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那几天，北京的冬风很硬。杨勇遗体告别的消息传出后，许多干部、战友和群众准备从外地赶来。治丧会议上，杨尚昆却郑重说明：外地同志不要专程来北京；已经来到北京的，也不要参加追悼会。
这不是冷淡，更不是阻拦告别。
杨尚昆考虑的是现场秩序和安全。仅遗体告别当天，参加者就已有数千人，若各地人员全部涌入，北京很可能难以承受。可即便如此，仍有一万多人前来送行。这个数字，已经说明杨勇在军队和群众中的分量。
杨勇于1983年1月6日在北京逝世。此前两年，他被查出患有癌症。手术之后，病情出现反复，医生曾向他说明，能够争取的时间已经不多。
换作旁人，听到这种消息，难免心神大乱。杨勇却没有把时间耗在哀叹上，而是把身边的工作一项项理清，能够交代的立即交代，涉及部队建设的问题，也抓紧向前来看望他的同志提出意见。
病房里，他仍然谈部队、谈训练、谈干部工作。手臂依旧会随着语气抬起，声音也没有失去往日的力量。只有洁白的床单、墙边的医疗器械和浓重的消毒水味，提醒着来访者，这位久经战阵的将军已经病得很重。
有同志劝他继续接受更强的治疗，甚至提出使用干扰素延长生命。杨勇听完后，态度十分明确：“我的病情，我自己清楚，不要再浪费国家和人民的钱了。”
这句话并非拒绝治疗，而是他对病情和现实作出的判断。长期革命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军队工作，使他形成了一个习惯：遇到困难，先算国家需要，再算个人得失。到了生命末期，这种习惯仍没有改变。
杨勇还提出过回家看看的愿望。回到家中时，家人让他看看刚出生不久的孙女。孩子只有两个多月，尚不会说话，只是安静地躺在那里。杨勇看了很久，叮嘱家人好好照料，言语不多，却流露出少见的不舍。
还有一件小事，颇能看出他的性格。
他小时候吃过一种蛋花，始终记得那个味道。家人和厨师照着做出来，他尝了几口，摇头说不像。大家劝他休息，他却坚持亲自下厨，重新做了一锅。病中的将军，难得像个普通老人一样，围着家人谈吃饭、谈记忆，屋里的气氛也因此轻松了些。
这种轻松没有持续太久。病情恶化后，杨勇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但他仍然尽力把该办的事情办妥。过去几十年，他承担过作战指挥、部队建设和重要领导岗位上的责任，临终前最挂念的，依旧不是个人身后事，而是手头的工作有没有交接清楚。
杨勇之所以被称为“三杨”之一，不只是因为军衔和职务，更因为他在战争年代确实长期处在一线。杨成武、杨得志、杨勇三位开国上将，作战风格各有不同，而杨勇给人的印象尤其鲜明：敢打硬仗，也敢承担风险。
他原名杨世峻。少年时期在湖南浏阳文家市里仁学校读书时，受到校长陈世乔的影响，逐渐认识到“勇”并不是逞强，而是在危急关头敢于担当。后来，他把名字改为杨勇。这个名字伴随他走过了土地革命战争、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他的身体上留下多处战伤。中央苏区作战时，子弹擦过头部，鲜血流满面庞，他简单处理后继续指挥。长征途中，为掩护部队行动，他的大腿被炮弹击伤，仍坚持参加战斗。
1935年土城战斗中，杨勇面部中弹，伤势一度影响说话。不能开口指挥，他便用笔写下部署，继续组织部队作战。纸上的字迹和血迹交织在一起，这不是传说式的渲染，而是战争年代许多指挥员不得不面对的真实处境。
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平型关附近战斗中负伤，后来又在山西地区组织对日作战时肩部中弹。几处伤口，分布在头部、腿部、面部和肩臂，几乎每一处都与冲锋、阻击和指挥有关。
毛泽东曾评价杨勇是文武双全的猛将。这个评价并不只指他能打仗，也包含着他在复杂局面中组织部队、处理问题的能力。战争结束后，杨勇担任过重要军政领导职务，依然保持着直率、果断的作风。
临终前，他对前来探望的同志说：“别担心，就是有点累，想睡觉了。”不久之后，这位经历过枪林弹雨的将军安静离开了人世。
治丧安排传开后，仍有不少人赶到北京。有的见过他在战场上的身影，有的只是在报纸和军史中知道这个名字。他们排队告别，遵守现场安排，没有喧闹，也没有拥挤。八宝山那场冬日里的送别，最终成为许多老战友记忆中难以忘却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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