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特蕾莎修女也被当成罪犯

她把病人接回家，慢慢家里成了教会祷告被写成了“迷信”没有具体伤害，刑法不该进来法律的每一次定性，都在教人下一步怎么做不要再培养一群麻木的看客改变人的精神，要回到善恶的源头世界把善叫作恶，但我们仍然要去爱

1948年12月21日，特蕾莎修女第一次走进加尔各答的贫民窟。

那时，她还没有后来遍布世界的照护机构，也没有一笔现成的经费。她去看望住在那里的家庭，洗孩子溃烂的伤口，照料病倒在路边的老人，陪着快要死于饥饿和肺结核的女人。

后来人们讲起这一天，记住的是那些孩子的伤口，路边的老人，还有那个已经快等不下去的女人。没有人先去审问，她当时是不是已经注册了一处宗教场所，是否得到了当地政府的许可。她没有先把这些事情办好，再去碰那些伤口，而是先去照顾眼前的人。

她还在露天教贫民窟里的孩子读书，身边没有教室，没有钱，可能也没有什么办学许可。后来，过去的学生一个个来找她，愿意帮忙的人来了，钱也有人送来了，原来一个人做不过来的事，有了更多人一同承担。再往后，当地官员看见这些照护确实在帮助穷人，就提供了房屋，城市的救护车也开始把流落街头、病得很重的人送过去。

特蕾莎修女说：“上帝仍然爱这个世界，祂差你我去成为祂对穷人的爱与怜悯。”她说的不是一种抽象的爱。一个人饿了，先给他饭；伤口烂了，先替他洗；一个人孤零零地快死了，至少让他在最后一程知道，这世上还有人把他当作一个人。

在诺贝尔奖演讲中，她讲到一个从排水沟里抱回来的临终者。他的身体已经生了蛆，被清洗、安置和照顾以后，他说，自己像动物一样活在街上，如今却可以像天使一样死去，因为有人爱他，也有人照顾他。她并不以做了多少事来衡量爱，她看的是，做这件事时，人究竟放进去多少爱。她还说：“爱若是真的，就会疼。”

她说的“疼”，落在每天的生活里：夜里不能走，手要碰到伤口和污物，自己也很累了，第二天还得再来。一个人做不完，就找第二个人，今天有人守夜，明天也得有人接上，钱不够，就要有人出钱。爱到了这一步，自然会留下名单、管理、负责的人和金钱往来。

我们今天当然会赞美这个故事。可如果把“特蕾莎”这个名字拿掉，把同样的事放到我们熟悉的城市呢？一个基督徒走进病房，清洗伤口，为病人祷告，后来更多信徒来了，有人帮忙，有人联系，有人奉献，再把钱花在医药、饭食和护理上。我们会先看见病人，还是先看见宗教人员、聚集、负责人、资金和所谓迷信活动？

我办过这样的案件。那些弟兄姊妹，我在会见室里听他们哭过，听过他们在失去自由以后，还一遍遍问外面的老人有没有人管，病人的药有没有接上。我们在这些案子里相遇，也在信仰里彼此相交。

有一次，她在会见室里跟我讲起最早的那些年。那时还没有后来那间教会，只有她自己的家。先是有人来看她，有人身上有病、有痛，听她读经，和她一起祷告；这些人走了，又把认识的人带来。后来，一些做传销赔了钱、连家都不敢回的人被送到她那里，她每天煮一大锅稀饭，让他们先住下，吃饱，有了力气再回家。

再后来，病人也来了。房子只有八十平方米，最挤的时候，里面住着十多个病人。她给他们读经、祷告，照顾他们的生活，也管一天三顿饭。有人住二三十天，有人住几个月，来了就住，能回去时就走。许多人没有给过一分钱，偶尔有人奉献，也只是零碎的小钱。

