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3年11月20日上午，福建福州，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聚在一起，商议的不是一场普通的地方改组，而是要在国民政府之外，建立一个新的政权。
会议地点并不显赫，局势却异常紧张。此前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十九路军，刚与日军拼过生死，转眼又被调往福建，准备投入围剿红军的战事。军中的抵触情绪，正是在这种强烈反差中迅速积累。
1932年1月28日，日军在上海发动进攻，驻守当地的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兵力和装备都不占优势，他们仍在闸北、江湾一带顽强作战，使日军付出不小代价。战事持续到5月，双方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十九路军的表现得到社会舆论广泛肯定。
但战后等待他们的，并不是奖赏和休整，而是调往福建。蒋介石希望借此削弱地方军队，也希望把这支部队投入“剿共”战场。对十九路军官兵来说，这个安排很刺耳。刚刚与外敌交手，怎么又要把枪口转向同胞？
蒋光鼐、蔡廷锴本属粤系将领，与李济深、陈铭枢等人有长期联系。几方经过秘密磋商，决定以福建为中心，推动抗日、反蒋和政治改组。11月20日，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在福州召开；11月22日，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正式成立，李济深担任主席，陈铭枢负责政务方面的重要工作。
这个政权后来通常被称为“福建人民政府”，其正式名称中包含“中华共和国”几个字。它控制的区域主要在福建，中心城市是福州，并试图把厦门等地纳入统治范围。根据当时的规划，行政区划分为福州市、厦门市以及龙汀、闽海、兴泉、延建等省级区域，辖区人口约一千万。
有意思的是，它并非临时拼凑出来的军事指挥部，而是搭建了一套相对完整的政治架构。政府设军事、文化、经济等委员会，并设置外交、财政部门和最高法院、国家保卫局。军队改称人民革命军，旗帜、印信、文告和施政纲领也陆续推出，俨然要以一个新政权的面貌出现。
其政治口号集中在民族独立、自由平等和反对帝国主义上。《最低纲领十八条》提出收复东北失地、废除不平等条约、发展教育等主张。这些目标并不新奇，却击中了当时中国最迫切的矛盾：外敌压境，内部争斗不断，普通民众缺少土地和受教育的机会。
土地政策尤其值得注意。福建人民政府提出土地所有权收归公有，按照“耕者有其田”的原则实行计口授田，同时鼓励开垦荒地。新开垦土地可享受若干年免税待遇，并允许开垦者长期使用。政策能否充分落实，受制于政权寿命过短，但它至少说明，建立者已经意识到农民问题不是枝节，而是政治能否站稳的根基。
当时曾有人劝十九路军不要走得太快。蒋光鼐据说回应：“我们打日本人，难道错了吗？”这类话未必是完整原话，却反映了十九路军内部的真实心态：他们并不愿意成为地方割据者，更不愿意把主要力量消耗在内战中。
更早之前，中共中央就曾尝试争取十九路军。1933年，双方代表在福建、瑞金之间接触，并达成过抗日反蒋方面的协议。红军与十九路军若能形成稳定配合，或许会给蒋介石造成更大压力。遗憾的是，双方互信不足，加上苏区领导层判断迟疑，军事合作始终没有真正展开。
蒋介石没有给这个政权留下发展的时间。福建事变发生后，他迅速调集第二路军、第四路军等部队，组成“讨逆军”，总兵力达到十一个师左右，并亲自赴前线部署。南京方面将其定性为叛乱，军事解决几乎不可避免。
福建人民政府的问题也很明显。它得到的支持主要来自部分军政人物，地方社会动员尚未完成，财政、粮食和兵员补充都十分困难；十九路军虽有抗战经验，却长期处于疲惫状态，内部意见也并不完全一致。面对中央军持续推进，防线很快出现缺口。
1934年1月13日，蒋介石指挥的部队攻入福州，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实际上覆灭。1月21日，漳州失守，残余力量被迫瓦解，主要成员有人出走，有人被迫妥协。存在五十三天的地方政权，就这样从福建政治版图上消失了。
十九路军番号随后被撤销，但“一·二八”抗战留下的军事声誉没有因此抹去。李济深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蒋光鼐曾任纺织工业部部长，蔡廷锴担任过国防委员会副主席，陈铭枢也进入国家政治生活。那面未获国际承认的旗帜没有维持多久，参与其中的人，却在此后的中国政治进程中留下了各自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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