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正为红军前途发愁，一个俘虏主动站出来，后来成了开国中将

1930年冬，江西龙冈的硝烟刚刚散去，毛泽东的指挥部里却弥漫着另一种焦灼。

红军刚刚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活捉了国民党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可摆在毛泽东面前的，是一个几乎无解的难题：红军数万人马，没有一部能用的电台，没有一名专业的报务员。部队之间的联络靠什么？靠通讯员两条腿跑，靠哨号，靠喊。命令从指挥部传到前线，有时需要整整一天。而国民党军队已经用上了无线电，指挥效率远在红军之上。

毛泽东深知，如果没有自己的无线电通信，红军就永远只能是一支“聋子”和“瞎子”部队，在未来的战争中要吃大亏。可电台在哪里？技术人才又在哪里？

一个“不会用”的战利品

红军战士在打扫战场时，从张辉瓒的师部缴获了一部15瓦的无线电台。可当时红军中几乎没有人见过电台，一个战士好奇地打开机箱，想看个究竟，不慎把发报机砸坏了。这部电台只剩下一部完整的收报机，发报功能彻底丧失，后来被人们称为“半部电台”。

与此同时，与这部残破电台一同被俘的，还有十名国民党军队的无线电技术人员。红军对他们进行了教育和开导，告诉他们红军是干什么的、为谁打仗的。多数人领取路费后离开了，但有一个21岁的年轻人，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黄埔出身的报务员

这个年轻人原名吴人鉴，江苏武进人，1909年出生，1928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学的正是无线电通信技术。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国民党军队中担任无线电报务员，中尉军衔。

在国民党军队里，他看到的是一幅令人失望的景象：吃空饷、拉帮结派、长官打骂士兵，专业技能根本得不到重视。被俘后的几天里，他观察到红军官兵虽然衣衫褴褛，但同吃同住，官兵平等，这与他所见过的国民党军队形成了鲜明对比。

他主动站了出来，表示愿意留下，加入红军。

红一方面军参谋处处长郭化若恰好是黄埔四期毕业，认出这位低两届的学弟是无线电方面的专业人才，立即向毛泽东和朱德作了汇报。

毛泽东的接见与“半部电台”的使命

1931年1月初，毛泽东和朱德在宁都小布镇的一间祠堂里，亲自接见了吴人鉴等留下的技术人员。

毛泽东满面笑容地对他们说：“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当红军。无线电是个新技术，你们学了这门技术很有用，也很难得。现在你们参加了红军，就要把这些技术用来为工农服务，希望你们为建立红军的无线电台努力工作。”

朱德指着那半部电台，说了一句让在场所有人都印象深刻的话：“无论大小电台和武器装备，凡是白军有的，红军也一定会有。不要看现在的苏区还小，将来全中国都是我们的。”

从这一天起，吴人鉴改名王诤，取“诤言笃信，刚直不阿”之意自勉。一个名字的更换，宣告了一个旧身份的结束，也宣告了一个新生命的开始。

从“没有纸的报纸”到扭转战局的情报

1931年1月10日，毛泽东和朱德发布命令，以王诤等技术骨干为基础，成立红一方面军无线电队，任命王诤为队长。全队百余人，全部家当就是那半部只能收、不能发的电台。

王诤做的第一件事，是抱着这台残破的收报机，逐个频率扫描，抄收各大通讯社的新闻电讯。当时中央苏区被国民党严密封锁，外界消息几乎断绝，毛泽东每到一处，首要之事就是搜寻旧报纸，却常常空手而归。王诤抄录的手写新闻稿送到毛泽东手中后，毛泽东欣喜地称之为“没有纸的报纸”。这份手抄新闻，就是后来《参考消息》的雏形。

但王诤真正的战场，不在抄收新闻，而在侦听敌台。国民党军队使用电台时不够缜密，经常用明码直接通报部队动向。这半部收报机，成了红军窥探敌军的一只“耳朵”。

一份改变战局的情报

1931年4月，蒋介石调集二十万大军，由何应钦率领，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红军兵力远逊于敌，被困在东固与龙冈之间的狭长地带，等待战机。

指挥部里的气氛一天比一天压抑。朱德和毛泽东为捕捉战机、搜寻敌人动向而焦急万分。就在这时，王诤日夜守在收报机前，终于等到了那份关键情报。

5月12日傍晚，他侦收到国民党军第二十八师公秉藩部电台发给吉安留守处的通报，内容是：“我们现在驻富田，明晨出发。”留守处问：“到哪里去？”对方回答：“东固。”

这条用明码发出的电报，把敌军的出发时间、方向和目的地暴露得一清二楚。王诤立即将情报送到总前委。毛泽东和朱德连夜调动部队，在敌军必经之处设下伏击圈。

战斗打响后，红军首战告捷。随后十五天内，红军连战连胜，横扫七百里，歼敌三万余人，彻底粉碎了第二次“围剿”。

庆功大会上，毛泽东特意将王诤从台下请到主席台上，向全场战士介绍道：“这就是咱们红军的千里眼、顺风耳，是克敌制胜的法宝。”一个加入红军仅四个月的前国民党俘虏，能获得如此殊荣，在当时极为罕见。

从一个人到一支队伍

王诤很清楚，靠自己和几位同事，撑不起红军长期的通信需求。他向上级递交了一份建议书，主张开办速成班解决通信兵的“有无”问题，同时下令前线缴获的电台器材一律上交，不得私拆，并开办常规班进行分层次培养。

在江西宁都小布镇赤坎村的土楼里，红军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开课了。没有教材，没有教具，王诤就带着学员用木块和铁片制作电键，用废旧铜线制作电码训练器。大多数学员文化程度极低，有的连字都不识几个，教他们理解电波频率和摩尔斯电码，难度可想而知。

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短短四个月，王诤为红军培养了第一批无线电通信技术人才。至长征前夕，通过开办速成班、普通班和干部班，先后培养机务、报务等各类通信战士两千余人。

毛泽东后来专门为《通信战士》题词：“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

一个名字背后的重量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开国将军授衔仪式，王诤被授予中将军衔。毛泽东称赞他是“红军通信工作的开山鼻祖”。李先念用一句话概括了他的戎马生涯：“半部电台起家，一生征战为民。”

从1930年那个冬天的抉择算起，到1978年逝世，王诤用四十八年的时间，完成了一个俘虏到开国中将的跨越。但真正值得记住的，或许不是这个跨越本身。

值得记住的是：当一支军队连一台完整的电台都凑不齐、当所有人都觉得无线电是遥不可及的技术时，有人愿意从半部破机器开始，一个频率一个频率地听，一个学员一个学员地教，一条情报一条情报地送。技术本身不会打仗，但掌握技术的人，可以让一支军队从“聋哑”变成“耳聪目明”。

毛泽东当年那句“将来全中国都是我们的”，在王诤身上得到了印证。而王诤用一生回应了那句话——他没有辜负那半部电台，也没有辜负那个冬天里做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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