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巍｜另眼看古典学⑳：古典精神之学

“古典学”这个名称，用来指代“古典学术”，坚守学术研究的宗旨，信奉为学术而学术的理念，几乎不言自明。然而，经过此番“另眼看古典学”的历程，最后我要为之另立一义：从根本上说，“古典学”乃“古典精神之学”，因为“古典学”之“学”有如“哲学”和“文学”之“学”，不必限定为或等同于狭义的学术（真正的哲学和文学也绝非狭义的学术），还可以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指代一种自成系统的探究，而此种探究，有如用概念思索宇宙人生之真相的哲学或用意象来表现之的文学，属于人类最根本的精神活动，目的在于提升我们的生命力，而非扼杀它或抑制它到狭义的学术也就是技术性的、碎片化的研究的水准；再者，“古典学”之“古典”也不必等同于“古典学术”的研究对象即古希腊罗马文明，却同样有如“哲学”之“哲”或“文学”之“文”，指向一条生命道路和一种精神境界即古典精神。此种意义上的古典学，也许会利用古典学术的产物（就像哲学和文学利用相关学术研究的产物），但总是超越之，走向古典精神的再造，让古典精神重新激荡我们当下的生命体验。

所谓“古典精神”，集中体现于古典文化，与现代文化凸显的“现代精神”相对而言。古典精神在古典文化、现代精神在现代文化当中得到了最鲜明的表达，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精神全部来自现代，其中一部分也可以在古代找到踪迹甚至源头（这一部分在古代当然没有被称作“现代精神”，因为古代还没有“现代”这个名称，但这不意味着就没有我们归在这个名称下的事物），只不过还有与之抗衡的力量形成制约，故而古代总体上呈现出古典精神；这同样也不意味着，现代就不（可能）存在古典精神，一旦上述力量再次迸发，古典精神便会重焕生机。换言之，古代的现代精神尚未主导，故而更具古典精神；现代的古典精神蓄势待发，故而更具现代精神。因此，古典精神与现代精神形成密不可分的关系，倘若没有现代精神，古典精神也就会失去存在的理由。

于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如何否定甚至消灭现代精神，而在于如何直面现代精神，从中再造古典精神。这是个艰巨的任务，对古人今人而言莫不如此。即便身处古典时代的希腊人，也绝非自然而然地被赋予了古典精神，也不见得因为接受了古典教育就自然而然地秉持古典精神，即便接受了古典教育（主要是荷马式的古典教育），也不见得就自然而然地秉持荷马式的古典精神。自荷马以降，那些在我们看来代表了古典精神的少数希腊人总是与包括（后来被命名为）现代精神在内的各种力量进行着抗争，并通过持续不断的抗争创造出古典精神。只需翻开柏拉图的《高尔吉亚篇》或《理想国》，重温苏格拉底与卡里克勒斯（Kallikles）或忒拉叙马库斯（Thrasymachus）的对话，就能深切感受到对抗苏格拉底所代表的那种古典精神的力量的激烈程度，而卡里克勒斯和忒拉叙马库斯同苏格拉底一样，也接受了我们所谓的古典教育。或者，翻开《申辩篇》便会知晓，苏格拉底最后为哲学赴死的决定，恰恰是出于抗争而做出的最高牺牲，而在法庭审判的场合，他面对的除了少数同情理解他的朋友和学生，绝大多数都站在他所代表的那种古典精神的对立面，要么怒目以对，要么漠然视之。

双头雕像，来自展览“罗马·罗马：从奥林匹斯到卡皮托利”。

古典精神与现代精神的相辅相成，促使我们更加敏锐地察觉它们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更加明晰地认识现代精神的积极意义。我们总是要从当下出发，与自己身处其中的现代精神周旋较量（就像苏格拉底直面雅典人、与雅典的各色人等交谈争辩），从中再造古典精神，而非全盘否定现代精神、一概抹杀现代文化，隐遁于假想中的古代世界，乃至皓首穷经、朝夕与古人为伍（苏格拉底没有选择成为书斋里的古典学者，终日只读圣贤书比如荷马史诗；恰恰相反，他对任何“圣贤书”都抱以批判的眼光，对任何只读圣贤书的主张都会反唇相讥）。更重要的是，我们首先要直面自己身上的现代精神，与之周旋较量，从我们自己身上再造古典精神（就像苏格拉底的daimonion让他经常处于紧张的自我反省当中），然后才能使之作用于我们身处的当下。

一切来自过往时代的古典精神——不仅来自古典时代这个所有古典精神之源，而且还来自后世对古典精神加以重塑的各个时代——都有助于我们直面当下及其现代精神。诚然，“古典”首先指的是希腊的古典（以及古风）时期，“古典精神”首先指的是上述时期独一无二或最极致地表现出来的精神，比如个体英雄主义、悲剧精神和喜剧精神，相对于其它古代文明而言，例如更早的埃及和两河文明或更晚的基督教，古典和古风时期的希腊人将古典精神的这些面向发挥到无可比拟的程度。这些面向最鲜明地体现于此一时期的文史哲经典著作及艺术作品当中。不过，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它还唤起了西方后世一次又一次的创造性接受，被这些独一无二、极致强大的精神滋养和激发，转而从事自身的文化创造。

西方历史上，有三个时期特别受到希腊古典精神的决定性影响，从中创造出自己独特的、堪与古希腊文化媲美的文化：古罗马（主要受希腊化及古典希腊的影响）、文艺复兴（主要受罗马以及经由罗马传承并与罗马融合的古希腊影响）和十八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中叶德意志（主要受脱离罗马、与罗马有别的古典希腊及古风希腊的影响）。这三个时期各具充沛的创造力，古典罗马用古典精神对罗马的本土文化、文艺复兴用古典精神对中世纪的基督教、德意志用古典精神对日耳曼传统进行了文化上的化合，每一次都催生出承载当时最高成就的新文化。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最后一个时期（而且这个时期离我们最为切近，对我们的影响也最为深远），它真正地把古希腊文化与罗马文化以及基督教文化区别开来并对峙起来，作为对立性的力量构成与后两者鼎足而三的文化格局，最透彻地开显出古希腊文化独具魅力的精神特质，以此精神展开文化化合，创造出气象恢宏的两百年德意志文化。

