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11月，贵州贵阳，苏振华正在处理接管城市后的急务。摆在这位兵团政委面前的，不是战场上的进攻命令，而是粮食供应、治安恢复、干部安置和工农业生产。对许多开国将领来说，枪声停下以后，真正艰难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这里所说的“地方一把手”，主要指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省委书记、第一书记。那个年代，党政军体制仍在逐步完善，省委第一书记往往还兼任军区主要职务，既要抓政权建设，也要负责剿匪、土改和恢复生产。
开国上将中，确实有一批人从前线转到地方，主持一省工作。他们并非清一色的政工干部，其中既有战场猛将，也有长期负责组织和群众工作的领导者。用今天的行政职务去简单套用，容易忽略当时地方工作的复杂性。
黄永胜是其中较早进入地方主政岗位的人。广东解放后，他没有按原计划率部北上，而是留在华南，担任广东军区司令员。1952年起，他又主持广东省委工作。广东地处南部沿海，接收城市、清剿残余武装、恢复交通和工商业，样样都急。
有人问：“打仗和治理地方，差别有多大？”黄永胜的经历说明，差别很大。前者讲究迅速决断，后者却要反复权衡。部队能靠命令行动，地方建设却离不开制度、干部和群众基础。
福建的情况更特殊。叶飞率领第十兵团参加解放福建后，长期留在当地工作。1954年前后，他主持福建省委工作，并兼任福州军区主要领导。福建面对台湾海峡，既要建设沿海防线，也要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军政事务始终纠缠在一起。
韩先楚后来也坐镇福州。1957年，他任福州军区司令员，1970年代初担任福建省委主要负责人。韩先楚以善打硬仗著称，但在福建的职责早已不只是军事防御。沿海地区的交通、港口、民兵建设和地方工业，同样需要军区与省委协同推进。
东北的辽宁，则由陈锡联承担过类似任务。陈锡联曾任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1959年调任沈阳军区司令员。1970年代，他主持辽宁省委工作，并继续兼任军区领导。辽宁工业基础雄厚，恢复和调整大型工矿企业，考验的是统筹能力，而非单纯的战斗经验。
杨得志在山东的经历也很有代表性。抗美援朝回国后，他长期担任济南军区司令员。1971年至1973年间，杨得志兼任山东省委主要负责人。山东人口多、农业比重大，地方工作涉及粮食、治水、交通和城市工业，和战场指挥是两套完全不同的逻辑。
西南几省，更集中体现了军事干部转入地方治理的特点。1949年贵州解放后，苏振华留在当地主持工作，直到1954年调任海军政委。贵州山地众多，交通不便，土匪问题和经济恢复交织在一起。他的任务，是把军事胜利逐步转化为行政秩序。
云南的情况更有意思。宋任穷在1950年随部队进入云南后留任，负责接管和建设工作。云南地域辽阔、民族成分复杂，地方政权建设不能照搬内地经验。干部培养、民族地区工作和农业恢复，往往要同时推进。
宋任穷调离后，谢富治接任云南省委主要领导。谢富治长期担任政委，熟悉组织、宣传和群众工作。陈赓、陈锡联等将领身边，都曾有他负责政治工作的经历。由他主持云南，体现了中央对边疆地区“军事稳定与政治建设并重”的考虑。
阎红彦则是少数曾在两个省主持过重要工作的开国上将。他早年在四川工作，后来于1950年代后期赴云南，担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四川和云南情况不同，一个人口众多、地域广大，一个边疆色彩浓厚，这对干部的政策把握和协调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韦国清的地方经历主要集中在广西和广东。长期主持广西工作期间，他积累了处理民族地区事务、恢复生产和发展地方经济的经验。1970年代中期，他调任广东，担任省委主要负责人。广东毗邻港澳，又是沿海省份，工作重点自然更加多元。
这些开国上将到地方任职，并不是简单的“从军队转行政”。在建国初期，地方安全、政权建设和经济恢复本来就难以分开。省委第一书记兼任军区领导，也是一种适应特殊环境的制度安排。有人能打仗，有人善于做群众工作，更多时候，则要把两种能力放在同一副担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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