这些花费，最初都从她自己的积蓄里出。积蓄花完了，她就卖家具，家里能卖的东西一点点卖掉，自己却穷到去捡菜叶子吃。那间房子慢慢连一个家的样子都没有了，到处是病人和铺盖。人来来往往，有的是病人，有的是信徒，大家在同一间屋子里吃饭、读经、祷告，教会就是这样在她家里慢慢聚起来的。

这就是那间教会最早的样子。没有牌子，没有办公桌，只有一口天天煮稀饭的锅，一间挤满病人和铺盖的家，还有一个已经穷到去捡菜叶子吃，却还在往屋里接人的人。

我读特蕾莎走进贫民窟的故事，常常会想到这间屋子。地点隔得很远，事情却都是从看见那些有需要的人开始的。特蕾莎的故事后来被全世界赞美。到了这间屋子，病人、稀饭和卖掉的家具却慢慢从案卷里退了出去，只剩下“聚集”“奉献”“负责人”和“迷信”。

后来，她把家和教会分开了，照顾人的事却没有停。谁家里有人住院，谁已经熬不下去了，教会里的姊妹还是会去。

有一位母亲得了重病。女儿还要工作，家里有老人孩子，医药费和护理费一天一天往上加，人却一天比一天撑不住。她后来回忆，那段日子把她压得几乎崩溃，有一阵甚至不想活了。

教会里的姊妹来了。

她们没有把病人从医院带走，也没有叫家属停药。有人煮粥，有人喂药，有人清理伤口，有人夜里留在医院，让已经熬不动的女儿回去睡一会。祷告完了，第二天的饭还要送，医生的话还要听，药也照样吃。

我看过病人当时的照片。腋下、手臂和腿上，有大片已经破溃、结痂的伤口。那不是说几句安慰的话就能过去的病痛：伤口要清理，身体要擦洗，人起不来，还要扶着去厕所，做这些事的时候，气味、污物和疼痛都在。我看着照片都觉得生理不适，她们的手却一直在清洗、照料。她们没有收费，也没有谁因为多守了几个晚上，就被人记住。

另一个女人受伤住院，已经付不起每天两百多元的护理费，只好想着出院。有人把她接到家里，帮她洗脚，照料生活，夜里陪着；她大小便不方便，也有人留下来帮忙。还有一个女人，心里也快撑不住了，她自卑、封闭，常常发脾气，婚姻也走到了边上，那位姊妹没有躲开，抱着她哭，为她祷告，哭到声音都哑了。

洪水退去以后，屋里全是淤泥，她又带人进去搬泡坏的家具，铲泥，清理那些发臭的东西；疫情最紧的时候，她和身边的人冒着被感染的风险在第一线做志愿者。在她们的信仰里，病床上的人不是一个麻烦，基督说，做在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做在他身上。在她们手里，这句话是一顿饭，是一盆水，是一双洗脚的手，也是一夜夜没有合上的眼睛。

她们在病床边做饭、守夜，也会为病人祷告。有一次，病人住在医院，医生准备手术。有人去探望，带了水果、牛奶和红包，握着她的手祷告，求上帝借着医生的手使手术顺利，末了说了一声“阿门”。

后来警察却问：“这是什么仪式？”再往后，这就成了“赶鬼治病”的迷信。医院还在，手术还在，劝病人配合治疗的话也还在；可到了案件的指控中，最显眼的成了“赶鬼治病”和“迷信”，送给病人的红包、守过的夜、洗过的伤口，全都被选择性忽视。

一次探望并不难，难的是病人躺了几个月，第二天、第三天还有人来。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得去找别的人，今天有人守夜，明天就得有人接班，药费和护理费凑不齐，就得有人管钱、记账，知道每一笔钱是谁送来的，又花在了哪里。

可同样的东西进了案卷，参与的人成了成员，召集的人成了负责人，给病人的钱成了敛财，做完这一切以后的祷告，又成了宗教活动。病人、伤口、清粥、手术和120一样样退到后面，剩下的词排在一起，看上去便像一张犯罪结构图。

