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再骂刘翔了！

关于此事的讨论太过于情绪化了，我先给大家捋一下时间线：2024年底上级巡视组第五轮巡视上海市体育局，2025年巡视组反馈意见明确点名运动员管理“宽松软”，要求全面排查“在编不在岗、挂名不履职”人员；2026年2月上海市体育局公开的巡视整改进展通报，专门将“梳理在编不在岗运动员名单、堵塞管理漏洞”列为整改任务。

于是8月26日刘翔吐槽：“还依规？这是依的哪一条规？十年了想起来安置我了，分广告费的时候怎么不依法依规安置我？”

咱们先把这件事情放一边，听我讲一个故事：十多年前的八项规定，有个地方（不要问是哪里，就当这事是我编的）做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情——上门挨家挨户收回去年发给八路军老战士的补贴。然后非常耐心地对老八路解释：现在国家出新规定啦，你们这个补贴按规定算超额啦，今年的没有啦，去年的你们也得退回去啦，是国家让你们退回去啦，咱们老革命觉悟高啦，更得带头实行国家的政策啦。

这必然把老八路们气得不行。很多老八路都住在一个家属院，他们遛弯乘凉的时候就聚在一起就吐槽：说我们打日本鬼子，我们打蒋匪还乡团，我们抗美援朝，命都不在乎，在乎这一点钱吗？我们也不占国家便宜，但是发了的钱让我们再退回去，这不是打我们的脸吗？太羞辱人了吧？于是老八路们越说越气、越气越说、气上加气，就以自己的渠道向上反馈。

为啥我说这两件事特别相似，刘翔把工资和遣散费都捐出去了，有一个在气头上的老八路给中央写信，说他不但要退回全部补贴，还要把全部财产都捐出去，他只留下住养老院的钱就行了，然后还找了几个老战友联名。那时候《人民的名义》还没播呢，老八路想捐了所有财产住养老院属于原创情节，不关陈岩石的事。

为啥我知道这件事，因为我有一位朋友，真的是一位客观存在的、实体的朋友，老八路把这封信交到他手里，让他交给组织，我朋友看了信之后压下来了。后来老八路年纪也大了，身体不太好，就慢慢忘了这件事了。也或许是他想明白了，有点后悔。

所以有没有发现，刘翔在“整治在编不在岗”的生态位，就是当年老八路们在“八项规定”推行中的生态位，我觉得他们是被利用了。

其实老八路们觉得生气，挺好理解的，因为他们一辈子为国为民，临了（liao）临了（liao）（此处再想象一下老八路拍着大腿抱怨的情形）好像成了腐败分子了，成了占国家便宜、不守规矩的人了，换位思考你说气不气。刘翔也是同理：分我广告费的时候不说，现在想起我来了。

现在我们以一个上帝视角看这事就非常明了：老八路的补贴才多少钱啊，跟那些蛀虫比就是九牛一毛；刘翔当然也不能是“吃空饷”的典型，因为他的这个职位本质上是给体育局分成商业收入提供便利的。但是蛀虫们不敢公然对抗八项规定，也不敢对抗巡视组，就把老八路们和刘翔推到前面，让他们的不理解变成舆论压力。而且老八路真的有自己的渠道去施加压力，可比刘翔发微博实在多了。

如果你想破坏一个政策，那就120%地去执行它。

此事在《是，大臣》中亦有记载：第一季第三集，哈克上台以后认为政府机构太臃肿、浪费太严重，于是发起“节约运动”，准备削减政府开支。于是汉弗莱大力推行“节约”，首先“节约”掉的是哈克的司机和秘书，行政工作迅速陷入混乱，哈克自己反而成为节约政策最直接的受害者。

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得“落实节约政策”，汉弗莱专门成立了一个节约委员会，并计划新招聘400名公务员来维持这个委员会的运作，光是搞这个执行机构的开支，就已经超过了能节约下来的钱。完美体现了汉弗莱那句经典台词：“公众对如何挥霍公家钱财一窍不通，我们才是专家。”

此事在王安石变法中亦有记载：例如“青苗法”，是由国家代替富户发放贷款，即在每年青黄不接时，由官府向农民贷款，秋后再连本带息一并归还。所定的利息2分，比农民向豪强富户借高利贷的利息低不少。此举既可免除农民所受的高利贷盘剥，又能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利国利民。

但是毫无疑问，这就触及了豪强富户的根本利益，高利贷不但是一项重要收入，更是土地兼并的关键枢纽。要知道，在皇权不下乡的年代，地方豪强和地方官吏就是一道旋转门，他们都是一个统一的特殊利益集团。

于是在基层各级官吏遍开始有意无意地破坏这一举措：“务以多散为功”，“故不问民之贫富，各随户等抑配与之”；同时，官员们从中发现了另一条大发横财的道路，低息贷款演变成了官方的高利贷。朝廷规定取息2分，“而施行之际则不然也”，“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

以前农民向地主贷款，双方讲好价钱即可成交。现在向官府贷款，要有手续，先要申请，后要审批，最后要还贷。道道手续，都成了官员们捞取“好处费”的关卡。正如苏轼所说：“又官吏无状，于给散之际，必令酒务设鼓乐倡优或关扑卖酒牌，农民至有徒手而归者。但每散青苗，即酒课暴涨，此臣所亲见。”

