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富士康员工孙丹勇卷入iPhone样机丢失事件后,坠楼身亡。
半年后,半年后,从2010年初到5月,深圳富士康又接连发生年轻员工坠楼身亡和自杀未遂事件,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富士康十三连跳”。
彼时,大批十几岁、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从河南、四川、湖南、湖北来到深圳,住进巨大的厂区宿舍,在流水线上日复一日地工作。
当时富士康深圳一线工人的基本工资大约900元。
工资不够怎么办?加班。一些员工每月加班甚至超过100小时。也正是在那几个月,一个接一个的年轻人从宿舍楼上坠下。
富士康很快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开心理热线,组建心理关怀团队,深圳卫生部门也派心理医生进驻厂区。
与此同时,宿舍开始加装安全窗、防护栏,以及后来极其出名的“防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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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荒诞的是,富士康一度要求员工签署“不自杀承诺书”。
其中甚至约定,如果员工因自杀、自残等发生依法不属于公司责任的伤亡,家属不得再要求额外赔偿。
舆论哗然后,富士康取消了这一要求。但事情并没有因此结束。
富士康背后还有一个名字:
苹果。
深圳的工人不认识美国消费者,美国消费者更不认识这些深圳工人。
可富士康的事情传到美国以后,竟然真的有人跑到苹果商店门口抗议。
到了2012年,Change.org和SumOfUs发起的两份请愿书,一共获得大约25万人签名。
抗议者前往纽约、华盛顿、旧金山、伦敦、悉尼、班加罗尔等地的苹果商店递交请愿,要求苹果改善中国供应商的劳动条件。
我第一次了解这段历史的时候,其实有一个疑问:
关他们什么事?
富士康在中国,跳楼的是中国工人。
这些美国人、英国人、澳大利亚人,甚至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见到一个富士康流水线工人。
为什么要为了几千公里外一个陌生人的工资和加班问题,跑到苹果商店门口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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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才发现,这背后其实有一个我们不太熟悉的东西:消费者运动。
在欧美长期形成的消费者运动传统里,一件商品是谁生产的,又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在相当一部分公众看来,本身就是商品的一部分。
经过长期的劳工运动、人权运动和环保运动,欧美社会逐渐形成了一种观念:
企业的责任不能只停在自己的厂门口。
供应链上的劳工和环境问题,同样可能成为品牌的责任。
苹果是美国公司,我是苹果的消费者,我花的钱最终进入了这条供应链。
那么苹果就不能一边在美国卖“创新、自由、改变世界”,一边告诉消费者:中国代工厂里发生什么,与我无关。
过去企业可以说:那不是我的工厂,是供应商的问题。
后来消费者和NGO会继续追问:
那供应商为什么在给你生产?你有没有检查它的工时和劳动条件?明知道存在严重问题,为什么还继续下订单?
这种观念后来甚至被写进了法律。德国的《供应链尽职调查法》、欧盟推进的企业可持续发展尽职调查制度,并不会因为企业用一句供应商问题可以撇清责任。
这种事情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最经典的就是耐克。
上世纪90年代,耐克亚洲代工厂的低工资、超时劳动和恶劣工作条件不断曝光,引发美国学生、劳工组织和消费者长期抗议。
“血汗工厂”一度几乎成了耐克甩不掉的标签。
后来耐克开始建立供应商行为准则、加强供应链审计和劳动合规。这不是因为资本突然有了良心,而是这个标签开始伤害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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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孟加拉国拉纳广场大楼倒塌,超过1100名制衣工人死亡。
事故以后,给欧美市场供货的国际服装品牌遭遇巨大压力,最终200多家品牌和零售商参与了孟加拉国消防和建筑安全协议,接受工厂检查、整改和工人投诉机制。
工人死在孟加拉,压力却一路传到了欧美品牌总部。
现代全球资本主义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结构:工厂可以在越南,矿山可以在刚果,服装可以在孟加拉,手机可以在中国组装,但品牌可能在纽约、巴黎、伦敦。
企业把生产全球化以后,劳工运动和消费者运动也开始沿着供应链全球化。
否则,就会出现一种非常方便的套利:在本国遵守八小时工作制、最低工资和环保法规。然后把最脏、最累、最危险的生产转移到监管更薄弱的国家。
最后再把商品运回来,贴上一个漂亮Logo,高价出售。
如果消费者和法律完全不管供应链,那么实际上就是:把剥削外包,把污染外包,把责任也一起外包。
这背后还有一层最简单的价值判断:有些最低限度的权利,不应该因为一个人出生在孟加拉、中国或者刚果就打折。
所以当年的美国消费者,并不是突然变成了圣人。资本主义社会也从来不盛产圣人。
真正重要的是,经过长期的工会运动、劳工运动、环保运动和消费者运动之后,那里逐渐形成了一套机制:把道德问题变成商业问题。
工厂在深圳,品牌在美国。
生产可以外包,责任可没那么容易外包。
于是2012年,苹果引入公平劳工协会FLA,对富士康展开大规模调查。
这次调查覆盖3.55万名员工,发现大量超时加班问题,并要求富士康逐步把工时控制到中国法律规定的范围。
最荒诞的是,最后要求一家中国工厂遵守中国劳动法规的,竟然是一家美国公司请来的第三方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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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因为美国资本突然爱上了中国工人,而是因为美国消费者用行动告诉苹果:你在中国怎么生产,也会影响我还买不买你的手机。
十几年过去,这套逻辑开始在中国消费者身上出现。
最近的星宇股份事件,就出现了相似的一幕。
星宇股份招录440名2026届高校毕业生,随后107人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部分员工称,自己遭遇了“主动离职拿补偿”和调往流水线之间的“二选一”。
没想到这次被解约的年轻人没有按套路出牌,他们整理劳动合同、录音等材料,发给了欧盟。
大众中国、奔驰方面随后回应要启动进一步调查,
这个场景是不是有点熟悉?