这正是让人心里发凉的地方。一个人明明在帮助人，我们却先看见他信什么，随后便拿这个信仰，替他做过的所有事下了结论。那些被帮助的人究竟受到了伤害，还是得到了医治，钱最后用在了哪里，反而没有人真的关心。

宗教里当然可能有恶。有人若借病人的绝望骗钱，声称自己包治百病，逼人停药，阻止手术，隔绝家属，或者用宗教权威控制和伤害别人，无论披着什么外衣，都应当查清，也应当承担责任。

可这个罪名并不叫“利用迷信罪”。法律要惩罚的，是利用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破坏法律实施”这后半句，不是罪名里几个可有可无的字，它是办案机关必须完成的证明。

哪一部法律、哪一项行政法规，原本应当怎样实施，具体是谁，用什么行为破坏了它？病人被骗了吗，交过钱吗，停药了吗，手术被耽误了吗？有没有人因为所谓“驱鬼治病”受伤，还是病人一直住在医院，照常做手术、用药，身边只是多了几个为她做饭、守夜、祷告的人？这些事，一件都不能猜，得用证据说清楚。

祷告是否合乎某一教派的教义，办案人员可以不理解，也可以不相信。可不相信一件事，和证明它破坏了法律实施，中间还隔着一整套犯罪构成和证据标准。这一步，刑法不允许任何人靠偏见跨过去。

行政手续也不能替刑法把这一步跳过去。就算一个宗教团体在登记、场所或者募捐上存在行政管理问题，也要说清楚究竟违反了哪一项规定，带来了什么现实危险，该补正，该制止，还是已经严重到必须动用刑罚。没有登记是一个问题，有没有犯罪是另一个问题。

只有查到了具体的欺骗、强迫病人拒绝治疗、非法获利和伤害，刑法才有进入的理由。若病人没有停药，手术没有耽误，没有人从中骗钱，留下的只是送饭、守夜、照料和祷告，刑法就不能为了证明一个标签没有贴错，再去想象一个并不存在的被害人。

法律其实明白，一个人在紧急关头愿意伸手，需要被保护。《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它当然不是说热心可以代替专业，而是在保护一个人看见别人倒下时，还愿意上前的那一点勇气。因为如果每一次伸手都要先把未知的风险算完，最安全的选择，只能是不动。

赵宇为了制止正在发生的侵害而出手，曾被采取强制措施，案件一度被按防卫过当处理，后来检察机关重新审查，认定他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依法不负刑事责任。陆勇自己长期患病，他帮助同病的人购买价格较低的药物，没有从中获利，检察机关查明购药、转账和帮助病友的具体经过后，作出了不起诉决定。

这些案件后来得到纠正，意义并不只是还一个人清白。法律的每一次定性，都在教旁边的人下一步怎么做：再看见有人受侵害，要不要上前？病友买不起药，要不要帮忙？一个没有护工费的病人躺在那里，自己要不要多管这件闲事？

涉宗教案件也一样。若祷告总比医院更容易被记住，奉献总比钱最后帮助了谁更容易被计算，负责人身份总比他叫过的120、送去医院的老人更容易进入结论，人们很快就会明白怎样保护自己：探望一次可以，不要长期承担；给一点钱可以，别去召集别人；心里同情可以，不要做负责人；最重要的是别把信仰说出来。

照顾者被带走以后，病人最先付出代价。伤口不会自己愈合，饭仍要吃，身体仍要翻，夜里仍会痛；案卷里多了一个被告，病床边却少了一个能留下来的人。病房外面的人也都在看，孩子也在看，他们会慢慢学会，别问这件事对不对，先看它会不会给自己惹麻烦。

这样的经验积得多了，人便不再相信自己看见的东西。眼前明明有人弯腰、送饭、叫救护车，还要等一个机关告诉他，这究竟是善，还是恶。良知一点点退下去，安全取代了是非；人人都很清醒，也都很会保护自己，可一个人倒在路边时，四周只剩下懂得规避风险的人。