一个政治组织提出一项政策，通常有一个明确的目的：纠正某种不合理现象，改变某种社会关系，维护某种公共利益。但政策真正进入现实以后，还要经过庞大的执行机构。于是，政策不再只是“领导者想做什么”，还变成了“执行者如何理解、分类、解释和落实”。

从这一刻开始，政策就有了第二种生命。执行方并不一定通过公开反对政策来阻碍政策。它完全可以用最忠诚、最规范、最积极的方式执行政策，却在执行过程中改变政策原来的方向。就比如本文举得这四个例子。

这就是所谓“以形式忠实代替实质忠实”。

这是政治学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委托—代理问题。委托人制定政策，代理人掌握具体执行权。问题在于，代理人拥有比委托人更多的信息，也更了解组织内部的实际情况，因此完全可能按照自己的利益重新解释任务。

这时候，组织就会产生一种“绩效幻觉”：数字增长了，表格完成了，会议召开了，人员处理了，检查次数增加了，于是每个人都可以证明自己完成了任务。可是人民真正关心的问题，可能一点没有改善。

政治学家迈克尔·利普斯基后来提出“街头官僚”的概念，更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政策最终不是由抽象法律直接作用于社会，而是由具体执行者在无数细节中决定谁应该被帮助、谁应该被处罚、哪些情况属于例外。

结论是：真正的政策，往往是在执行现场才形成的。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过度执行”有时比直接抵制更加危险。直接抵制很容易被发现，因为它表现为“不执行”；而过度执行则披着忠诚的外衣。它把一个本来需要判断、需要权衡的问题，转化成机械执行，把本来针对特定问题的措施无限扩大，把本来服务于公共目的的规则变成组织自身免责的工具。

当然，大家也不要悲观：官僚系统里的小聪明、小算盘、小伎俩，也许能够暂时遮蔽问题，甚至能够把原本正确的事情执行得面目全非，但它们终究经不起时间。

历史并不因为一纸公文而停止，也不会因为某个具体的人暂时占了上风，就改变自己的方向。“八项规定”难道不成功吗？当年丧心病狂的腐败、公款吃喝、小金库、灰色收入，难道不已经卓有成效地被遏制了吗？那些借政策之名推诿责任、转移矛盾、损害政策本意的做法，或许能够得一时之便，却很难经受更长时间的检验。大浪淘沙，真正留下来的，终究还是那些符合时代发展和人民利益的东西。

老八路们一时想不通，抱怨两句，难道他们是反对八项规定吗？恰恰相反，他们支持死了，他们可太对当时的官场风气忧心忡忡了，所以他们想通了之后就会无条件拥护中央政策。

刘翔的抱怨可以理解，他当然会觉得，自己为这个体系拼搏了那么多年，到了最后，却突然要面对一场迟到了十余年的“安置”，心里难免有不平。但从更长远的角度看，今后商业收入不再需要按照过去的体制关系进行分配，对刘翔个人而言未必不是一种自由。

与此同时，如果体育系统通过规范人员管理、清理长期闲置的岗位和编制，把有限的财政资源真正用于训练、保障和更需要它们的地方，那么从公共利益的角度说，这场改革本身必然是积极的。

这也是观察这类事情时最容易忽略的一层：一个人可以对具体的执行方式不满，却完全没有必要因此否定政策本身；一个人在某个时刻感到受了委屈，也不意味着历史的方向就是错误的。比如那啥，对不对？

反过来看，对具体执行过程的批评，最终会促使制度变得更加完善。牢骚如果能够把问题暴露出来，未必是坏事。真正值得警惕的，是一刀切地反对一切“牢骚”，阻塞言论矫正执行的通道；亦或是走向另一个极端，把一时的牢骚提升为对整个历史方向的怀疑甚至否定。

就像我们会或多或少认同刘翔，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清理“在编不在岗”、整顿“吃空饷”，是一件大大的好事，是符合人民利益的政策。

当年柳亚子先生也曾因为心情落差发过牢骚。柳亚子先生是参加辛亥革命绝对老资历、老革命，他也难免有些想不通的地方。而毛泽东主席给他的诗里说：“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人在局中，很容易被眼前的一点得失、一时的委屈、一处的不平所牵住目光；放到更长的时间尺度上，许多曾经令人耿耿于怀的事情，最后不过是历史前进过程中一次并不重要的颠簸。真正重要的，是我们究竟站在什么样的历史尺度上观察它。

所以，面对官僚系统里的那些小伎俩、小变形、小破坏，既没有必要天真到认为它们不存在，也没有必要悲观到以为它们能够决定历史。政治生活从来不是一条笔直的道路，它充满迂回、摩擦、误解和反复。但只要大的方向仍然指向更加公平、更加高效、更加符合人民利益的制度建设，那么一时的执行偏差终究只是偏差，局部的利益博弈也终究只是局部。

真正决定前进方向的，从来不是这些污泥，而是那条不断向前奔涌而去的历史大潮。

正所谓人间正道是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