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 | 印学者提议：印不宜再“硬碰硬”，别把绥靖当禁忌

本文共4571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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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西达尔特·雷梅迪（Sidharth Raimedhi）

编译|邓徐勤伟

编译审核|王娇杨

本期编辑|王智

本期审核| 余佳轩

编者按

在印度主流战略叙事中，“绥靖”长期被视为软弱妥协的同义词，基本被排除在印度外交政策的备选工具之外。本文试图解构这一成见：绥靖并不等于无底线屈服，而是一种现实政治工具——当国家面临实力约束与外部战略压力上升时，通过有限、可控的让步换取战略缓冲，缓释外部威胁，集中资源增强自身实力，进而重塑周边安全环境。文章梳理了英国、美国、苏联和俄罗斯等国的对外实践，指出绥靖既有“慕尼黑阴谋”式的惨痛失败，也不乏大国借以达成战略目标的成功案例。其效果并非由概念本身先验决定，成败高度依赖自身实力基础、时机判断、对手属性及配套战略安排。据此，作者认为，当前印度正面临经济结构性困境、军事现代化迟滞、周边潜在对手增多等压力，若继续依赖强硬示强与“筹码外交”进行博弈，可能适得其反。印度应摘除对绥靖的污名化滤镜，将其重新纳入战略选项，在持续壮大经济与军事能力的前提下，借此争取更有利的地区战略空间。南亚研究通讯特编译此文，供各位读者批判思考。

图源：South Asia Times

在印度的战略文化中，几乎没有“绥靖政策”（Appeasement）的容身之处，这在当前形势下颇为遗憾。人们通常将绥靖叙述为弱者为安抚强者而采取的怯懦外交，这既歪曲了历史事实，也曲解了这一概念本身。公众想象中，张伯伦以让步满足希特勒胃口的短视政策，以及尼赫鲁在万隆会议上为新中国打开后殖民世界大门的举动，至今仍是印度战略文化对“绥靖”的全部理解。

但历史记录表明，绥靖政策往往也为主要大国和超级大国所采用，用以与潜在对手重新调整利益关系，从而更有效地推进自身核心实力与安全利益。20世纪初英国对美国的绥靖，以及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对日本帝国的绥靖，都是有力例证。

印度之所以时至今日仍应审视绥靖政策的方法与回报，实有其因。印度正面临系统性的经济压力，其军事实力也深陷结构性泥沼——从采购延误到国产化和现代化，不一而足。可以说，相对于目前与其对立的松散对手阵营，印度的相对军力正在下降。2010年代，印度军方官员还曾自信地表示，印度有能力应对与巴基斯坦和中国的两线作战。但此后形势发生了变化，印度的对手名单也在拉长。与此同时，印度期待已久的制造业腾飞未能在过去十年未能实现——若印度想要在国内实现政治稳定，并做好应对未来战争挑战的军事准备 ，就必须进行宏观政策的调整。

如今，印度面对的是一个更具敌意的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正借助土耳其和中国面向未来的国防工业基础进行武装，这使其能够以低成本实现规模化作战，通过快速采购部署周期实现速度，并通过构建复杂的网络化杀伤链增强杀伤力。在印度的西面，阿塞拜疆、土耳其等一批准对手也在增加。最近签署的《麦加联合防务协定》意味着，印度可能要为同沙特阿拉伯关系转冷做好准备。最关键的是，印度与孟加拉国关系的未来仍高度不确定。两国持续恶化的关系将使中国和巴基斯坦在达卡的影响力进一步加深，因为在对未来进展与稳定缺乏新共识的情况下，德里和达卡都试图动用各自的筹码。

印度奉行强调自信和实力展示的战略文化，这促使印度在处理与孟加拉国、土耳其和阿塞拜疆的关系时，倾向于使用施压筹码。印度对亚美尼亚的军事支持、近来与塞浦路斯交往的突然增多，以及容忍谢赫·哈西娜在德里发表演讲，都是例证。然而，仔细审视过往历史也会发现，这种做法对印度利益而言，可能弊大于利。原因或许在于，这些筹码本身并不足以改变对方的战略取向。

