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
“上级领导曾让我写一个关于当地某行业的情况反映，以便制定出台相关办法。我用AI工具列举了四方面的问题表现，让它给我匹配四个发生在当地的真实案例。它很快给我匹配好了相关案例，数据、地名、当事人等都非常详细，看上去似乎无懈可击。结果，差点捅出‘大篓子’。”
据《廉政瞭望》报道，近日，某县一名干部宋平讲述了自己使用AI工具的情景，他在提交这份材料前，为了保险起见，对AI匹配的案例进行了核实，“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四个案例中，两个张冠李戴，两个凭空捏造。这个案例给各级干部和企事业单位都上了堂“警示课”。
身处AI时代，很多人都在使用AI，但也要有边界，比如，不能用AI造谣、生成论文等。那么公职人员能不能用AI写材料？拿上述干部体验来说，明显不适合用AI写作，一方面，用AI写出的材料错误百出；另一方面，AI代替干部亲自走访、核实资料等，致使材料缺少“泥土味”。
任何人写材料，首先要获取真实信息、真实资料，其次是动手写作。但AI提供的信息与资料，无法保证真实性、准确性，如果贸然使用，将会对决策等产生严重误导。例如上述干部要写的材料是为制定出台相关办法作参考的，必须反映行业真实情况，否则制定的办法会“走样变形”。
该干部经过核实发现AI不靠谱，避免了捅出“大篓子”。但记者在多地调研采访时发现，有的干部对AI工具的使用，正从辅助参考滑向代笔依赖，“AI幻觉”风险开始渗入严肃工作场景。更有个别干部过度依赖AI，但又忽略了AI可能带来的风险，从而给基层治理带来了全新问题。
由此可见，此前公文起草屡屡被曝出抄袭事件，如今又因为使用AI带来新的风险。这既是“懒政病”，也是因为对新问题缺少设防。中办、国办2012年印发的《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对公文作出规范，规定公文拟制“一切从实际出发”，但若用AI写公文，大概率偏离实际。
那么，该不该“一刀切”禁止使用AI起草公文呢？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既要看到使用AI有好处，比如可以为公文起草提供参考，为部分材料提供线索，可起到一定辅助作用，也要看到在AI时代禁用AI是禁不住的。唯一的办法就是以问题为导向，对公文起草使用AI要划清楚边界。
即AI工具在公文起草中只能起辅助作用，决不能将公文起草全交给AI并充分信任。至于哪些公文起草工作可以借助AI，哪些工作禁止使用AI，要有明确规定。譬如，需要反映行业、地方真实情况的材料，必须要亲自调研、核实，决不能用AI来写，否则应视为抄袭，依规严肃处理。
除了要对使用AI起草公文划清边界，还应该对AI时代的公文加强审核，甚至必要时要使用一些专业技术手段检测公文有没有“AI成分”。因为无论是官方材料还是公报、通知等，都代表了相关部门、单位的真实意思，一旦出现抄袭、错误等问题，都有可能严重损害发布者的公信力。
不仅各地各部门要针对公文抄袭、使用AI问题进行严格规范，《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是否有必要与时俱进予以修订，也值得思考。如果该条例对公文拟制环节使用AI、搜索工具等作出明确规定、划清边界，不但能避免公文抄袭现象，也能防止公文出现AI带来的各种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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