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荣湟《百丈再来：明末清初禅宗清规的复兴》后记

后记

这本著作《百丈再来：明末清初禅宗清规的复兴》是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明清禅宗丛林制度研究》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我原是明史研究出身，硕士学位论文研究明末抗清将领袁崇焕，攻读博士期间方转向明清佛教史研究。在撰写博士论文之际，我在佛学研究领域的积淀尚显不足，对寺院制度的理解也停留在较为浅表的层面。博士毕业后，我以“明清禅宗清规研究”为题，成功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然而，在项目启动的最初几年里，我对工作应如何推进尚未形成清晰的思路。或许正是得益于这段停顿，我才有机会反思并最终摆脱此前清规研究的固有范式。

2021年，我精读了吴疆《禅悟与僧诤：17世纪中国禅宗的重构》一书的英文原版，深受启发，由此发现博士论文存在的核心问题：根据某个历史阶段产生的个别清规文献，便笼统地概括整个朝代的寺院制度，忽视了制度本身复杂而波折的阶段性变化；同时也忽视了清规与禅宗所处时代背景的关系，以及清规与禅宗发展的关系。这两点同样是以往清规研究中普遍存在的不足。鉴于明清清规文献以及相关史料大多集中于明末清初——这正是禅宗兴盛的时代，我将研究对象的时间范畴由整个明清时期缩小至明末清初。我意识到，清规复兴实为晚明佛教复兴的一个重要表现，于是着重探讨晚明佛教复兴背景下禅寺清规复兴这一重要历史现象，具体考察其历史背景、内涵、具体表现，并揭示清规复兴对禅宗传统的继承和变革，以及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禅宗发展的历史意义。

以往清规研究都采用文本制度的分析取向，往往忽略了制度的实际执行情况、存在的问题及其产生的影响。当然，这并非清规研究独有的现象，而是制度史研究普遍面临的方法论困境。正因如此，从“文本中的制度”转向“实践中的制度”，是深化清规研究的必由路径。我的博士论文已经明确了以实践制度研究为基本取向。在本书的修改与写作过程中，我进一步发现，《禅苑清规》《敕修百丈清规》等通用型清规文献主要反映寺院制度的整体框架和僧人清修生活的基本轨道，而每个寺院的规约文献才真正折射出其内部管理体制和日常管理实践。然而，这些规约文献多属描述性条款，难以反映制度的实际执行情况。在爬梳明末清初禅门僧诤史料时，我意外发现，僧诤事件及相关诉讼案件是揭示寺院制度原貌及其执行状况的重要切入口。尤其就住持选任与嗣法制度这两项核心制度而言，制度实践过程中出现了诸多偏离规范的现象，进而引发僧诤乃至诉讼。可惜佛门僧诤史料多遭删削，相关诉讼档案存世极少，这使得我试图全面揭示寺院制度执行情况的努力遭遇挫折。面对这一史料困境，我调整了研究思路：一方面，尽可能利用存世文献，揭示寺院制度运行背后的潜规则及其消极面向；另一方面，更加注重从正面阐发寺院制度建设本身对禅宗组织发展的积极意义。

课题结项后，有多家知名出版社主动联系我，希望出版书稿。当时我希望能再补充两到三章内容，待书稿更加成熟之后再公开出版。然而半年之后，我的想法发生了变化。新的史料、观点与研究方法，理应早日面向学界，树立鲜明的学术旗帜，以保护知识产权。于是我主动联系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寻求书稿的出版。承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不弃，为书稿出版提供宝贵的机会。责任编辑韩国茹女士在书稿的出版与编辑过程中付出诸多努力，书稿才得以最终呈现在学界与大众面前。

本书的完成要感谢导师何孝荣教授的指导和关怀。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毕业八年以来，老师一直鼓励我在学术上努力精进，早日出人头地；而每当我评点当世学者时，老师总提醒我多学习他人长处，不要自我感觉良好。我时常将论文习作和项目申报书呈请老师指正，而老师总能敏锐地发现问题所在。那一刻，我深知，传世佳作尚远，修行之路正长！每当我痛斥时下学术圈之腐败、学风之糜烂，老师总是告诫我不要抱怨环境，努力写出高水平论文才是正道。

我要特别感谢黄夏年教授。黄老师是德高望重的佛学名家，也是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我一直由衷钦佩黄老师的学问，常对人说，黄老师学识博大精深，堪称佛学领域的“百科全书”。每次在会议上与黄老师相聚，我都会找机会与他畅谈，交流近期的学习心得，并恳请黄老师指点迷津。书稿完成后，黄老师爽快应允赐序，这为本书增色良多。

本书写作前后历经十载，期间得到众多师友、同道的帮助与鼓励，需要感谢的人很多，一时竟不知再如何罗列。坐在出租屋的书房里，抬头看了看妻、女的照片，心中瞬间涌起一股不能多陪伴家人的愧疚。这间狭小逼仄的书房，或许正是我在这个学术精神日渐沦丧的时代里，唯一能让内心获得安宁的净土了。凝视着照片中她们温暖的笑靥，我仿佛找到了继续前行的理由。

丙午仲春识于羊城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