鲁迅到日本学医，原是想救治像他父亲一样的人。父亲久病，他少年时几乎天天往返于当铺和药店，在高高的柜台前典当家里的东西，再拿着钱去买那些难寻的药引，可父亲后来还是死了；这段经历使他记住了病人的苦，也记住了家属在绝望中四处求药的心情。

可医学课上那张日俄战争的幻灯片，却让他看见了另一种病。一个中国人被捆在中间，等待砍头；旁边站着的也是中国人，身体强壮，脸上却是他后来写下的“麻木的神情”。他们不是来救人，也不是来问发生了什么，只是来“赏鉴”这场杀人。

鲁迅受到的震动，不只因为一个同胞将要被杀，更因为四周那些还活着的人已经不觉得痛了。别人的死落在眼前，只剩一场热闹；身体再强壮，如果心已经麻木，人仍然可能成为任人杀戮的材料，也可能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做一个看客。

这种麻木不是一天形成的，一个社会若反复告诉人，被捆住的既然已经叫作“罪犯”，就不必再问他经历了什么，替他说一句话可能惹祸，跟着人群却最安全，久而久之，人便会把良知收起来，先学会在人群里保住自己。标签替代事实，惩罚被包装成正义，恐惧教会每个人先保护自己。有同情心的人付出代价，沉默的人得到平安，跟着喝彩的人甚至显得立场正确。到最后，冷漠不再让人羞愧，反倒成了懂事。

这也是《药》最让人发凉的地方。一个父亲急着救患病的孩子，买下的却是蘸着另一个人鲜血的馒头；被杀的人已经被说成疯子和罪犯，于是，爱孩子的父亲也可以吃下一个受难者的血，并且始终觉得自己只是在救人。善恶被颠倒以后，可怜的人并不会自动站到善的一边，他也可能顺着那套已经替他安排好的说法，成为伤害的一部分。

所以鲁迅弃医从文。他仍然想救人，只是他看到，医治一个民族，不能只医身体上的病。还要有人去唤醒人的精神，使人不再把别人的苦难当作热闹，不再因为一个标签，就把自己的眼睛和判断一并交出去。

这个追问到今天也没有过去：一个照顾病人的人被当成罪犯，围观的人却觉得理所当然，那张幻灯片上的看客就还在我们中间。鲁迅想用文字唤醒人的精神。可人醒过来以后，靠什么知道何为善，何为恶？一颗已经习惯自保、习惯冷漠的心，又怎样重新感到别人的疼？

其实，醒来还不是全部。人里面的恐惧、自保，还有把另一个人推出去换取自己平安的冲动，若没有改变，清醒的人也可能很快找到下一个可以牺牲的人；人的精神要改变，得先看见福音。

福音把人带回善恶的本源：善恶不是谁有权谁说了算。人是上帝按自己的形象所造，不能因为贫穷、疾病、软弱，或者被贴上某个名字，就失去尊严；人的尊严不是权力赏赐的，伤害也不会因为盖了章，就变成正义。

《以赛亚书》说：“祸哉！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的人。”病床边那盆水，送去医院的老人，还有被笔录特意圈起来的那声“阿门”，都把这句警告送到了我们面前。

福音书里的耶稣，总是往被人躲开的地方走。他医治病人，触摸麻风病人，让被排斥的人重新回到人群中；可是，他的医治被说成倚靠鬼王，他对罪人的接纳被看成冒犯，最后，无罪的人被列在罪犯中间，钉在城外。

创造生命的主来到人中间，医治、怜悯、赦免，人却把爱叫成亵渎，把光叫成黑暗。有人控告，有人洗手，有人执行，也有人站在旁边看。每个人似乎只做了自己手里的那一点事，合在一起，却把无罪者送上了十字架。

