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进重庆白公馆。罗广斌放风时听到消息，激动得不行，回牢房就跟陈然、丁地平、刘国鋕几个人商量：做一面红旗。
没有红布，罗广斌扯下自己的红花被面当旗面。没有黄布做星星，陈然拿出一件旧白衬衫。没有剪刀，拿铁片磨成小刀。没有浆糊，用剩饭粘。他们根本没见过五星红旗长什么样，只能凭想象：一颗大星放中间，四颗小星分列四角。
做完之后，几个人把楼板撬开一块，把旗藏了进去。想着等重庆解放那天，举着它冲出去。
然后呢？1949年11月27日，屠杀发生了。做旗的那批人里，陈然牺牲了，刘国鋕牺牲了，丁地平牺牲了。罗广斌活了下来。重庆解放第三天，他带人回到白公馆，从地板下把那面旗取了出来。这面旗现在还在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
这才是真实的“绣红旗”。做旗的是男人，藏旗的是男人，活下来的也是男人。
那为什么变成了江姐？
罗广斌后来写《红岩》，他当然知道做旗的是谁。但他做了一个选择：把这件事安到江姐身上。
为什么？三个很朴素的原因。
第一，江姐是那个“最该被记住的人”。 江竹筠，真实的江姐，被捕后受了什么刑？夹筷子、老虎凳，这些她都扛了。但真正让她在狱中成为核心的，不是她受刑多重，而是她的人格力量。难友们尊敬她，叫她“江姐”。她是一个精神符号。
第二，小说需要一个“高潮”。 罗广斌自己做的事，在小说里如果写成“罗广斌带着几个男同志做红旗”，读者会觉得那是纪实，不是小说。但安到江姐身上，一个女共产党员，在阴暗的女牢里，带着姐妹们一针一线地绣，这个画面太有力量了。它把“信仰”变成了看得见的东西。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江姐代表了那些“没能等到的人”。 做红旗的罗广斌活下来了，但江姐没有。江竹筠牺牲于1949年11月14日，离重庆解放只有十六天。她离胜利那么近，近到已经听见了炮声，但她没能走出监狱。
我们为什么“宁愿信了七十年”？
因为那个画面里，有比“谁做了这面旗”更重要的东西。
真实版的红旗：被面是旧的，衬衫是破的，星星是歪的，浆糊是剩饭。藏在地板下面，谁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取出来。
艺术版的红旗：江姐坐在那里，手上缠着纱布，一针一线，唱着“线儿长，针儿密，含着热泪绣红旗”。
一个是事实，一个是真相。
事实是：罗广斌做了旗，活了下来，把旗取了出来。真相是：有太多人做了自己看不见结果的事，然后死了。
江姐没有绣过红旗。但千千万万个“江姐”——那些牺牲在黎明前的人——他们每一个人，都配得上那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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