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二王”除夕连杀四人，流窜武汉又杀五人，首张悬赏通缉令贴遍各地

1983年2月12日晚，沈阳空军463医院，王宗坊、王宗玮趁除夕夜人少，撬开医院小卖部。这本来只是一次盗窃，却在短短几分钟内变成震动全国的血案。

那时正值春节，医护人员和家属多在礼堂看节目，院内显得格外安静。二王从小卖部盗走现金、香烟和白糖等物后，被给养助理员吴永春发现。吴永春没有贸然冲上去，而是叫来周化民、毕继兵，将兄弟二人控制在外科诊室。

真正的危险，藏在王宗玮身上。

他暗藏的五四式手枪很快被摸出。医生孙维金靠近盘问时，王宗玮突然开枪，孙维金当场遇害。随后，周化民、刘福山、毕继兵也相继中枪身亡。吴永春情急之下抓住王宗坊，才暂时挡住枪口。

“别动，再动我就开枪！”王宗玮挣脱后厉声喊道。

混乱中，兄弟二人逃出医院。王宗玮遗落的一张工厂通行证，印有姓名、单位和照片，成了警方确认身份的重要线索。沈阳警方立即封锁车站、码头和交通要道，但二王已经混入人群，登上了南下列车。

他们并非传言中的特种兵，也没有所谓刀枪不入的本领。王宗坊生于1957年，曾因盗窃服刑，1982年刑满释放；王宗玮生于1960年，曾经参军，却私藏子弹和枪支。两人的危险之处，不在于身手神奇，而在于熟悉枪械、心狠手辣，又长期抱有侥幸心理。

更令人遗憾的是，案发后他们曾回到家中向父母哭诉。父母没有劝其投案，反而给钱、收拾行李，帮助他们离开沈阳。亲情一旦越过法律边界，便可能变成纵容，使后果迅速扩大。

2月15日晚，列车行至湖南衡阳附近，乘警在行李中发现五四式手枪。王宗玮承认枪是自己的，却无法出示证件。乘警还没来得及控制局面，王宗坊便拔枪射击，子弹击伤乘警耳部。

车厢顿时大乱。

乘务员拉下紧急停车闸，二王砸碎车窗跳车逃走。王宗玮手臂被玻璃划伤，留下血迹。几天后，他们藏进衡阳冶金机械厂的空置住宅，又因寻找食物暴露踪迹。

厂干部伍国英从窗边看见枪支，准备去报案。二王察觉后追赶，途中遇到张业良一家。为抢自行车，王宗坊向15岁的张小琴开枪，随后打死张业良。李瑞玲与他们争夺装有手榴弹和子弹的帆布包，肩部、面部多处中弹，仍死死抱住不放。

这个细节十分关键。二王最终只抢走自行车，丢下了武器包，避免了一场更大的伤亡。伍国英、蒋光熙、刘重阳等人也在冲突中受伤。

此后，他们沿铁路和乡村躲藏，逐渐逼近武汉。3月3日晚，二王潜入武汉第四医院理疗室，试图过夜。实习医生周建媛进门取物，被两人捂嘴控制。挣扎时，她咬伤王宗玮的手，王宗玮用枪托将她击昏，随后仓皇离开。

医院现场留下血迹、纱布、指纹和破碎的枪支护木。周建媛后来获救，并未被杀。可在消息传播缓慢的年代，医院遇害的谣言很快传开，东北口音、草帽和墨镜，也被群众当成辨认二王的固定标志。

3月25日上午，武汉岱山检查站再次发现二人。民警王云、李信岩和民兵熊继国将王宗坊按倒捆绑，王宗玮突然开枪突袭。几分钟内，王云、李信岩、熊继国、陈震尖四人遇害，赶来处置的工人詹小建也被枪杀，二王抢车逃离。

“二王”由此成为全国性重大案件。5月，公安部发布悬赏通缉令，公布两人的照片、身高、体态和作案特征，并提出提供线索奖励1000元、协助抓获奖励2000元。那时普通工人工资每月只有几十元，这笔悬赏极具吸引力。

通缉令被张贴在车站、码头、商场和乡镇公告栏。没有监控，没有全国联网户籍资料，跨省追捕主要依靠电报、电话、现场痕迹和群众辨认。大量线索涌来，误报不少，但也正是这些零散消息，逐渐压缩了二王的藏身空间。

8月29日，二王在江苏淮阴抢走清江商场两名财会人员送往银行的21000元营业款。9月13日，他们出现在江西广昌县，被民政局工作人员刘建平认出。刘建平记下行踪后立即报案，警方在县城外截住二人，交火中二王逃入南坑山。

山林成了他们最后的藏身处。公安、武警、解放军和民兵组成包围力量，群众送水送饭、提供山路信息。警犬沿血迹和气味搜索，包围圈一层层收紧。

9月18日下午，搜捕人员发现二王踪迹。王宗玮先开枪击伤武警甘象清，随后被郑万寿等人击毙。王宗坊躲在附近山洞，向通讯参谋吴增兴射击，吴增兴重伤后还击，为战友争取了时间。增援人员随即将王宗坊击毙。

现场缴获两支五四式手枪及部分弹药。持续七个月的流窜，就此结束。那张贴满各地街头的通缉令，也成为当时公安机关借助社会力量追捕重大逃犯的一次重要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