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860年夏，安徽安庆城外，曾国荃率湘军挖壕筑垒，杨岳斌水师封锁江面，陈玉成却迟迟等不到一支能够真正改变战局的援军。此时的安庆，并非普通城池，而是天京上游的屏障。城一旦失守，湘军便能沿江东下，直接威胁太平天国都城。
这场战事从1860年持续到1861年9月5日，前后一年有余。清军方面由曾国藩主持全局，曾国荃率“吉字营”担任主攻，杨岳斌率水师控制长江，多隆阿、李续宜等部在桐城、挂车河一带负责阻击援军。陆军围城，水师断江，外围截援，湘军的部署很完整。
太平军真正的困难，也不只是兵力多少，而是无法把兵力拧成一股绳。陈玉成虽被视为后期太平军最能打的将领之一，可他能够直接调动的部队有限。忠王李秀成、侍王李世贤等部各有自己的地盘和打算，名义上的共同作战，落实到战场上往往变成各自为战。
“安庆不能只靠一城之兵。”陈玉成曾不断催促各部增援。问题在于，命令能不能送到是一回事，各部愿不愿意全力出兵，又是另一回事。太平天国内部权力分散，缺少统一指挥机构，这种痼疾在安庆战场上暴露得格外明显。
更棘手的是韦俊问题。韦俊原是太平军重要将领，后来因与陈玉成关系恶化而投向清军。胡林翼很快利用了这名降将熟悉太平军布防的优势。1860年，湘军攻取枞阳，等于堵住了安庆与外部之间最重要的陆路通道。
枞阳失守后，安庆便像被套上了一道绳索。长江航道由湘军控制，陆路又被清军据守，陈玉成即使调集大军，也只能从外围强行突击，难以稳定输送粮食、弹药和兵员。救援部队越打越疲惫，城内守军却得不到补充，战局因此形成恶性循环。
有意思的是，陈玉成并非没有采取主动进攻。1861年夏秋，他多次率军冲击湘军营垒，试图牵制多隆阿、鲍超、李续宜等部，并寻找突破口。部分战斗中，太平军一度逼近湘军防线，甚至让围城部队承受了很大压力。
但外围进攻必须得到城内守军配合，才可能形成内外夹击。安庆守军长期断粮，兵力和体力都在消耗，已经难以在关键时刻出城反击。陈玉成在城外打得越猛烈，城内却越沉寂，这正是太平军战略上的致命落差。
水师的差距，则让这种落差无法弥补。长江中下游河网密布，水上运输不仅关系粮食，也关系军队调动和情报传递。湘军水师经过多年经营，能够凭借炮船、战船封锁江面；太平军水军在田家镇等战事中损失惨重，后来多依靠征集民船和旧式船只，难以与湘军争夺航道。
没有水师，安庆就失去了持续作战的血液。城外援军无法顺利靠近，城内物资无法及时补充，湘军却可以借助江运不断运来粮饷、火药和器械。安庆城守军不是突然崩溃，而是在一次次断粮和消耗中逐渐失去抵抗能力。
装备差距同样不能忽略。太平军基层部队大量使用刀矛、火铳和土炮，部分枪械质量不一，弹药供应也不稳定。湘军虽然不是近代化军队，却已经广泛使用较新式的火炮、枪械，并建立了相对稳定的火药和铅弹供应渠道。
攻守双方的差别，往往就在这类细节里。太平军冲击壕沟时，需要冒着密集火力填沟架梯；湘军则依托营垒、炮台和壕沟层层阻击。勇敢可以缩短距离，却不能消除火力差。陈玉成的部队曾多次突破外围阵地，但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极其沉重的伤亡。
据相关记载，安庆决战期间，湘军一昼夜消耗火药、铅弹数量惊人，足见战斗烈度。湘军的优势不只在武器本身，也在于后勤能够支撑连续作战。太平军将士敢冲敢拼，遗憾的是，单靠士气无法长期抵消弹药、粮食和水运上的全面劣势。
1861年9月5日，湘军攻破安庆。陈玉成率部撤离，太平军在皖北的战略空间随之急剧收缩。安庆之败，表面看是一次城池攻防，实质上却是指挥失灵、水运断绝、火力不足三重困局同时发作的结果。湘军赢下的，不仅是一座城，也是长江上游通往天京的关键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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