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0年代初，南京中山陵8号，许世友结束广州军区的工作后回到南京，常让秘书李福海备车，去富贵山看望钱钧。两位老人都是1905年出生的河南人，也都曾在少林寺习武。只是那时的见面，已经没有了战场上的喊杀声，更多是两个老战友扯着嗓子说话。
钱钧耳背，许世友也耳背。一个讲自己的事，另一个未必听清；一个问东，另一个答西。旁人听着像“鸡同鸭讲”，他们自己却聊得很投入。许世友晚年不喜欢应酬，偏偏愿意往钱钧家里跑，原因并不复杂：共同的乡土、共同的师门，还有几十年枪林弹雨里积下的交情。
两人的少林经历，并不是后来才刻意攀附出来的关系。
许世友8岁时，家境贫寒，为了吃饱饭进入少林寺。他先做杂役，挑水、劈柴、扫地，样样都干。过了两年，才正式练武。少林寺的训练很苦，倒立、贴壁、吊臂、绑沙袋，都是日复一日的功课。
许世友的女儿华山曾问过他，师傅不在身边时，会不会偷懒。许世友回答得很干脆：“练功如同做人，怎么能欺瞒？”这句话，或许比那些关于“飞檐走壁”的传说更接近他的性格。
钱钧进入少林寺时，已经13岁。他幼年给地主放牛，常挨饿受骂，听村中老人说少林武艺能够防身，便独自走了数百里。关于他入寺的情景，钱钧晚年回忆得很细：夕阳下，寺门前站着习武僧人，他被问“来这里做什么”，只回答了一句：“我要学功夫，我不怕吃苦。”
钱钧后来得到传授朱砂掌的机会。至于少林寺武艺中哪些属于传说，哪些属于真实的训练方法，后人很难逐一考证，但有一点相当明确：这段经历塑造了他强悍的体魄，也磨出了极能忍耐的性格。
有意思的是，两人在少林寺曾有数年交集，却彼此没有印象。真正认出对方是“同门”，是在红四方面军时期。长征途中，两位河南老乡偶然谈起童年，才发现彼此都曾在少林寺待过。那种惊讶，不是普通战友之间的寒暄，而是异乡遇故知、军中遇同门。
战场上，他们的武艺有了完全不同的用途。
许世友早年多次担任敢死队指挥员。鄂豫皖根据地斗争中，红军攻打敌方山寨，寨墙高而坚固，又缺少重武器，只能靠云梯强攻。战斗最激烈时，许世友用浸湿棉被蒙住方桌，做成临时盾牌，提刀冲上寨墙。
那次战斗中，他从高处坠落，昏迷了两天。战士们一度以为他牺牲，王树声得知他醒来后打趣道：“你没有到阎王爷那里报到啊。”许世友却像没事人一样说：“这一觉睡得真舒坦，下次打仗，我还当敢死队队长。”
钱钧同样习惯冲在前面。据有关回忆，他身上曾留下多处枪伤。一次作战时，他腹部中弹，抢救无效后被误认为牺牲，甚至装入棺材。第二天，棺材打开，钱钧竟然醒了过来。面对惊愕的战友，他笑着说：“阎王爷不收我，我有什么办法？”
这两件事，一件是从寨墙上摔下，一件是在棺材中醒来，细节或许带有回忆叙述的传奇色彩，却共同说明了他们的作战风格：不怕死，敢担当，关键时刻总往最危险的地方去。
但在同志之间，钱钧却很少显露武艺。有人请他比试，他往往推辞：“这功夫容易伤人，还是不比了。”1965年，钱钧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负责民兵训练。一次视察苏北农村，面对众人的起哄，他没有与人交手，只一掌击碎了一块二十多斤重的石头。
许世友任南京军区司令员时，钱钧是副司令员，两人共事多年，却从未真正交手。许世友喜欢找人切磋，这件事在军中并不稀奇，可钱钧始终守着一个分寸：“他是师兄，我是师弟，师弟不能和师兄动手。”
晚年相访，更像是他们对这层分寸的另一种延续。许世友每次离开钱钧家，常问秘书：“钱司令刚才都说了些啥？”李福海听了，只能忍住笑。两位老人聊了一个多小时，彼此究竟听懂多少，已经不重要了。
许世友后来写回忆录，书名是《我在山东16年》。钱钧听说后，半认真半玩笑地说：“许司令在山东16年，我在山东18年，那我的书名就叫《我在山东18年》吧。”这句玩笑，留住了两位少林弟子晚年相处时最朴素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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