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同治十二年冬，浙江余杭县，豆腐店伙计葛品连突然病亡，县城里很快传出“毒杀亲夫”的说法。被指认的，是曾与葛家有过纠葛的举人杨乃武，以及葛品连的妻子毕秀姑。
毕秀姑肤色白净，平日常穿青绿色衣服，乡邻便叫她“小白菜”。这个称呼带着市井意味，也让她成了流言最容易附着的对象。杨乃武则是余杭有名的举人，替人写状纸，敢于议论地方事务，和县衙之间早有不睦。
葛品连死后，母亲葛氏认定儿子不是病死，而是遭人下毒。她想到儿子一家曾租住杨家房屋，又听过杨、毕二人的闲话，便把怀疑写进了诉状。案情从此不再只是一次验尸，而成了关于男女关系、乡里声誉和官场恩怨的混合物。
当时的余杭县令刘锡彤接手案件。地方传闻称，他早就对杨乃武不满。杨乃武曾讥讽县政，也曾参与控告粮务中的弊端，在县衙眼里，这样的举人并不好对付。
审讯很快偏离了正常轨道。毕秀姑在刑讯和诱导之下，被迫供称杨乃武给了她砒霜。可问题随即出现：毒药从哪里来，如何投放，何时投放，始终没有可靠证据。杨乃武虽被革去功名并遭拷打，却没有承认下毒。
县衙需要的不是完整真相，而是一份能够上报的口供。刘锡彤据此定案，杭州知府陈鲁复审时也没有真正解决疑点，反而认可了原来的方向。案件于是形成了一个危险的闭环：口供证明案情，案情又反过来证明口供。
杨乃武被判斩立决，毕秀姑则被判凌迟。由于案件涉及举人身份和死刑程序，两人暂时被押入狱中，等待层层复核。按清代制度，人命案不能由知县一人定夺，还要经过知府、按察司、督抚，重大死刑更需报刑部核准。
纸面上的层层审核，本来是为了防止冤案。可在现实中，官场关系、地方声望和上下级之间的利益，往往比卷宗里的疑点更有分量。参与审理的官员一旦承认前案错误，意味着自己也可能被追责，于是“维持原判”成了最省事的选择。
杨家并未立即放弃。杨乃武的妻子詹彩凤、姐姐杨菊贞先后赴浙江和京城申诉，但早期递状并不顺利。后来，杨菊贞得到同年、同乡官员和商界人士帮助，胡雪岩也曾给予资助。杨家由一个地方家庭，逐渐进入京师士绅和浙籍官员的交往网络。
有意思的是，案件扩大并不只是因为冤情本身，还因为清末社会已经出现了新的舆论渠道。《申报》持续报道此案，刊登诉状、供词和审讯经过，使原本封闭在衙门里的案情进入公共视野。猎奇性的男女传闻，慢慢转成了对刑讯逼供和官官相护的质疑。
关于杨乃武与小白菜之间究竟有没有私情，清代笔记、野史和民间传说说法不一。有的记载把毕秀姑描绘成风流女子，甚至牵扯出刘锡彤之子刘子翰；也有材料认为，这些内容多是事后拼接的街谈巷议，不能当作定案证据。
但“没有被证明杀人”，不等于“私德一定完美”。杨乃武与毕秀姑是否存在超出邻里关系的暧昧，历史材料无法给出足够坚实的结论。可以确认的是，审案者把男女关系的流言当成杀人动机，再用刑讯逼出供词，这才是案件失控的关键。
试想一下，县衙若真掌握了毒药、购买者和投毒过程，何必反复逼问？杨乃武当时曾说：“没有砒霜，叫我从哪里承认？”这句话未必是完整原话，却准确反映了案件最致命的漏洞：只有口供，没有能够互相印证的物证。
随着京控、报纸和官场弹劾不断推进，案件开始超出普通刑事纠纷的范围。部分京官借此抨击浙江官场，朝廷内部也有人把它视为整顿地方督抚、牵制湘军势力的机会。慈禧太后最终同意彻查，固然有平反冤案的因素，也有维护皇权和震慑地方实力派的考虑。
光绪二年以后，清廷派员重新审理。葛品连棺木被运往北京复验，开棺后并未发现能够证明砒霜中毒的可靠迹象，原先关于尸骨“中毒变色”的说法也受到否定。杨乃武和毕秀姑因此获得释放，原案被推翻。
案子翻转后，刘锡彤被治罪，陈鲁、杨昌浚等多名涉案官员受到革职、查办，相关仵作也未能置身事外。受牵连者超过百人，具体统计因材料口径不同而有差异，但这场地方冤案最终确实演变成了清廷震动一方官场的政治事件。
杨乃武后来回到余杭，毕秀姑则出家为尼，法名慧定。民间戏曲和影视作品往往把他们塑造成一对坚贞男女，这种形象便于叙事，却遮蔽了真实案件的复杂处：他们可能存在暧昧，也可能只是被流言捆绑；他们未必是传统故事里的完美人物，却确实没有因确凿证据被证明杀人。真正改变案件结局的，不是两人的品行传说，而是那份经不起复核的毒杀口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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