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8年秋，晋冀鲁豫战场上，王近山和周希汉都在为攻坚、穿插、追击而奔忙。一个敢把指挥所推到最前沿，一个善于从敌军意想不到的地方撕开缺口。那时衡量将领，往往只有一个标准：能不能打胜仗。
可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军队的评价尺度发生了变化。大军区司令员不只是战场上的突击手，更要负责数省区的防务、部队训练、干部管理和军政协调。能打硬仗，是门槛；能长期驾驭复杂局面，才是决定性条件。
王近山的战功，并不需要过多铺陈。解放战争时期，他长期担任主力部队重要指挥员，参加过鲁西南作战、挺进大别山以及淮海战役等战事。尤其在危急关头，他敢于承担最难的任务，部队也因此形成了鲜明的作风。
这种作风有锋芒，也有代价。
王近山脾气直，办事果断，战场上这是优点，到了机关和高级领导岗位，却容易变成冲突。邓小平曾评价他能打硬仗、恶仗，这句话既是肯定，也说明他的长处主要集中在临阵指挥和攻坚决断上。
战争结束后，部队进入正规化、现代化建设阶段。将领要学会按制度办事，要处理好上下级关系，还要承担大量并不显眼的行政工作。王近山并非没有能力，但他的性格始终过于刚烈，和这种工作环境并不完全合拍。
更大的转折，出现在个人生活问题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王近山因婚姻问题受到严肃处理，职务和军衔都受到影响。这样的处分，不仅改变了他的工作轨迹，也使他失去了继续竞争大军区主要领导岗位的现实条件。
有人替他惋惜：“这样的战将，怎么会走到这一步？”
问题恰恰在于，大军区司令员需要的不只是战功。个人操守、组织纪律、家庭关系和处理复杂事务的能力，都会进入考量。对于一名高级将领而言，生活领域的严重失误，往往会直接影响组织对其长期任用的判断。
王近山后来仍有复出和工作的经历，但军队高级岗位的接替具有连续性。一旦在关键阶段离开核心岗位，后来的资历、年龄和职务排序都会发生变化。等到重新回到重要岗位时，原本的晋升窗口往往已经关闭。
周希汉的情况不同。他是太岳根据地成长起来的将领，长期在晋冀鲁豫系统作战，既能带部队，也有较强的参谋和组织能力。解放战争中，他的名字常与快速机动、集中兵力和突然出击联系在一起，属于典型的实战派干部。
新中国成立后，周希汉没有一直沿着陆军野战部队的道路走下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他转入海军工作，先后担任海军参谋长、海军副司令员等职务，参与了人民海军早期的组织建设和训练工作。
这一步非常关键。
当时的海军刚刚起步，舰艇、港口、通信、训练和指挥体系都在建立之中。陆军出身的高级将领转入海军，并不是简单换个单位，而是要重新面对兵种知识、技术装备和指挥方式的变化。周希汉选择留下，实际上承担了另一种类型的军队建设任务。
有人会说，离开陆军就等于错过了大军区司令员的位置。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却不够完整。大军区司令员主要负责陆上战略方向，而海军副司令员、参谋长同样是军队高级领导岗位，只是职责所属的系统不同。周希汉不是能力不足，而是职业轨迹发生了转向。
陶勇、李作鹏等将领的经历，也能说明这一点。他们后来进入海军或海军相关领导岗位，虽然没有成为陆军大军区司令员，却在新军种建设中承担了重要责任。军队发展需要的不只是前线名将，也需要能够搭建制度、培养干部、熟悉装备的组织者。
1955年实行军衔制并调整军区体制后，大军区主要领导的确定，考虑的是整个战略布局。将领的红军时期资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职务、建国后的工作表现，以及对一个战略方向的熟悉程度，都会影响任用。并非战场声望越高，越必然坐上这一位置。
王近山输在关键时期的个人变故和性格冲突，周希汉则是主动或被组织安排转入了海军建设。一个被现实拐弯，一个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二人的共同点，是都曾在战争年代证明过自己；不同之处，则在于和平时期军队对将领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大军区司令员的名单，记录的是一种岗位选择；王近山和周希汉的经历，留下的则是两种不同的军人生涯。战场上的勇猛能够让人脱颖而出，却未必决定一个人最终负责哪一块阵地、哪一种军种，甚至哪一层级的指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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