鉴于印度正面临严峻的国内经济挑战、日益增长的准对手名单，以及效果不彰的筹码政策，印度确有必要拓宽战略视野，增添应对策略。

一、绥靖政策为何名声不佳

自1939年以来，绥靖政策便背负着不光彩的名声。理解这种名声的起源及其延续至今的原因，至关重要。

绥靖政策声誉问题源于一个简单的事实：西方战略精英通过大众媒体和教科书传播的共识，试图用一个简单的故事来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把责任归咎于内维尔·张伯伦及其绥靖政策，认为它助长了希特勒的气焰，似乎是一种很方便的叙事。而在大西洋彼岸，罗斯福总统本人也曾希望慕尼黑协议的达成已经满足了希特勒的诉求并进一步避免战争的爆发。由此，就造成了一种印象：软弱的务实让步反而助长了希特勒的不满、领土贪婪和扩张。有趣的是，这一英美的战略共识在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的印度也引起了强烈共鸣。

丘吉尔本人对战争的英雄主义叙述，被主流历史学家所接受。因此，这必然需要一个负面对照，以衬托他所塑造的特立独行、敢于抗争、具有胆识、道德明晰和勇气过人的战时领袖形象。但更容易被遗忘的是，至少从1943年起，丘吉尔本人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就一直在安抚斯大林对东欧领土的贪婪 。罗斯福在这一做法上也同样积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在力量投射方面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奉行绝对安全和前沿部署战略，这要求它在同苏联谈判”势力范围”时保持道义上的强硬。换言之，基于绝对实力的“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几乎没有给绥靖政策这种现实政治手段留下任何空间。直到越南战争的挫败，美国才开始意识到自身力量的局限性，从而为绥靖中国打开了大门。

冷战胜利后，美国重拾凯旋主义。其在中东发动的战争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便依赖“慕尼黑协定”的比喻，以此压制质疑者与和平主义者的声音。这一点既适用于萨达姆治下的伊拉克和卡扎菲治下的利比亚，也适用于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对伊朗的战争。

二、绥靖与实力最大化

然而，除张伯伦与希特勒之外，还有许多例子表明，绥靖政策并未导致灾难，而是取得了成功。虽然“绥靖”一词因最显著的失败而广为人知，但其成功故事却鲜有人传颂。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1976年的文章《英国外交政策中的绥靖传统》中非常精辟地指出了这一点。另一个问题是，张伯伦的批评者往往忽略了他的绥靖政策与英国重整军备之间的密切联系——但这又是另一个话题了。

19世纪90年代，英国对美国采取的绥靖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功，史称“大和解”（the Great Rapprochement） 。这项政策牺牲了英国在西半球的利益，但作为回报，它实现了英国的核心利益：与美国结盟，阻止德国在欧洲的霸权。1857年后，英国在印度次大陆的帝国扩张与巩固，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不时安抚不同权力中心，其中包括通过1858年《王室公告》安抚各土邦，以及安抚从阿富汗人、锡克人到廓尔喀人的不同群体。

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美国开始对中国采取绥靖政策（例如在“一个中国”原则上作出让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这促成了必要的战略重组，从而集结了压倒性的力量对抗苏联，并最终赢得冷战。

就连现实政治的最大实践者斯大林，也在日本帝国1931年入侵中国东北后，开始对其实施绥靖政策。面对工业受挫、尚处于萌芽阶段的国防工业以及两线战场的对手，斯大林在日本进侵入东北后，接连向日本做出重大让步。这些让步包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达成优惠贸易协定、承认伪满洲国政权、出售满洲铁路股份、关闭中国驻远东领事馆，以及克制回应日本对苏联巡逻艇的挑衅性袭击。斯大林这样做，是为了在苏联军事力量尚未完全准备就绪之前，避免日本抢先攻击苏联远东地区。他试图争取时间，直到两个五年计划后使苏联能向远东部署更强大的兵力。

斯大林在1939年适当使用绥靖政策，从而确保了其后方在即将到来的与纳粹德国的战争期间安全无虞，在1945年彻底击溃了日本军队。绥靖政策几乎总是出于某种妥协，但其目的始终是最大限度地扩大自身实力并实现安全利益。

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对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也采取了某种形式的绥靖，旨在确保俄罗斯永远不会选择采取制衡中国在欧亚大陆（从中亚到朝鲜半岛）崛起的政策。毕竟，北京明智地寻求打破两个欧亚大国之间的复仇循环，以确保自身崛起。

