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4年，天津法租界一处旅馆内，几名特务守了大半天，却始终没有等到目标。直到一名年轻女子牵着小女孩出现，房门、皮球和一场麻将，才把吉鸿昌的位置暴露出来。
这次行动的目标，并不是普通军官，而是曾经收复多伦的抗日将领吉鸿昌。刺杀由北平方面的特务头目陈恭澍策划，天津特务负责侦察，王文负责开枪。后来相关回忆和审讯材料，都留下了这场行动的痕迹。
吉鸿昌当时藏身天津，正在联络旧部，筹组抗日力量。军统特务连续查找数月，没有得到确切消息。陈恭澍改变办法，让手下从军人和旧军人之间寻找线索，最后盯上了河南籍的郑恩普。
郑恩普与吉鸿昌同乡，虽未长期共事，却有一些旧日关系。陈恭澍亲自出面，以经费和职位许诺拉拢，郑恩普便答应替特务打听消息。几天后，他报告说，吉鸿昌约自己在交通旅馆见面。
行动小组很快布置妥当。有人负责监视，有人准备汽车接应，执行者王文带枪待命。可到了约定时间，旅馆四三七号房间没有灯光，也没有人进出。特务们以为消息出了差错，直到郑恩普回来，才知道那只是一个掩护地点。
吉鸿昌临时换到了国民饭店。特务随即重新调整计划，杨玉珊和陈国瑞装扮成夫妻，还带着一个六岁女孩进入饭店。小女孩手中的皮球，原本只是临时买来的玩具，却成了靠近房门的最好掩护。
一三八号房间没有动静。附近另一间房内却传出嘈杂声。杨玉珊带着孩子在门口拍球，又借着捡球、敲门的机会观察室内。门上气窗敞开，她把皮球扔了进去，房门随即打开。
只是一眼，她便看见屋内有人打麻将。其中一人身材高大，留着络腮胡，与吉鸿昌的外貌相符。杨玉珊退出后迅速报告，王文带枪赶到。房门上锁，他没有迟疑，抬脚踹门，冲进去连续开了三枪。
但枪口对准的人已经换了位置。吉鸿昌刚刚与李宗仁方面的代表刘少南互换座位，三枪击中的竟是刘少南，吉鸿昌只被跳弹擦伤。混乱中，他一拳打落王文手里的枪，特务见势不妙，立即逃离现场。
租界巡警很快赶到。值得一提的是，巡警没有先询问死者情况，反而直接追问：“吉鸿昌在哪里？”这句话使在场人员更加警觉，也说明吉鸿昌的行踪早已受到多方关注。
刺杀失败后，吉鸿昌被拘押并送医。随后，南京方面通过施压和交涉，要求租界当局将他移交。营救也曾展开，妻子胡红霞甚至赶往泰山寻找冯玉祥，但在强大的政治压力面前，营救没有成功。
吉鸿昌为何成为死敌，关键不只在于他手握过兵权，更在于他公开选择了抗日道路。1895年出生于河南扶沟的吉鸿昌，早年加入冯玉祥部，从士兵升至高级将领。1929年，他出任宁夏省政府主席兼第十军军长。
中原大战后，吉鸿昌的部队被改编为第二十二路军。蒋介石曾调他进攻鄂豫皖苏区，战事中的遭遇却让他开始重新思考。当地群众对红军的支持，以及部队接连受挫，使这位久经战阵的将领意识到，单靠武力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
此后，他逐渐同情并接近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他多次要求带兵抗日，却未获批准。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后，吉鸿昌返回国内，并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他参加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亲自率部攻打多伦。
多伦是日伪军控制察哈尔的重要据点。经过数日激战，抗日同盟军收复该城，吉鸿昌三次带领敢死队冲锋。南京方面既担心抗日行动扩大，又不愿打破对日妥协的格局，于是对同盟军施加军事压力，吉鸿昌最终在谈判途中被捕。
1934年11月24日，北平军分会奉命处决吉鸿昌。临刑前，他用树枝在地上写下：“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随后他拒绝跪地，也拒绝背后受枪。
“给我一把椅子。”
椅子拿来后，他坐在上面，要求刽子手面对面开枪，并高喊：“抗日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枪声响起，吉鸿昌倒在椅子上，年仅39岁。
胡红霞花费重金领回遗体，整理遗物时发现贴身纸条，上面写着“不要厚敛”。还有一只茶碗，刻着吉鸿昌父亲留下的家训：“作官即不许发财。”这句话，他后来让人烧制成茶碗，发给部下使用。
刺杀没有立即杀死吉鸿昌，却使他的藏身处暴露，最终促成了逮捕。王文后来被日军捕杀，吕一民、吕问友在解放后受到审判，陈恭澍则在抗战后去了台湾。那场发生在旅馆门口的枪声，留下的并不只是一个误杀者的名字，也记录了抗日将领在内外交困中的最后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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