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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天下有其二”,出自《论语》对周文王的评价,原指周人已经得到天下之大半,依然服事于殷,因此说周之德“可谓至德也已矣”。我想借用这个典故来概括徐旭生先生的学术道路,有两层内涵。
第一层是中国三代文明考古,徐先生一人独创其二:周文明考古和夏文明考古。中研院史语所殷商考古占其一。
第二层是徐旭生先生的学术版图跨越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不同知识疆域,在今天高度专业化的学科体系里,这些工作分属不同的学术脉络:西北科学考察属于边疆史、丝绸之路研究和中外交流,周秦考古和夏文化探索则属于中国文明起源、三代考古和今天所说的古典研究。而他又是留法念哲学出身。但徐先生并不是先“走向世界”,然后“退回中国”、退回中国古典,也不是突然从哲学“转行”成为考古学家的。他一生真正执着追问的,一直是如何利用不同性质的材料,来认识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
徐旭生少年时代热爱文史,深受《通鉴纲目》以及王夫之《读通鉴论》《宋论》的影响。1906年赴北京入河南公立旅京豫学堂,随后考入京师译学馆学习法文。1913—1919年留学法国,在巴黎大学学习哲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代的知识环境里,哲学、社会学、古典学、历史学、教育学并没有今天这样严格的学科界限。涂尔干的社会学研究、以《史业导言》(夏尔·维克托·朗格卢瓦与夏尔·瑟诺博斯合著)为代表的德法现代史料批判传统、沙畹的汉学,都曾经深深影响了有儒学背景的徐旭生先生日后理解中国古史的方法。
1927年西北考察的经历对他后来的学术道路非常重要。首先在于为他打通了文献和田野之间的界限——地理、交通、遗址、民族、语言、环境和历史遗迹不再只是文献中的知识,而是第一次成为可以同时在现场观察和比较的对象。这些都与在涂尔干学术遗产影响之下形成的法国年鉴史学存在共通之处。另外,十几个月的考察,对他个人的组织与领导能力是非常大的挑战。时任北京大学教务长的徐旭生是西北考查团的中方团长,而此次考察改变了近代西方在中国边疆进行探险和文物搜集时长期存在的主权不对等关系。最后,西北考察给徐旭生带来了一种跨区域的世界眼光,可以说这是大部分考古学家和哲学家所不具备的素养。到了1930年代,徐旭生进入北平研究院,开始组织陕西周秦考古,表面上看他似乎从西北回到了中原,但更确切的描述应该是,他把在西北形成的世界的尺度和眼光,带进了中国经典传统的发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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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旭生(1888—1976,名炳昶,以字行),河南唐河人,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教育家与政治活动家
一
陕西的位置非常特殊,向西是河西走廊、新疆、中亚、欧亚大陆,向东是中原和殷墟,而脚下是周秦文明发生的关中盆地。在做陕西周秦考古的同时,徐旭生开始系统地思考古史传说问题,1943年出版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回应了顾颉刚先生所倡导的疑古运动。第一章的题目就是“论信古”,但徐旭生并不认为传世文献所记载的内容都是历史的真实,相反他倡导现代史学的史料批判,强调材料必须分析来源、层次和形成过程。
他的这种方法与疑古传统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对古代传说的处理。徐旭生认为一个传说被写下来的时间并不等于这段社会记忆形成的时间,早期的历史经验可能通过口述、仪式、地方传统长期保存,数百年后才进入文字,而且它又是多元脉络的,即中国大地上有不同的文明传统,并非单线,因此我们不能因为早期文献没有记载,就简单地否定后来材料中可能保存的古代的历史记忆。徐旭生提出用“传说时代”这一概念来描述殷墟之前一千年的时代。同时他设计了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从传说中提出问题,再到田野中寻找能够检验这些问题的证据。正是这一方法最终导向了1959年的夏墟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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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1935年间,西北科学考查团在内蒙、甘肃、新疆等地进行地质、气象、考古等科学考察。首任中方团长徐旭生骑骆驼留影
二
今天我们都知道二里头、王城岗、陶寺这些重要的遗址,也都习惯于讨论夏文化,但是回到1950年代,寻找夏文化根本不是一个考古学问题。徐先生提出来的夏墟考察,在当时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胆、甚至有争议性的学术计划。考古探索夏文化也并没有列入1956年国家科学发展的十二年规划。
1950年代初的中国考古学内部存在两种不同的知识传统,一是史语所的传统,一是北平研究院的传统,而曾经分属不同机构的学术传统的学人,这时成了中科院考古所的同事。以尹达、夏鼐两位学术领导为代表的实证传统,继承了史语所“无征不信”的原则,提倡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强调考古学资料的独立性和严格的证据标准。1950年代以后,夏鼐进一步受到英国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柴尔德文明观的深刻影响,将文字视为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由此,从史语所时期到考古所时期,夏鼐始终把文字证据及文书的使用,视作界定古代文明不可或缺的核心特征。