三、绥靖的条件与限制

本文所举得这些简短的例子，只是为了强调，绥靖政策不仅是一种站得住脚的政策，在某些情势下还是最有效的选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它总能成功。除慕尼黑协定外，也有值得注意的失败案例。相关文献也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警示。例如，绥靖弱国比绥靖强国更为明智。我们可以想想，试图绥靖中国可能会带来多么愚蠢的后果。

此外，如果在自身实力过于弱小时采取绥靖政策，被绥靖国可能会将让步解读为软弱的表现，从而招致进一步的麻烦和挑衅。但这恰恰说明，绥靖同胁迫、结盟、威慑、势力范围、战争调停一样，只是一种战略政策。它的运用与成败取决于情势、投入、对手性质、时机把握等因素。

毕竟，一项威慑政策的惨败并不能玷污威慑作为一种战略政策的整个概念。就连著名的绥靖批评者丘吉尔，也在1950年向议会讲话时讲清了这一点：“出于软弱和恐惧的绥靖，徒劳且致命；出于强大的绥靖，则宽宏而高尚，并且可能是通往世界和平最可靠、或许也是唯一的道路。”

因此，当一个政体或战略文化将绥靖的概念和政策从合法选项中剔除时，它面对自身战略挑战时的可选余地也就不可避免地缩小了。

四、印度战略文化对绥靖的警惕

印度的战略思维中从未真正青睐把“绥靖”作为有意为之的中长期战略政策，这背后有诸多社会学、政治学和战略学原因。在当前形势下，鉴于印度正朝着大国地位迈进，并最终在地区和世界舞台上彰显分量，绥靖政策几乎一定会引发负面反应。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即便国家利益有此要求，绥靖政策也可能造成认知失调和消极的自我认知。

从历史上看，早在20世纪初，英国殖民统治时期针对少数群体的绥靖政策就使这一概念蒙污。而将其延伸到国内政治领域，即右翼对世俗主义“绥靖”的指控，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负面联系。

就外交政策而言，将1962年中印战争的起因部分归结为尼赫鲁对中国的“绥靖”政策，这种解读是对“张伯伦—希特勒”道德剧醒目却失真的复述。如前所述，更近的历史研究如今颇具讽刺意味地认为，尼赫鲁在边界问题上对中国的强硬，应当与其所谓理想主义或天真一样，为战争承担同等责任。

五、绥靖政策在印度行得通吗？

后殖民时代的印度战略文化中对展示实力与示弱的执念，使得任何试图对潜在对手推行长期绥靖政策的政府，在政治（和智识）资本上都捉襟见肘。因此，即便印度政府渴望改善与土耳其和孟加拉国的关系，相关努力也往往陷入相互指责，以及在和解与强硬之间摇摆不定的策略泥潭。

任何源于务实主义的积极势头，往往都会很快被新的不满情绪所引发的更为剧烈的挫折所取代。随着印度的战略格局变得日益严峻且空前复杂，诸如依靠改善与塞浦路斯的关系来向土耳其发出信号，或利用孟加拉国人民联盟的残余势力来迫使达卡方面做出更积极的回应等想法，都可能适得其反。

印度与两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共处一个封闭区域，而这两个国家都声称对印度拥有主权。中巴战略伙伴关系日益稳固，而印美战略伙伴关系则正被重新评估。在这种格局下，印度必须确保其日益增多的潜在对手名单——从土耳其到孟加拉国再到沙特阿拉伯——能够得以缩减。依靠短暂的接触尝试之后再进行胁迫性信号传递，可能无法实现这一目标。因此，印度需要在暗中建设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同时，更深入思考和审视通过绥靖政策来影响他国战略取向这一目标。

作者简介：西达尔特·雷梅迪（Sidharth Raimedhi），新德里智库 “ 战略与防务研究委员会 ” （CSDR）研究员。

本文编译自 《 印刷报 》 2026年8月18日 文章，原标题为Appeasement has a bad name in India. Time is ripe to use it in foreign policy

原文链接：https://theprint.in/opinion/appeasement-has-a-bad-name-in-india-time-is-ripe-to-use-it-in-foreign-policy/3017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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