十六年前,是美国消费者沿着供应链找到苹果。十六年后,中国员工也开始沿着供应链去找自己的甲方。
这几天China GT上海站的事故,网传拿灭火器的大爷工作四小时只有60元,此事受到全网嘲讽,几百上千万的赛车,你给几十块让别人冲进火场救人?
前几天又出现了“学生进鲜花饼工厂实习”的帖子。
发帖人声称,学校组织学生到云南一家食品企业生产鲜花饼,一天工作12个小时,工资只有50元,还有学生因为不满向食品里吐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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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企业已经否认这些说法,当地劳动监察和市场监管部门也已经介入调查。
这些事情究竟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被夸张,当然还需要调查,不能凭一张截图、一段视频下结论。
但我更感兴趣的是另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样的故事,今天只要一出现,就有无数人第一反应是:“这种事我信。”
为什么今天这样的故事一出现,那么多人的第一反应不是怀疑,而是:“这种事我信。”
单休,大小周,十二小时两班倒,劳务派遣,超时加班。
以及那句几乎所有打工人都听过的话:“你不干,有的是人干。”
国家统计局公布,2025年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实际工作时间为48.6小时。而现行标准工时,是每日8小时、每周40小时。
所以这些年很多人不是突然脾气变坏了。
只是很多人的忍耐,已经被透支太久了。
我最近刷短视频,经常看到一些自称汽车厂员工的人,抱怨自己长期单休、超时工作和粗暴管理。
自己工作时会故意打几个螺丝,并劝大家别买这个品牌的车。
这些人的身份和经历很难核实,但类似内容越来越多,就很值得注意了。因为一种观念正在出现:
我既是工人,也是消费者。
老板可以在工厂里告诉我:你不干,有的是人干。
那么出了工厂以后,我也可以告诉老板:
你这个牌子我不买,有的是牌子可以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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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最近短视频平台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项目:“双休购”。
它的思路简单得近乎天真:消费者优先购买实行双休、善待员工企业的产品,让守规矩的老板多挣一点,让靠压榨员工挣钱的企业少挣一点。已经有博主公开表示,准备开发相关APP,只允许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双休的企业入驻。
这种做法其实有一个英文词:buycott。
Boycott是抵制。我讨厌你的做法,所以不买你的东西。
Buycott恰恰相反。
我认同你的做法,所以我特意买你的东西。
说白了,就是:
用钱包投票。
更有意思的是,这种观念已经开始反过来影响一些企业的宣传。
我已经刷到不少企业主动拍视频告诉消费者:
我们公司双休。周六周日,员工正常回家。
这种以前怎么看都不像“卖点”的东西,现在也开始成为卖点。
但“双休购”当然也有现实问题。谁来证明一家企业真的双休?
而且消费者嘴上支持劳动权益,五块钱和十块钱的商品摆在面前,很多人还是会选五块钱。
消费者运动也不可能完全替代劳动法。不过,当前的变化总归是一个良好的方向。
一种长期积累的社会情绪,正在寻找新的出口,有点儿新时代“卢德运动”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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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很多打工牛马被压榨PUA,只能咬牙忍忍,安慰自己:算了,换一家也一样。
现在有人举报,有人曝光,有人直接去找企业客户,许多人开始用自己的消费选择表达态度。
这些办法未必都有效,可它们共同表达的是同一个问题:
凭什么所有竞争,最后都要通过压低一个普通人的工资、休息和尊严来完成?
假如整个社会如果形成一种压榨员工会遭到消费者抵制的氛围,企业自己就会将风险算进经营成本当中。
企业之间竞争,本来应该比技术,比管理,比效率,比产品。
如果最后变成:别人一天干八小时,我让人干十小时。 别人双休,我单休。别人给正式工,我用派遣。 别人养专业救援队,我找几十块钱的临时工。
这不叫竞争力,这只是在比赛谁更舍得消耗人。
十六年前,富士康给宿舍装上防跳网的时候,大概没人想到:
十六年后,中国也会有人开始讨论:以后买东西,能不能看看生产它的人过得怎么样?
我倒希望这种想法越来越多。
不是因为消费者抵制能解决所有问题。
恰恰相反。
一个正常社会,本来不应该靠消费者发起运动,才能让劳动者拥有正常的休息。
消费者抵制无法替代劳动法,但在法律真正长出牙齿以前,至少市场里应该多一种声音。
过去老板最喜欢的一句话是:“你不干,有的是人干。”
未来,越来越多消费者会说:“你这样干,有的是东西我不买。”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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