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郑维山交代王宗槐回家看看，女儿哭喊不肯叫爸爸：让叔叔走

1948年11月中旬，晋察冀军区部队行进途中，纵队司令员郑维山把王宗槐叫到身边，提醒他：“这次打太原，正好路过家里，你先回去住几天，我带队伍随后赶到。”这句寻常的安排，给了长期在前线奔波的王宗槐一次回家的机会。

王宗槐没有想到，等着他的并不是孩子扑进怀里的团聚，而是一声声“叔叔”。更让人心酸的是，到了晚上，小女儿咪咪见这个陌生人还没有离开，哭着说道：“叔叔走吧，我们家不让叔叔住。”

这个场面，不能简单归结为孩子认生。王宗槐常年在部队工作，夫妻二人又长期分隔，咪咪出生后还曾寄养在老乡家中。对孩子来说，父亲这个称呼太抽象，眼前的人再亲，也只是一个突然出现的陌生叔叔。

王宗槐是河北阜平人，1929年参加革命。战争年代，他先后担任晋察冀军区组织、政治工作等方面的重要职务，工作强度很大。干部的婚姻问题，组织上并非完全不管，聂荣臻还曾几次托人替他介绍对象。

1940年，王宗槐随聂荣臻前往晋察冀军区一分区检查工作，途中患上伤寒，不得不转往后方治疗。临行前，聂荣臻把身边的药品交给他，还嘱咐卫生部门：如果人救回来，住院期间也要把婚姻问题考虑起来。

这件事后来由三分区政委王平接了过去。1941年，26岁的王宗槐调任三分区政治部主任，仍然没有成家。王平便提到妻妹范景明，说她正在白求恩学校学习，19岁，聪明能干，可以找机会认识一下。

第一次见面并不浪漫。范景明到姐姐家里时，发现王宗槐正襟危坐，神情严肃。她回到屋里，对姐姐说：“人倒不错，就是太拘谨了，可敬不可亲。”王平听后，提醒王宗槐别总板着脸，范景明的姐姐也劝妹妹，看人不能只看外表。

第二次见面，气氛完全不同。王宗槐谈起自己参加演出的经历，还说到曾经男扮女装演小姑娘，兴致一来便唱了起来。范景明被逗笑了，这才发现，政工干部并非只有严肃的一面，也有朴实、风趣和细致的性格。

战事使两人聚少离多，书信成了维系感情的主要方式。范景明在白求恩学校过集体生活，女同学们常把情书搜出来当众念，她因此很少写信。王宗槐的信却来得及时，反“扫荡”结束后，常有信件辗转送到。

信里没有多少甜言蜜语，更多是对学习、劳动和生活的叮嘱。他教范景明背粮背柴时把重物贴近后背，吃饭时让大家蹲成小圈挡风，还告诉她旧军装该怎样改裁。细节很小，却比空泛的话更能让人感到牵挂。

1944年，范景明从学校毕业。此前学校规定，学生在校期间不能结婚，否则要按退学处理。王宗槐虽然已经27岁，仍支持她完成学业。对两人而言，婚姻不能以牺牲范景明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为代价。

毕业后，范景明前往延安与王宗槐会合。途中队伍经过同蒲铁路附近时遭遇日军袭击，她一度与部队失散，只能在野地里用干草和枯叶过夜，第二天在一位老乡帮助下重新找到部队。抵达延安后，两人才举行婚礼。

那是1944年，王宗槐29岁，范景明22岁。婚房是一孔不大的窑洞，床铺旁临时加了木板，桌凳也是东拼西凑。前来道贺的人没有丰盛宴席，大家把祝词写在红纸上，邓颖超、钱瑛、帅孟奇、李伯钊等人送来“互爱互敬，互勉互励”等寄语。

婚后生活依旧被战争切割。1945年夏，范景明怀孕时，物资十分困难，同志们想办法给她找来鸡蛋和食物。后来两个女儿相继出生，范景明还承担着军区机关学校三百多名儿童的管理工作，实在无力同时照料自己的孩子，咪咪便被送到老乡家寄养。

王宗槐一次路过寄养地，走进院子时，看到猪圈旁破席上躺着一个干瘦的小女孩，手里抱着生茄子啃。他认出那是女儿，赶紧抱起孩子亲了亲，可警卫员已经来催，他只能放下孩子，转身随队伍离开。

范景明听说后很难过，随后把咪咪接回身边。她还曾独自做过手术，切除腹中一个重达五斤的肿瘤，却叮嘱身边同志不要告诉王宗槐。她知道丈夫在前线，家庭的牵挂不能再成为他的负担。

所以，1948年那次短暂回家，王宗槐面对女儿的陌生，既没有责怪，也没有解释太多。第二天下午，部队传来急令，要求回师北上，准备攻打北平。他原本计划住上三五天，最终只停留了一夜。

临行时，范景明带着两个女儿送他出门。咪咪仍把他当作叔叔，挥手喊道：“叔叔再见。”王宗槐走后，范景明转过身，悄悄擦去眼泪。多年以后，王宗槐在1953年6月北京举行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受到毛泽东接见，那次握手令他终生难忘；而这场短暂、仓促、女儿不肯叫爸爸的回家，也同样留在了他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