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七旬老人变“老赖”！四年前被企业上门骗做股东‌

近日，辽宁丹东的邢女士向澎湃公众互动平台“服务湃”（https://tousu.thepaper.cn）反映，其72岁的父亲邢玉秀被冒用身份登记为辽宁匡骐艺术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并因此成为“老赖”被法院“限高”。

邢女士说，事件缘起于一场骗局，她的父亲是一名低保老人，2022年8月24日，一名李姓女子以辽宁匡骐艺术品有限公司名义来到家中慰问，称可以提供工作岗位，逢年过节发放米面粮油，并以此为借口要求邢玉秀提供了身份证和短信验证码。第二天，这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就变更成了邢玉秀。

“我们对这些毫不知情，那时候该公司已经陷入一场合同纠纷，就是临时拉我父亲来垫背的。”邢女士说，很快邢玉秀就成了“老赖”并被法院“限高”，多年来不仅影响老人出行，也给他带来很大心理负担。

2024年4月，沈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认定该登记属于冒名并予以撤销，沈阳中院随后也在终审裁定中驳回了追加邢玉秀为被执行人的申请。律师表示，涉事公司行为涉嫌违反多条法律规定，若邢玉秀决定追责，可向公安机关报案。

七旬老人被冒用身份，莫名成为企业法人并被“限高”

72岁的邢玉秀是辽宁省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的一名低保老人，常年体弱多病，平日仅靠低保金维持生计，却无故被牵扯到一场合同纠纷当中。

2023年7月13日，父亲邢玉秀突然收到来自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送达的一份传票，称其在一起合用纠纷案中被申请追加为被执行人，传唤其于7月21日到庭接受询问。

据邢女士回忆，2023年7月13日，父亲邢玉秀突然收到来自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送达的一份传票，称其在一起合同纠纷案中被申请追加为被执行人，传唤其于7月21日到庭接受询问。

这份传票系朴某与辽宁匡骐艺术品有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的执行程序，因该公司未按期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6万元还款义务，法院穷尽财产查控措施后未发现可供执行财产，申请执行人朴某遂向法院申请追加公司股东岳常月、邢玉秀为被执行人，在各自未出资范围内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邢女士说，父亲大半辈子从未涉足商业经营，对“法定代表人”“股东连带责任”等概念全然陌生，她起初怀疑是法院弄错了，但在看到涉事公司的名称后，她想起了另一件事，并由此笃定父亲邢玉秀是被人冒用了身份。

一个多月后，当邢女士再次联系该李姓女子询问工作进展时，发现自己已被对方微信拉黑，承诺的工作和福利也再无下文。

据邢女士回忆，2022年8月24日，有中间人带着一名李姓女子来到家中，对方自称是辽宁匡骐艺术品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可以为困难家庭提供工作岗位，逢年过节还能发放米面油等生活福利，需要提供老人的身份证和手机验证码办理相关手续。一家人急于改善生活条件，未加防备便按要求提供了信息。一个多月后，当邢女士再次联系该李姓女子询问工作进展时，发现自己已被对方微信拉黑，承诺的工作和福利也再无下文。

邢女士说，收到法院传票后，她查询上述公司工商信息后发现，2022年8月25日，辽宁匡骐艺术品有限公司在沈阳市沈河区完成工商登记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唯一股东由岳常月变更为邢玉秀，“这就是在她来我家后第二天就完成变更的，我们收到法院传票才发现被骗了，老人已经和这家沈阳的公司深度绑定，卷入了一场企业债务纠纷”。

邢女士说，这起案件的源头是一桩普通的艺术品委托拍卖合同纠纷，原告朴某将辽宁匡骐艺术品有限公司诉至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称其与公司签订委托拍卖服务合同并支付6万元服务费后，约定的藏品未完成拍卖，故起诉要求解除拍卖服务合同、返还6万元服务费并由公司承担诉讼费用。后续的审理中，两审法院均支持了朴某的诉请，因法院对公司名下银行存款、房产、车辆、证券等财产进行全面查控后，未发现可供执行的财产，随即对公司采取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限制高消费措施，登记为法定代表人的邢玉秀同步被采取限高措施。

市监局撤销冒名登记，法院驳回申请人全部诉请

因邢玉秀年事已高、身体不便，加之居住地丹东去沈阳路途遥远，庭审时他未能到庭。2023年8月17日，法院作出执行裁定，以邢玉秀经合法传唤未到庭、视为放弃举证答辩权利为由，裁定追加邢玉秀为案件被执行人。

