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到了日中共同民调发布的节点,日本国内就会掀起一波议论热潮。根据2024年底由日本非营利组织”言论NPO”与中国国际传播集团联合发布的第20回日中共同舆论调查,日本人对中国印象”不好”或”比较不好”的比例高达89%。中国人对日本印象不好的比例也在这一年暴涨至87.7%,比前一年足足跳升了近25个百分点,创下自2012年日本政府将尖阁诸岛(即中国所称”钓鱼岛”)国有化后翌年以来的最差记录。数字触目惊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财团名誉会长笹川阳平提出了一个让很多人意外的判断——这九成的负面印象,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日本人在”吓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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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耐人寻味的是,就在民调数字高度负面的同时,双方民间层面的真实互动其实体量庞大。截至2025年底,在日中国人数量突破90万,占全体在留外国人的近四分之一。过去数年,来日中国游客每年超过700万人次,是日本入境旅游最大的客源市场,2025年中国游客在日消费总额超过2兆日元,占整体访日外客消费总额的21%以上。如果真有九成日本人发自内心地对中国人印象极差,这组数字是很难成立的。真正的悖论在于:在民调问卷中,“中国”是一个政治化的符号;而在日常生活里,那位在便利店排队的、在大学图书馆自习的、在居酒屋一起喝酒的,才是真实的中国人。这两个”中国”,在日本人的认知结构里往往是分裂的。
2025年下半年以来,政治层面的冲突急剧升温,这种分裂越来越难以维系。2025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答辩中,围绕台湾问题发表了引发轩然大波的”存立危机事态”相关表述,北京方面随即予以强烈反应。在大阪的中国驻大阪总领事薛剑在X(原推特)上发帖,措辞激烈地写下了”勝手に突っ込んできたその汚い首は一瞬の躊躇もなく斬ってやるしかない”(擅自插进来的那颗脏脑袋,不得不毫不犹豫地砍下来),这条帖子被日本社会广泛传播,激起强烈反弹。这不是正常外交的语言,而是一次严重的政治失态。它在日本民间激起的情绪涟漪,远比任何一份民调数字都要真实,也更难平复。
随后的连锁反应步步加剧。2025年12月,中国政府要求境内旅行社将赴日游客量压减至原有规模的六成,这是由”自粛呼吁”升级为”具体指令”的重要节点。进入2026年,中国游客赴日数字断崖式下滑:1月同比减少约61%,3月减少56%,到了7月,这一数字仍维持在56%左右的跌幅,曾经稳居第一的中国客源地位,被韩国和台湾地区先后超越,滑落至第三位。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政府拥有一套其他国家鲜有的出入境管理机制,可以通过行政手段对本国公民的出境旅游目的地和规模进行定向调控——这并不完全是市场行为,而是政治意志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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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贸领域,对抗的烈度同样在升级。2026年2月,中国商务部将三菱重工、三菱电机等企业的关联机构列入军民两用品出口禁止名单;同年6月29日,又将防卫研究所等20家日本企业和机构追加纳入即时禁运范围。中国外务省将这些措施定性为”阻止日本再军事化”的必要举措。稀土禁运的压力尤为刺目:有两名日本人在中国辽宁省大连因疑似将稀土相关产品携带出境而被拘押。这一系列组合拳,让日本经济界感到困惑和压力,也让两国之间的商业信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裂痕。关西经济联合会原定2026年10月的访华代表团,也因中国方面以”接待困难”为由,不得不推迟至12月,且最终时间仍未确定。
有一个细节值得格外关注。2025年第21回日中共同舆论调查,在原定的发布日期前夕,中国国际传播集团先后两次以”日中关系现状”为由要求延期,最终至2026年9月仍未正式公布。联合调查的中方主导机构,居然选择在政治最敏感的时刻,用拒绝发布数据的方式来处理民意——这种做法本身,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政治干预认知”。而日本那一侧,2026年1月公布的内阁府调查显示,对自卫队持”良好印象”的日本人比例攀升至93.7%,创1969年调查开始以来的历史最高。防卫省在分析这一数字时,将中国、朝鲜、俄罗斯造成的安全环境恶化列为首要原因。两组数字一起看,构成了一幅相当清晰的认知图景:日本民间对中国的警惕,和对本国防卫力量的依赖,正在同步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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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的判断也有其局限。2026年的现实已经不再是单纯由媒体建构出来的认知问题。中国政府对赴日游客的行政性压减、对日本企业的定向禁运、驻外外交官在社交媒体上的失格言论,都是真实发生在现实层面的冲击,而不是日本媒体制造出来的恐惧。这些事件不仅传递给日本民间,也传递给那些原本可能对中国持更温和态度的日本商界和学界人士。89%这个数字背后,既有媒体茧房制造的认知放大,也有真实外交摩擦带来的切身感受,两者交织,不能简单归因于其中一个。
往深处看,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两国民间理性空间正在被持续压缩的趋势。当一国政府可以通过行政指令压减本国公民赴另一国旅游的数量,当联合民调的发布时间要服从政治局势的需要,当驻外外交官的语言充满对抗性,民间层面独立形成的认知空间就会越来越小。日中两国在地理上是”搬不走的邻居”,在经济上的相互嵌套,也不会因为外交气候的变化而在短期内得到根本性改变。2026年,中国日本商会的调查依然显示,日本企业对中国市场的实际投入保持了一定的韧性,中国对日本来说仍是无可忽视的经济伙伴。如何在现实压力与民间互信之间找到结构性的平衡点,不仅是政府的课题,更是整个社会的挑战。
笹川阳平那句话最深的价值,或许不在于他判断的是否完全准确,而在于他提出了一个方向:在政治摩擦持续加剧的背景下,社会是否还有能力维持独立思考、抵制情绪化的集体认知?这个问题,同样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每一个身处两国之间的普通人。对中国人来说,被行政力量塑造的对日印象,同样面临”吓自己”的风险;而对日本人来说,被媒体议程主导的对华印象,也需要不时回到真实的接触和交流中去校正。两国关系的未来,不会只由领导人的言辞或外交蓝皮书的用词来决定,更会被两个社会里那些依然保持真实交流的人,一点一点地重新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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