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块碎片、一袋骸骨，华人女子失踪4个月，四国警方都拼不出真相

一本被撕成22块的护照，几小时后附近又冒出一袋人体骸骨，这两样东西凑在一起，会不会就是这起失踪案的答案？希腊警方为什么还是不敢把话说死？一部被清空的手机、一位反复被传唤的婆婆，牵出的又是怎样一张跨国网？

50岁华人女子于婷旅居在希腊雅典东部阿尔特米达，和希腊籍丈夫瓦西利斯·卡拉瓦西利斯已经在当地生活了24年。她从五月份开始和家人失去联系，家中的财物、衣物、首饰都没有减少，鱼缸里的灯还亮着，一杯茶还在那里，好像主人马上就会回来了。

丈夫当时在对中国进行出差的时候，在六月十号后才正式向公安机关报案，期间留有大约二十多天的时间没有被发现。之后，丈夫用定位软件查看到，妻子的手机信号曾出现在爱琴海东北部的莱斯沃斯岛，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都呆在了希腊西海岸埃托洛伊阿卡纳尼亚的一处废弃畜牧场——两个地方她都没有任何私人关系。

7月18日，在雅典市中心的一栋废弃建筑物中，一名流浪汉发现了装有高度腐败女尸的行李箱，警方一度把这名流浪汉和于婷案并案调查，并采集了他的牙刷、梳子样本进行送检；但是法医初步推断出死者大约在三十到三十五岁之间，比于婷要年轻很多，比对的结果排除了两起案件之间的联系，雅典也因此被曝光出了另外一起没有破获的女性被害案件。

9月6日，在雅典北郊加拉齐树林公园里，一位市民遛狗的时候发现地上散落着很多证件碎片，经过警方拼凑之后确定这些碎片属于于婷的护照，整本被撕成了22片，其中一些碎片还带有碎纸机会切割出的痕迹。一部分是粗犷的手撕，纸面被日晒褪色得很厉害。几个小时之后，在阿梅里基斯广场的一处废弃荒地上，一位足球教练正在少年们踢球的时候捡球，无意中发现了几袋人体骸骨。办案人员认为这袋骸骨是最近才被转移过来的，距离护照发现地点大约为2.5公里。目前希腊警方还没有确定护照和骸骨之间有关系，正在同国际刑警组织一起扩大调查。

于婷失踪了几个小时之后，她的手机就出现在雅典市中心的一条人行道上。一名保加利亚人向警方报案称自己捡到了一部手机；之后手机又转到了一个阿尔巴尼亚籍的朋友手上，这个男子向警方承认自己是从保加利亚人那里购买了手机，并且更换了新的SIM卡开始使用——正是这次重新联网发出的信号。才使得警方锁定住了该设备的位置。

行李箱藏尸案本来被看作是案件中最有可能出现突破的一条线索，但是DNA以及法医年龄鉴定却把两起案子拆开来了：死者年轻十几岁，死因和身份都还是个谜。对于患者家属来说，这是一次残酷的悬而未决——既不能证明妻子死亡的事实，也不能排除她已经被杀害的可能性。

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此次并案调查中，竟然意外地揭露出了雅典城内至少还存在着一起没有破获的女性被害案件，这就说明当地的治安部门所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只有于婷一个人的失踪。

护照和骸骨几乎同时出现于相距不足三公里的地方，任何一个爱凑热闹的人很容易把这两件事情直接画等号，但是到目前为止，警方给出的回答仍然是“正在调查是否存在关联”——这其中既有证据不足的问题，也有跨国案件中普遍存在的取证滞后问题。

于婷并非普通的家庭主妇。她一边做翻译，一边深度参与希腊“黄金签证”相关的房产中介与租赁业务，名下挂靠多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还牵涉至少四起经济纠纷，其中两起——一笔25万欧元的房产纠纷、一笔19万欧元的商业纠纷——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失踪前四个月，她刚刚获得阿尔巴尼亚的居留许可，在复活节前后亲自前往当地考察房地产开发。

到八月底的时候，她婆婆又因为希腊警方的传唤而被询问了，而这次询问的重点就是她之前曾经和于婷一起去了阿尔巴尼亚出差的一些具体情况。业务版图扩展到了第二个国家，并且居留身份也迁移到了第二个国家，而卷入的经济纠纷又引出了更多的利益相关者——于婷的“失踪”，一开始就是不能在雅典一地查明的一个案件。

人们认为案件一旦“惊动国际刑警组织”，就一定会有由多个国家组成的专案组来统一指挥调查，但是实际上国际刑警组织的主要职能就是信息通报和协调渠道，并不具有直属的执法队伍。调取保加利亚运营商的基站记录、询问阿尔巴尼亚的证人，仍然要依靠当地的警方来配合，并且要经过当地的司法机关进行审批，每次跨境请求都必须走完整套外交和司法协助程序。

审批一般要花上几周乃至更长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正是证据被毁掉的最佳时机——比如手机在等待协查批复的时候被清空了，又或者护照在日晒雨淋中放置了几个月之后才被人发现。各国的执法系统自然只能管辖本辖区内的事务，但是对于于婷这个人以及她所持的证件、使用的手机、拥有的资产和婆家的关系，则早已散落于希腊、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等各个法域之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单独拼出完整的她。

希腊警方发言人之前已经明确表示过，报案的时间距离上一次联系已经有大约二十多天的时间间隔了，在这段时间内给案件调查工作带来了很多不便；警方也证实，并没有发现于婷使用合法旅行证件出境的相关记录。

在这20天里，就是一个人如果真出了什么事，在最能保存证据的地方——监控录像保存周期、手机基站信号、目击者记忆——最容易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永久消失的一个窗口。等到正式立案、协查函发往邻国、法律程序一层层批复下来之后，最先能说话的证据往往已经不在了。因此即使警方已经确定行李箱藏尸案和于婷无关，即使护照和骸骨相继浮出水面，案件至今仍然停留在“怀疑”而非“定论”的阶段。

22块护照碎片、一袋来路不明的骸骨、一部被清空的手机、一位反复被问询的婆婆——四个月过去，能拼出来的线索越来越多，但能拼出的“真相”却始终差一块。这起案件真正难的，从来不是希腊警方或哪一国办案能力不够，而是于婷这个人本身早已活成了跨越四国的痕迹，而每个国家的司法系统，都只能管到自己家门口那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