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邵荃麟120周年诞辰｜邵荃麟在桂林：一本刊物与它的时代

邵荃麟全家在重庆张家花园文协茅舍（1945年）

20世纪40年代初，国内形势紧张，在国民党高强度的文化管控下，西南大后方桂林一份名为《文化杂志》的刊物却悄然创办，且两年时间内在审查夹缝中持续发行了3卷16期，成为国统区左翼文化艰难生存的独特样本，而其主编邵荃麟更是在艰难岁月中于刊物内外都贡献了宝贵的斗争智慧，体现出坚韧的文化坚守。

—— 艰难创刊 ——

抗战前期的桂林，凭借着“大后方”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和便捷的交通，吸纳了大批南下的文化人。书局、期刊遍地开花，《救亡日报》等进步刊物持续发声，文人们以内容创作鼓舞人心，“文化城”发挥重要作用。然而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使得当时政治风向突变，在国民党的严格文化管控下，“文化城”的繁盛景象迅速被打破。迫于局势压力，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撤离，进步书店遭监视，作家们被迫离开，热闹的桂林文艺界迅速沉寂。可越是形势危急，思想传播越是有存在的必要性。在此背景下，党组织委派邵荃麟到桂林负责当地文化工作。

邵荃麟，浙江慈溪人，早年参加革命，20世纪30年代前后活跃于上海左翼文化界，发表过大量文艺理论文章和小说作品，兼具理论素养与创作经验。1941年春，他抵达桂林，加入文化供应社，以此为公开职业掩护，筹备一份能够通过当局审查的综合性刊物。彼时桂林白色恐怖笼罩，进步思想遭到扼制，进步文人屡遭迫害，在此情形下，创办新的刊物本身即冒险。因此经深思熟虑，邵荃麟创办《文化杂志》时对外宣称其为一般性学术文化月刊，以中立面目掩护进步文化表达。

1941年9月，《文化杂志》正式创刊，由文化供应社发行，邵荃麟任主编，自创刊始至1943年5月停刊，共出版3卷16期。刊物设“评论”“文化动向分析”“文化通讯”三个主要栏目，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文艺等多个领域。刊物作者阵容颇为可观，有茅盾等著名作家，也有胡绳等左翼进步文化学者，除此之外，还广泛吸纳不同政治倾向的文化人。广泛的作者网络也体现出其通过刊物团结各方文化力量的统战意图。

—— 办刊实践 ——

《文化杂志》创刊号卷首的《我们对于现阶段文化建设的意见》是纲领性文章。文字平和克制，没有激昂的口号，而是以讨论“大后方文化建设”为主题，看似平淡，却精准回应了时代困境，确立了刊物乃至大后方左翼文化的发展方向，编织出完整的文化实践框架，亮出刊物在特殊形势下的思想底色。

这篇纲领性文章提出文化建设的三个方向：一是学术中国化，坚持民族立场，反对全盘西化，文化工作应服务于全民族抗战，贴合国情，不脱离救亡现实；二是理论现实化，倡导学术自由，反对回避矛盾的书斋文艺，鼓励不同观点讨论，反对思想禁锢；三是文化大众化，推动文化普及，突破精英知识分子的圈层限制，创作贴合普通民众认知水平与精神需求的作品，并在刊物中特别推出“读者信箱”栏目，刊登普通民众的来信。秉持着学术中国化的立场，以理论现实化为方法，以文化大众化为路径，《文化杂志》给出一套特定情境下进步思想传播的实践方案。在审查机器紧盯的桂林，这样的主张既符合公开出版要求，又守住了进步立场，不谈阶级斗争，却处处透出唯物史观分析视角；不喊政治口号，却切实引导读者关注现实社会。“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艺观贯穿其中，鼓励作家拒绝空洞的文字表达，直面战争苦难，书写普通人命运。

在当时不少进步刊物销声匿迹的环境中，《文化杂志》凭借温和而坚定的路线争取到生存空间。它不做锋芒毕露的抨击，而是以说理讨论的方式，将进步思想融入文化建设议题。这本刊物的创刊纲领与后续的办刊实践，也成为邵荃麟在桂林期间乃至离开桂林后思想及理论框架建立的重要基础。

—— 刊物之外 ——

在桂林时期，办好杂志只是邵荃麟工作的一部分，而刊物之外的种种努力，同样是进步爱国思想逻辑的延伸。恶劣时局下，不少文人陷入生存困境，邵荃麟利用文化供应社和个人关系，做了大量统战与安置工作。外来作家初到桂林居无定所，他便四处奔走，帮其联系住处、寻找发表渠道。茅盾初到桂林时住宿困难，即得到他的帮助，这也是当时文人处境的一个缩影。

邵荃麟除了任《文化杂志》主编，还选编了《创作小说选》《文学作品选读》等以广大青年为对象的书籍，推动进步思想在青年中的传播；他还同葛琴一起创办了《青年文艺》杂志，在出版资源稀缺的年代，这份刊物给新人敞开大门，而邵荃麟的亲力亲为、阅读来稿、回信指点，也实打实地在特殊时期扶持了一批青年作者成长。

邵荃麟在桂林时期的种种工作，都与《文化杂志》的办刊思路一脉相承。安置文人是落实“统一战线”理念、聚拢政治高压冲散的文化力量；扶持青年是“文化大众化”方向的重要实践，使进步思想向更广泛的群体延伸；《青年文艺》是《文化杂志》的姊妹阵地，二者共同构成覆盖不同读者的思想传播网络。邵荃麟始终秉持在统一战线前提下整合文艺力量的理念，积极参与桂林文坛关于民族形势、现实主义创作等问题的讨论，但从不搞派别对立，而是强调求同存异、共赴国难。桂林时期的邵荃麟以《文化杂志》为纽带，选编丛书、策划出版、扶持青年、统战联络，在多重工作中鞠躬尽瘁。

—— 珍贵遗产 ——

身处国统区审查夹缝，《文化杂志》每期稿件都要送审，常面临删改、撤稿压力。邵荃麟采取柔性策略：避开直接政治批判，将左翼社会观察与现实主义思考包裹进文化讨论、文艺评论、社会问题分析中。很多观点并不直白说出，需要读者细读文字背后的倾向。这是一种迂回的斗争方式——既要保全刊物持续出版，又不能完全放弃思想立场。桂林时期积累的现实主义文学实践，深刻影响了邵荃麟后来的理论道路。办刊几年间，他反复思考：现实主义文学应当怎样书写普通人，怎样呈现人物复杂真实的精神世界，而非只写脸谱化形象。这一思考并未止步于桂林，20世纪60年代初，他主持大连会议，提出“现实主义深化”，提倡写好中间状态的人物，鼓励作家深刻剖析现实生活。回望源头，这颗思想的种子，早在桂林编辑《文化杂志》的岁月里就已埋下。

《文化杂志》在抗战文艺史上并非显赫之作，可正是这本看似温和克制的月刊，见证了国统区进步文化艰难求生的全过程。一本刊物的命运，折射出一个时代的进退浮沉，刊物与时代相互形塑制约，这种博弈正是那段历史时期最真实的写照。透过这本薄薄的刊物，可以看见一代知识分子在动荡年代的文化坚守，在有限条件下维持进步文化连续性的探索与努力。言论受限，不能振臂高呼，便借文化讨论持续发声，在逼仄的空间中，仍不放弃思考、坚持书写和表达，这是属于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智慧与坚韧。

（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公共服务部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