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8日,美国一场右翼媒体活动上,财长贝森特突然把AI讲成了“国运生死局”:
中国一旦领先,美国连“后天”都没有,1.5万亿美元国防预算和“铁穹”也得靠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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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就怪在,美国芯片、资本和头部模型仍占优势,华盛顿却越领先越慌。
究竟是中国AI追得太快,还是美国那套封锁牌正在失灵?
AI事关美国未来存亡?
2026年9月8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参加布莱特巴特新闻网举办的活动。
面对台下听众,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大谈关税、美元和美债,而是把话题转向了人工智能。
按照他的说法,如果中国赢得AI竞争,美国将没有“后天”可言。
一旦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把美国甩在身后,其他事情都不再重要,即使华盛顿拿出1.5万亿美元国防预算,再部署“铁穹”导弹防御系统,也无法保住美国的安全。
一个掌管财政的部长,公开表示美国规模空前的军事预算可能因为AI落后而失去意义,这已经不是普通的产业焦虑,而是把人工智能上升到了国家命运的高度。
那么贝森特真的认为中国已经全面超过美国了吗?
显然不是。
美国仍然拥有英伟达等高端芯片企业,掌握先进GPU设计、核心软件生态和大规模训练集群。
OpenAI、谷歌、Anthropic、Meta等公司仍处于全球模型研发第一梯队。
美国在私人投资、风险资本、云计算和全球技术人才吸纳方面也有深厚积累。
2026年斯坦福大学发布的人工智能指数显示,2025年美国机构推出59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模型,中国机构推出35个。
单看头部模型数量,美国依然领先。
问题在于,美国现在担心的已经不是自己有没有优势,而是这种优势还能维持多久。
过去,华盛顿习惯把中美AI竞争想象成一道高墙。
美国控制最先进的芯片、设计软件、制造设备和云计算资源,中国企业只要拿不到这些关键工具,就会被长期锁在墙外。
然而,几年封锁下来,中国企业没有停止前进,反而逐渐形成了另一套追赶路线。
高端芯片受到限制,就从模型架构、训练方法、数据质量、算力调度和推理效率上寻找突破。
算力成本较高,就减少不必要的参数激活,优化显存占用,把同样的计算资源压榨出更高效率。
美国头部企业强调闭源收费,中国企业则大量采用开放权重,通过全球开发者参与扩大生态。
这条路线不一定在每一项极限指标上都超过美国,却不断突破美国的科技围墙。
这才是贝森特真正害怕的地方。
美国的AI霸权
与此同时,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2026年7月的一项评估显示,中国领先开放权重模型与美国顶尖模型之间的能力差距,已经从2025年的6至10个月,缩短到大约4个月。
斯坦福大学的报告也认为,中美模型在部分测试中的性能差距已经显著缩小。
四个月意味着什么?
对一个迭代周期可能只有几周的行业来说,这已经不是美国可以高枕无忧的安全距离。
美国刚推出一代新模型,中国企业可能很快便在工程效率、调用价格和开放部署方面给出替代方案。
面对这样的变化,美国没有选择完全依靠市场竞争,而是不断扩大封锁范围。
最初是限制先进GPU出口,随后把半导体制造设备、设计软件和高带宽存储器纳入管制。
再后来,美国开始审查中国企业获取云端算力的渠道,限制对华投资,要求盟友配合供应链管控。
当中国开放权重模型在全球市场获得更多用户后,华盛顿又把注意力转向模型本身。
2026年9月8日,美国联邦调查局、国家安全局和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联合发布声明,指责多家中国AI企业利用所谓“恶意蒸馏”,大规模获取美国模型能力。
蒸馏原本是一种广泛使用的机器学习方法,即利用能力较强的模型帮助训练体量更小、成本更低的模型。
美国企业自己同样采用类似技术。
具体企业是否违反平台协议,可以依据证据和合同处理,但华盛顿把一种通用技术直接政治化,再统一扣到中国企业头上,目的显然不只是在维护商业条款。
美国真正想守住的,是头部模型对能力、价格和生态的控制。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部分政策机构已经不满足于出口管制,甚至开始讨论更加危险的手段。
8月27日,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近期发布报告,讨论在所谓人工通用智能竞争出现极端情况时,对中国数据中心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从封锁芯片到打击数据中心,美国部分势力已经把科技竞争一步步推向战争想象。
这种思路恰恰暴露了美国AI战略的根本问题:
只要自己领先,就宣称技术应当自由创新;一旦中国逼近,就把商业竞争定义为国家安全威胁,甚至把民用算力设施列入军事讨论范围。
贝森特那句“1.5万亿美元军费也没有用”,就是这种焦虑的集中体现。
美国又用中国威胁论开路
但因此断言“AI落后,全部国防预算都会白搭”,仍然是一种政治夸张。
人工智能无法凭空制造舰艇、导弹和弹药,也不能替代工业产能、能源供应、训练体系和人员组织。
算法需要芯片运行,芯片需要电力支撑,智能系统最终仍要与雷达、飞机、舰艇和通信网络结合。
贝森特故意把两者对立起来,是为了向美国国内传递紧迫感:反对数据中心建设,就是危害美国安全;限制电力和资本投入,就是帮助中国取胜。
近期,美国多地的大型数据中心项目受到居民反对。
当地民众担忧电价上涨、供水紧张、噪声污染以及科技企业获得过多税收优惠。
部分数据中心还面临电网接入时间过长、变压器短缺和发电能力不足等问题。
美国能源信息署预计,美国用电量将从2025年的4.195万亿千瓦时,增至2026年的4.270万亿千瓦时,2027年进一步升至4.349万亿千瓦时。
AI和数据中心正成为新增电力需求的重要来源。
贝森特的“存亡警告”,实际上也是在替美国科技巨头向地方政府和普通居民施压:
为了对抗中国,社区必须接受数据中心,电网必须为算力让路,监管部门也要降低建设门槛。
然而,美国AI扩张面临的远不只是居民反对。
Alphabet、亚马逊、Meta和微软2026年的资本开支预计可能超过7000亿美元,比上一年增加逾75%。
如此庞大的投入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未来AI收入能够覆盖芯片、服务器、厂房、电力和债务成本。
可现实是,许多企业仍没有找到稳定的盈利方式。
模型训练费用不断上升,产品价格却在中国低成本模型竞争下持续承压。
美国科技公司一边烧钱争夺领先,一边又必须面对投资者对回报周期的质疑。
美国现在形成了一种矛盾局面。
如果继续用巨额资本堆高模型规模,电力、债务和盈利压力就会越来越大;如果放慢投入速度,又担心中国利用工程效率迅速追上。
若进一步封锁中国,还会迫使中国加快自主芯片、基础软件和算力体系建设。
贝森特越是强调“输了就没有后天”,越说明美国过去设想的轻松取胜已经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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