可上帝没有站在看客中间。祂进入那个被羞辱、被误解、被定罪之人的位置，亲自承受鞭伤、干渴和死亡。十字架上的爱，不是对恶保持沉默，也不是叫受苦的人认命。它一面揭开恶，让所有冠冕堂皇的借口无处躲藏；一面又担当人的罪，使一颗已经硬了的心重新知道羞耻，也重新为别人的痛而痛。

耶稣曾为耶路撒冷哭，那座城有圣殿，有祭司，也有治理者，却不知道什么才真正关乎平安。今天，上帝看见的也不只是一份案卷里的对错，祂看见一位母亲躺在病床上，看见女儿已经撑不住，看见有人留下来清洗伤口，也看见我们怎样用一个标签，把这些手从病人身边拿走，再把这些写进判决。

这是我想到这些案件时，心里最深的悲哀。一个民族若慢慢习惯了这种颠倒，看见怜悯不再起敬，看见不义也不再感到羞耻，失去的就远不只是几项公益和互助。人会失去分辨善恶的能力，失去在他人受苦时感到疼痛的能力。到最后，只剩下一群麻木的看客和只会鼓掌的群众。

法律也会失去自己的道德根基。人们敬重法律，不只是因为它有警车、手铐和审判庭，还因为相信它会惩罚伤害，保护无辜。若冷漠比照顾更安全，伤人的手安然无事，救人的手反倒被带走，条文和印章都还在，法律让人信服的理由，却已经被掏空了。

当然，十字架也会审判教会。若教会拿祷告堵住病人去医院的路，拿奉献供养少数人的享受，拿属灵权柄控制软弱的人，抛弃了那些为义受捆绑的人，失去了教导善恶的勇气，那就是恶，不会因为说着上帝的名字便变成善。可国家也不能因为不接受一种信仰，就把教会真实的照顾抹去。善恶要回到真实的行为和真实的伤害，不能因为一个标签定罪，也不能因为有一个标签就免罪。

善恶一旦被颠倒，最可怕的，就是每个人都失去方向。

真正的犯罪必须惩罚，我们不需要靠美化任何人来保护信仰。可病人仍要有人送去医院，伤口仍要清洗，绝望的人仍需要有人抱住，洪水退后，屋里的泥也总得有人铲出去。

有一段常被称作特蕾莎修女《不管怎样》的文字，后来被贴在仁爱传教修女会加尔各答儿童之家的墙上。它原本出自肯特·基思，却因为特蕾莎修女和修女们真实的生活，被许多人记在了她的名下。那段话大意是：

人可能不讲道理，还是去爱；做过的善也许很快被忘记，还是去做；把最好的给出去，也许换来的仍是误解和伤害，还是把最好的给出去。

“不管怎样”，不是不问善恶，更不是向不义低头。恰恰因为善恶的标准不在权力和人群手里，爱才不必等这个世界先变得公正。该说的真话仍要说，该反对的罪仍要反对；病人还在那里，饭还没有吃，伤口还在疼，照顾他的人仍然要走过去。

即使照顾这些人，会留下聚集、分工、奉献和负责人的痕迹，总有一些人不会因此把爱缩回心里，只留下一种不会给任何人添麻烦的信仰。教会里的相爱，本来就落在这些事上：“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这些事你们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

特蕾莎修女所说的“小事中的大爱”，从来不是轻省的事。爱若是真的，就会疼。

我们守住的不只是一些慈善活动。一个社会还能不能把受苦的人当人，法律还能不能分清救人的手和伤人的手，一个民族还有没有面对善时起敬、面对恶时羞愧的能力，都在这里。

有一天，我们也会老，会病，会在某个夜里需要另一个人留下来。到那时，能扶我们一把的，只会是一双愿意靠近的手；若连这双手也被惩罚，人失去的，就不只是几个做好事的人，而是我们彼此还愿意作人的根基，法律失去的，则是它为什么配得人尊重的理由。

十字架告诉我们，爱可能被误解，也可能被判罪；复活却告诉我们，那些把爱判作有罪的人，并不是最后的审判者。

哪里还有病人，我们就需要跟着祂一起走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