当我们用古典精神来统贯西方文明的大传统（尤其关注古罗马、文艺复兴和近现代这三个重要阶段），便可进一步领会古典精神对古今各个时期的古典学的根本意义。古代、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古典学距离我们较为遥远，此处仅以现代古典学为例，它在十八世纪下半叶的诞生，恰恰源于古典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对立，而在这种对立中，古典精神经由德意志“爱希腊主义”的时代思潮得以再造。现代古典学的本质也隐含于它的本原（尽管已被彻底遗忘），简而言之便是通过对古代的古典精神的探索，为当下再造新的古典精神——这也就是本来意义上的古典学，或曰温克尔曼与沃尔夫、歌德与席勒联手缔造的“古典精神之学”（详见拙著《古典的别择》第一篇）。

所以，现代古典学的本原——“古典精神之学”从来都直面当下，介入现实。不过，作为一种人文之学，“古典精神之学”介入现实的方式并非政治的而是智识的，如同哲学、文学和艺术。这些人文之学，通过持守各自的本质、不断深入各自的本质来作用于现实，我统称为智识地介入。它们所介入的现实不是一时一地一部分民众的处境，而是此时此地人类之整体或其中的典范个体（即那些担负人类命运的个体）的境遇。此种意义上的人之境遇（即“现实”），必须在智识的层面上进行审视，加以改变（即“介入”）。智识地介入探究人之为人的根本，从这个根本审视人的当下境遇，改变此种境遇。相比之下，政治地介入要求立即且直接地改变一时一地一部分民众的处境，固然有其意义，却非人文之学的所长和天职所在。

智识地介入不仅对立于政治地介入，还对立于学术的不介入。现代学术以客观知识的无限增长为目的，为了这个目的而无视和遗忘人之境遇，介入现实被认为有悖于学术研究的中立和客观的根本原则，故而必须坚持纯学术的不介入立场。当然，也有一小部分学者致力于介入现实（通常采用政治地介入方式），却往往被正统学界斥为不务正业，或从事与其学者身份不相干的另一重身份即公共知识分子的活动。产生以上误解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清晰地区分智识地介入，而认定所有介入现实的方式都必定是政治的，并且对于何为需要介入的“现实”，也没有深入思考。一旦我们恢复古典学的本义，让“古典精神之学”与哲学、文学和艺术并肩而立，就能够摆脱学术研究的不介入立场，承担起审视此时此地的人之境遇并试图改变此种境遇的使命。

从根本上说，智识地介入，没有国界，不分东西方，而要站在人类文明的最前沿，沉入人之境遇的最深处。不过，任何一个具体的个人，若要智识地介入现实，都必须从他所属的语言及文化出发，从中创造出新的文化来履行这一任务；进一步地，若选择“古典精神之学”来展开智识地介入，就必须从“古典精神”入手创造出新的文化。这就意味着，当下中国的“古典精神之学”，本质上是一种汉语文化的创造（即以汉语为核心，包含各种其它媒介的文化创造），更准确地说，是致力于“古典精神”与中国文化之化合的汉语文化创造。

此种文化创造，正如一切创造，形式和方法多种多样。本专栏此前已论及其中的四种即经典新论说、思想再发明、神话再创作和创造性翻译，这里不妨再做一番简要归纳。“经典新论说”从论说者自己的生命体验和所处时代的精神状况出发，观照古希腊经典作品的整体，从中找出线索，作为最纯粹的文化根源对之加以重新审视，并反过来重新朗照论说者的生命体验及其所处时代的精神状况（参见第九篇薇依对《伊利亚特》的新论说）。“思想再发明”忠实于所思之物，与古希腊哲学家在同一个思想水平上交锋，甚至比他们“更希腊地思”所思之物来追求思想之真；或者重新发明哲学本身，让哲学再次成为革新文化的强大力量（参见第十一篇海德格尔对阿纳克西曼德的再发明、第十四篇尼采对前苏格拉底哲学的再发明）。“神话再创作”赋予古希腊神话题材新的意涵，使之成为反思当下文化的重要资源，力争与同一神话题材的希腊古典作品比肩，让神话思维和神话精神焕然如新（参见第十篇霍夫曼施塔尔-理查·施特劳斯对厄勒克特拉神话的再创作）。“创造性翻译”用译作转渡古希腊原作，让译作与原作并立，成为原作的对等物，而这个对等物，对于译者所属的当下文化及其未来而言，足以取代原作发挥作用，甚至能比原作发挥更大的作用（参见第十三篇荷尔德林对索福克勒斯悲剧的创造性翻译）。

凡此种种文化创造，要用汉语展开，但不能回归传统中国文化，却要让中国文化成为世界文化，也就是让它成为文化创造的载体，承载当下最高的文化成就，而眼下西方世界所背弃的“古典精神”，正是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文化的关键。当我们在汉语文化的世界里展开另一种、新一轮的“古今之争”（百年前，青年王国维所言“不胜古人不足以与古人并”与此种“古今之争”可谓不谋而合，只不过从“古典精神之学”的视野来看，如今的“古人”不仅要包含中国，也要包含西方尤其古希腊人在内），当我们在汉语文化的世界里再造活生生的“古典精神”，西方古典才会真正地与中国文化相遇。（FINIS）

张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