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27年9月下旬，广东大埔三河坝，南昌起义军抵达韩江东岸。山势逼仄，江水横在面前，追兵已经从北面压来。陈毅站在临时指挥部里，面对“主力南下、部分留守”的方案，心里明白，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调动，而是把全军的命运押在两个方向上。
南昌起义爆发于1927年8月1日。起义军撤离南昌后，目标并不是在江西同国民党军队长期周旋，而是取道广东，争取占领潮汕，取得海口和经济来源，再寻找新的立足点。
这个设想并非毫无道理。潮汕地区靠近海岸，商业较发达，又与海外联系较多。起义军如果能够控制汕头，便可能获得补给，甚至得到外部支援。问题在于，部队连续行军，伤病增加，弹药补充困难，而广东地方武装和国民党正规部队早已布下了口袋。
9月下旬，前委决定分兵。叶挺、贺龙率主力继续向潮汕推进，朱德率第25师一部、教导团等约三千人留守三河坝，任务是阻击追兵，掩护主力行动。
命令传达后，陈毅提出了不同意见。他担心，起义军本来就缺乏重武器和补给，一旦兵力分散，任何一路遭到围攻，都很难得到支援。据后来回忆，陈毅曾直截了当地说：“部队一分开，力量也就分开了。”
这句话并不漂亮，却击中了问题的核心。
留守三河坝，看起来是以少数兵力换取主力争取时间。可在敌我通信不畅、各部距离遥远的情况下，掩护部队很可能变成孤军。更麻烦的是，潮汕方向的主力一旦深入，便会失去三河坝这个退路。
朱德没有回避这个任务。他指挥部队利用江河、山地和村落构筑防线，把有限兵力分散到几个制高点，同时安排机动部队准备反击。兵力少，不能处处设防，只能依靠地形迟滞敌军。
10月1日前后，国民党军向三河坝发起进攻。敌军人数和装备都占优势，多次企图渡过韩江。守军凭借堤岸、山坡和简易工事顽强抵抗，战斗持续数日，伤亡十分严重。
有意思的是，三河坝守军并没有把目标定为“击败敌人”，而是尽量拖延时间，保存有生力量。朱德对部下说：“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走，不能把队伍拼光。”这已经不同于南昌起义初期那种依靠正规战取胜的思路。
与此同时，潮汕主力的处境迅速恶化。叶挺、贺龙率部进入潮汕后，在潮州、汕头一带受到优势敌军夹击，后勤线被切断，地方武装又熟悉道路。10月中旬，起义军在汤坑一带遭遇严重挫折，部队被迫撤退，建制逐步瓦解。
叶挺率部突围，贺龙则带领部分人员转移。原本计划中的会合、补给和海上联络，都没有实现。潮汕失利并不是某一场战斗单独造成的，而是兵力分散、敌情判断不足、补给中断等问题同时爆发的结果。
三河坝的守军完成阻击后，也不得不撤离。朱德率部转向闽西、赣南，在崎岖山地中寻找出路。一路上，伤员、掉队者和失散人员越来越多，能够保持行动的队伍不断缩小。
这支部队后来在艰苦转战中保存下来，并于1928年4月同毛泽东率领的部队在井冈山会师。会师时，朱德所部已经远非三河坝时期的规模，但其中不少官兵成为后来红军的重要骨干。
所以，三河坝分兵不能简单说成“留守部队得以保存、主力部队遭到失败”这么几句话。它既暴露了起义军仍然习惯于正规军作战，也说明当时的指挥体系、情报工作和群众基础都很薄弱。部队想夺取城市，却没有足够力量守住城市；想依靠海港，却没有可靠的交通和补给保障。
陈毅多年后仍对这次分兵念念不忘。1950年代谈及南昌起义时，他曾批评三河坝分兵是一个沉重教训，认为把叶挺部队和其他力量拆开，实际上削弱了整体战斗力。这样的评价，带有明显的事后反思，但并非毫无依据。
遗憾的是，历史没有重新部署的机会。假如当时集中兵力，也未必能够战胜广东各路敌军；然而，集中力量至少可以避免两支部队先后被敌人各个击破。战争中，兵力优势固然重要，能否保持相互支援，同样决定成败。
三河坝之后，朱德逐渐放弃固守城市、寻求大会战的办法，转而采取机动游击、避实击虚和保存实力的做法。这个变化不是书本上推演出来的，而是在失败、追击和不断减员中逼出来的。
陈毅的批评，指向的也不只是某一次会议。它提醒人们，革命军队在创建初期并没有现成经验可循，许多后来被反复强调的原则，都是用惨重代价换来的。三河坝留下的，不仅是一场阻击战的名称，也是一支军队从正规战思维走向灵活作战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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