殷墟之所以能够与文献中的商王朝建立可靠的联系,一个关键条件就是发现了甲骨,有了同时代的文字证据。夏鼐先生毕生坚持,如果要把某一种考古学文化认定为夏,同样应该具有文字这样足够强的证据。徐旭生的路径就不同,我称为“信而有征”。他的方法在当时多少被认为具有唯心主义色彩,或者被更年轻的、在欧美接受更专业训练的考古学者认为属于更传统的金石学情怀,但实际上他的方法相当严密。他是根据《史业导言》的德法史料批判的分层分析方法,把有关夏代的人物、都邑、事件的传说,从未经秦汉帝国系统化的早期史料里摘出来,然后发现,这些事件、地点不是随机分布的,而是集中在晋南和嵩洛(豫西)这两个区域。通过辨认这种结构性特征,他把文献现象、传说现象转化成空间问题。
如果这些传说保存了某些早期历史记忆,那么这些区域的地下究竟存在什么样的考古遗迹?所以文献在这里不是结论,而是问题的起点。而且,晋南和嵩洛这两个地方在空间上跟他的经历也紧密相关。殷墟考古是在河内地区,在晋南和嵩洛的东边;周秦考古,在晋南和嵩洛的西边。徐旭生凭借超强的空间感,决定对关中的周地和河内的商地之间这片没有经过系统探索的地方,做夏墟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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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徐旭生在好友鲁迅的催促下出版《徐旭生西游日记》三册,介绍考查团的工作情况
三
1959年,已经71岁的徐旭生先生带领他小小的调查队进入豫西。从西北考察,到陕西考古,到夏墟考古,这已经是他第三次组织有探索性的田野行动,这种经验是非常罕见的。
当时在洛阳参加劳动的所中同事都不看好这个考察,而且他跟河南当地的考古所领导许顺湛见面的时候,许先生的回忆也是他们当时根本就没有想过夏文化可以是个考古学问题。直到在颍水上游,徐旭生带领考古队发现了后来著名的王城岗遗址,早期夏文化的一个重要地点;随后进入偃师,在那里发现了规模庞大的二里头遗址。但根据当时的历史地理材料辨析和考古标本的比较,徐旭生认为那里应该是商都西亳所在,并没有把二里头认为是夏都。这一点其实非常重要,它提醒我们,徐旭生先生真正的贡献,不是正确地指出了二里头就是夏,而是改变了问题,改变了探索本身。
日后,虽然许顺湛、张光直、邹衡诸位先生先后提出二里头是夏文明,而且偃师商城的发现为西亳找到更合理对应的考古遗迹,但是徐先生把“夏商之变”这个大家认为很渺茫的古史传说问题,变成了一个在洛阳盆地东段、偃师巩义之间、伊洛河沿岸20公里这样一个非常小的具体范围的考古学问题。以后几十年的辩论,不管认为二里头是夏还是商,都没有脱离过徐旭生发现的这个时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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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1943)中,徐旭生系统厘清炎黄、尧舜禹等上古传说的历史内核 图片均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提供
四
徐旭生先生是夏文化考古的开创者,其中至少有三方面的意义。
第一,他改变了夏史研究的证据结构,把一个主要存在于经典和历史记忆中的问题,转化成为现代考古学可以不断检验的问题。
1959年以前,夏主要存在于古史文献、历史地理和传说研究里面,之后则变成了一个可以通过调查、发掘、地层学、类型学等各种科学方法不断检验的考古学问题。1963年制定的考古学十年规划,正式将“夏文化的探索与商文化的渊源”列为研究课题。也就是说,这一个人推动的研究方向由此成为了国家制度化的科研项目,一直到今天。徐旭生最初设计的夏墟考察也包括晋南盆地,但由于麦收,未能如愿展开,1959—1963年考古所山西队等机构在晋西南开展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襄汾陶寺、夏县东下冯等夏文化研究的重要遗址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进入考古学视野。从研究问题的连续性来看,晋南的这些工作是徐旭生先生夏墟调查的延伸。
第二,他在文献和考古之间建立了一种非常有创造力的关系。文献既不是裁定考古材料的权威,也不是必须排除的干扰,这跟史语所传统是很不一样的思路。他认为文献在经过批判之后是可以用来提出问题、寻找线索、建立空间假说的历史资源,而最终的判断则必须回到田野证据。
第三,他拓展了中国文明研究的时间和空间尺度——从殷墟向前,进入了龙山时代和二里头时代,从单一都邑(安阳),进入了豫西、晋南乃至更大的区域网络。中国文明起源因此获得了一个更长时段、更大空间的考古框架。
过去,殷墟被认为是文明社会的开始,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有文字,那么当把之前的夏代,把二里头、陶寺这样的遗址放进文明序列的时候,就得重新修改文明的定义了。这是现在大家依然在争论、探索的问题。
回望徐旭生先生的一生,我们会看到一条很有意思的道路:他自小修习儒学、宋明理学与心学,在法国获得哲学与社会学训练,再到西北考察;从周秦经典文明向前追溯到传说时代,最后再进入豫西的田野。从哲学进入考古,不是思想的终止,恰恰相反,考古是他把哲学思想落实到大地上的一种方式。
徐先生并没有留下一幅已经完成的中国文明起源的地图,他留下来的是一种不断重新打开这幅地图的方法——在世界与中国之间,在经典与大地之间,在传说与物证之间不断地往返,既能够根据传说文献的分析,大胆地提出历史问题,又能让新的考古材料不断地修正我们的答案。这就是50年之后,我们纪念徐先生的最重要的原因。
(作者单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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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50年之后,我们纪念徐旭生先生的最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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