由原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组成，总人数约七千人。队伍必须轻装，指挥层级也必须压缩。

随后，红一方面军改编为陕甘支队。原红一军团编为第一纵队，辖六个大队；原红三军团编为第二纵队，辖四个大队。值得一提的是，第二纵队的大队番号并未从“七、八、九、十”顺排，而是保留了部分原有部队番号，因此出现了第十至第十三大队。

第一纵队第一大队的大队长杨得志，是这支队伍中后来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长征期间，他担任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团长，部队承担过多次关键突击任务。强渡大渡河时，红一团就是主要执行部队之一，杨得志在现场组织指挥。

这个出身于湘南起义的年轻将领，作战果断，组织能力也很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他都担任过重要职务。1955年授衔时，杨得志被授予上将军衔，后来还担任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第二大队的情况颇为复杂。部分资料记载，龙振文曾任这一大队的首任大队长，后来由李英华接任。龙振文于1935年8月15日在四川黑水一带牺牲，那时俄界会议尚未召开，陕甘支队也还没有正式组建。

李英华接过部队后，继续率队北上。不幸的是，1935年10月21日吴起镇战斗中，他也牺牲在冲锋途中。同一天，第二纵队第十大队大队长黄珍同样战死。两名大队长相继牺牲，足以说明这场阻击战绝非一般遭遇战。

第一纵队第三大队大队长是黄克诚。与不少只在单一战场成名的将领不同，黄克诚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长期担任军政领导职务。他既能带兵作战，也重视部队建设。1955年，黄克诚被授予大将军衔。

第四大队大队长黄开湘，原本就是红一军团中的骨干。湘江战役后，他接任红四团团长，参加了遵义会议外围警卫、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以及草地行军等行动。因作战勇猛，惯用斧头近战，他被部下称为“斧头将军”。

遗憾的是，陕甘支队与陕北红军会师后不久，黄开湘因病情恶化，在高烧和神志恍惚中误开枪自伤，于1935年10月22日去世。杨成武后来回忆这位老搭档时，仍对这场意外十分痛惜。

第五大队大队长张振山，原是西北军第二十六路军成员，参加宁都起义后转入红军。他从基层逐步成长，曾任红五团团长。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后，他调任特务团团长，1937年在陕西保安遭敌机轰炸牺牲。

第六大队大队长朱水秋，参加革命时间很早。叶挺独立团、南昌起义、三河坝战斗、井冈山斗争和长征，他几乎都经历过。抗战初期，他还担任过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团长。

长期作战留下的伤病，使朱水秋难以继续高强度工作。后来他转赴湘鄂赣地区，准备从事地方武装工作，却遭遇国民党制造的平江惨案。1939年6月12日，罗梓铭等干部遇害，朱水秋因外出而幸免，此后长期隐姓埋名，直到1949年解放军南下后才重新与组织取得联系。

第二纵队第十一大队大队长邓国清，早年有旧军队经历，红三军团攻打长沙时被救出，随后参加红军。他曾任红二十师、红十九师师长，长征中还与张爱萍、王平搭档。可惜到达陕北后，他因个人情绪和生活不适应，私自离队，后来两度离开革命队伍，最终投靠国民党军统，建国后受到处理。

第十二大队大队长谢嵩，参加平江起义后长期在彭德怀麾下任职，曾担任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二团团长，到陕北后还出任红二十九军军长。1937年，他奉命赴山西开展工作，年底返回延安途中遭遇车祸，1938年1月在陕西绥德去世。

第十三大队大队长陈赓，则是这十名大队长中另一位后来声名显赫的人物。原红十三团属于红三军团直属部队，彭雪枫调任第二纵队司令员后，陈赓接任大队长。凭借黄埔军校经历、红军时期的作战资历以及出色的指挥能力，他后来成为人民解放军大将。

十个大队长中，杨得志、陈赓后来成为上将，黄克诚成为大将；李英华、黄开湘、张振山、黄珍、谢嵩五人牺牲在革命胜利前。有人倒在长征路上，有人死于抗战初期，也有人因伤病和意外离世。陕甘支队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却把一批红军将领的命运，清晰地留在了吴起镇之后的历史转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