2024年1月4日，邢玉秀收到第二份法院传票，案由为“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

申请人朴某不服这份仅追加邢玉秀一人的执行裁定，认为应当同时追加原股东岳常月，遂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2024年1月4日，邢玉秀收到第二份法院传票，案由为“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这一次，邢玉秀在女儿陪同下专程前往沈阳出庭，当庭提交了低保证、多家银行个人账户流水、村委会证明等证据，主张自己身份被冒用、从未参与公司经营、与公司无财产关联。但法院未采纳该答辩意见，判决追加岳常月、邢玉秀二人为执行案件被执行人，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2024年6月18日，邢玉秀收到第三份法院传票，案由仍为执行异议之诉，传唤其于7月1日参加线上开庭询问。

邢玉秀随即向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24年6月18日，他收到法院第三份传票，案由仍为执行异议之诉，传唤其于7月1日参加线上开庭询问。

邢女士说，这一次，他们在案件审理期间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冒名登记问题。据她提供的一份行政决定书显示，沈阳市沈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4年4月30日作出行政决定，认定邢玉秀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登记系他人冒用身份形成，依法撤销该登记事项。

据邢女士提供的一份行政决定书显示，沈阳市沈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4年4月30日作出行政决定，认定邢玉秀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登记系他人冒用身份形成，依法撤销该登记事项。

邢女士表示，2024年5月14日，辽宁匡骐艺术品有限公司委托案外人向一审法院执行账户汇入67100元，全额清偿了生效判决确定的债务本金、利息及诉讼费用。2024年7月18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撤销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对该案的一审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朴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第三方平台“限高”信息仍未撤销，市监局：可自行申诉

终审裁定作出后，邢玉秀一家本以为这场持续两年的纠纷就此落幕，老人的限制高消费措施也会随之解除。但邢女士查询后发现，事情并未完全解决。对于一名年逾七旬的老人而言，未消除的限高记录不仅意味着出行不便，更带来了持续的心理负担。

澎湃新闻记者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核查确认，针对邢玉秀的限制高消费令已依法解除，官方公示的限制消费记录已予以移除

澎湃新闻记者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核查确认，针对邢玉秀的限制高消费令已依法解除，官方公示的限制消费记录已予以移除；但检索天眼查等第三方商业信息平台发现，截至发稿时，邢玉秀的个人信息页面仍标注有“限制高消费”相关标识，未与官方执行信息同步更新。

但检索天眼查等第三方商业信息平台发现，截至发稿时，邢玉秀的个人信息页面仍标注有“限制高消费”相关标识，未与官方执行信息同步更新。

9月7日，澎湃新闻记者先后致电市场监管部门及涉事企业。沈阳市沈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回应称，市场监管部门仅负责工商登记事项的审核与撤销，企查查、天眼查这类商业平台需当事人自行申诉办理。

记者随后多次拨打涉事企业的公开联系电话，但截至发稿对方始终处于占线状态，未能取得回应。记者留意到，天眼查资料显示，涉事公司除了涉及朴某的委托合同纠纷外，还涉及11起合同纠纷成为被告，曾被法院4次限制消费令，涉及金额13.61万元，目前该公司高管有岳常月与王颢霖二人。

对此，北京市京师（上海）律师事务所吴风虎律师向澎湃新闻分析表示，该起案件属于典型的虚假市场主体登记、冒用他人身份案件。限制高消费措施的官方认定与解除均以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公示信息及执行法院的生效法律文书为准，企查查、天眼查等第三方商业查询平台的数据均为抓取同步的公开信息，仅作参考，不具备正式法律效力。当事人可通过民事、行政、刑事三重路径主张权利、扫清遗留影响。

在民事救济层面，吴风虎指出，在相关民事诉讼中，当事人若能举证证明自身系被冒用身份成为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八条规定，主张不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二审法院因债务已清偿直接从程序上驳回起诉，未对冒名登记的实体问题作出司法认定，若后续仍有相关权利纠纷，当事人可据此进一步主张权利。

在行政救济层面，吴风虎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条规定，受虚假登记影响的自然人，有权向登记机关申请撤销该次变更登记；登记机关查实属于欺诈取得登记的，应当予以撤销；若涉事主体拒不配合，登记机关可经 45 日公示后撤销登记，并可对直接责任人作出3年内禁止办理市场主体登记的惩戒。本案中沈阳市沈河区市场监管局已作出撤销登记决定，正是该条款在实践中的适用。

刑事方面，吴风虎认为，本案中相关人员以介绍工作、发放福利为诱饵，骗取老人身份证及验证码办理工商变更，导致老人被追加为被执行人、被限制高消费，若情况属实，该行为已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十七条第（一）项规定。冒用他人居民身份证的，可由公安机关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或者处十日以下拘留，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若危害后果严重，达到刑事立案标准，还可依法追究行为人盗用身份证件罪的刑事责任，“在这起案件中，若当事人决定追责，可向公安机关报案维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