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振环：郑和下西洋中的“江南影迹”

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上观新闻）

郑和与江南有着密不可分的历史关联。南京是郑和下西洋的决策地和指挥中心，也是郑和的“第二故乡”，郑和府邸（马府街）及相关的内官监衙署以及郑和衣冠冢均位于南京。明代的江南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江南地区内部所产生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力量，对明初郑和下西洋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从地理、技术和人员等角度，围绕郑和下西洋与江南这一话题展开讨论，或许能为郑和下西洋研究提供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

天下第一码头：下西洋起航地的刘家港

江南是郑和下西洋的“起航地”。太仓刘家港位于今江苏省苏州太仓市浏河镇，元代海运漕粮由此出海。元朝为实现其南粮北运的经济需要，在短短几十年间，重修大运河，新辟海运，不断扩大海外贸易，使刘家港成为当时江南漕运和海运的集结地，被称为“天下第一码头”。港内停满了南京、太仓等地制造的大大小小各种海船，鼎盛时期，生活在太仓的船员就有27000余人。还有几倍于船队人数的船夫，以及为举行盛大祭礼活动而忙碌的差役。在码头上走动的，除了驻扎在当地的官兵、军运漕粮的士兵、本地居民外，最活跃的还有那些满怀淘金梦想的各色人士——来自域外的做贸易的商贾，随郑和来华的异域藩王、使节和随员等。明成祖在位22年，郑和下西洋有关的使节来华就有318次，平均每年15次；1423年，出现了17国使节1200人到明朝朝贡的盛况。

明成祖为了“以柔怀人”，还允许使者带私货来华贸易。为接待海外宾客，太仓还开设了娄江西馆、娄江南馆等。因此，刘家港也成为来华使者们回国的第一站，是官方推动以太仓为始发港的大规模海运的起点。

江南也是郑和下西洋的“后勤保障基地”。从造船业来看，江南（如南京龙江船厂，苏州、松江、镇江、扬州等地也分布多处官营造船厂）拥有庞大的官营造船业，为郑和下西洋提供了宝船、战船等海船的制造与修理条件。造船所需的优质木材，也通过江南的航运网络（如浙江乍浦、上海）源源不断地运抵进行加工。从物资供给来看，江南富庶，为下西洋的巨额费用（如赏赐、物资）提供了重要的财力支撑，江南的商贾和手工业者也提供了大量航海所需的物资。来华的海外使节多是在江南地区用携来的香料、药材、珍奇动物等换取中国民间的瓷器、丝绸、茶叶、漆器等物品。

江南地区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优势、经济实力、人才储备，成为郑和下西洋这一宏大历史工程的重要支撑。郑和下西洋带回的异域珍宝，也是通过江南的港口和城市枢纽，实现了明代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所谓“郑和大交换”。

绝域译才：郑和船队中的江南籍通事

江南籍的文人为船队提供了重要的语言沟通支持，如绍兴人马欢、昆山人费信、南京人巩珍随船出洋，记录下西洋的见闻，留下了《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三书。

《瀛涯胜览》的作者马欢“通番语”，包括波斯语与阿拉伯语，参与了郑和下西洋的“通译”工作。他曾随舰队亲历过三次下西洋，在第七次下西洋时，马欢和另外几位穆斯林职官奉太监洪保之命出使麦加，顺道朝觐。参与《瀛涯胜览》编写、刻板印刷及请人作序等方面工作的还有一位名叫郭崇礼的合作者，他也善番语，与马欢一起被人誉为“奇迈之士”。他俩在郑和使团中担任通事、教谕，一身兼两职。马欢和郭崇礼合作，将下西洋时二十多个国家的航路、海潮、地理、政治、风土、人文、语言、文字、气候、物产、工艺、交易、货币和野生动植物等风貌记录成文，在1451年串缀成《瀛涯胜览》一书。

费信通晓番语，曾代兄从军，在明军太仓卫服役。在1409年第三次下西洋时被选送入郑和船队，永乐、宣德年间曾任翻译官，多次随郑和下西洋。《星槎胜览》一书中记述了四十余国的位置、山川地理形势、重要都会、港口、气候、物产、动植物等，以及政教刑法、风俗信仰、生产状况、商业贸易等。该书既有作者亲身游历的记录，也有采辑传闻的内容，补充了《瀛涯胜览》未收录的部分亚非国家和地区，与《瀛涯胜览》互为补充。

巩珍《西洋番国志》是郑和下西洋三部重要文献中成书最早的，完成于明宣德九年（1434年），内容主要记述宣德八年第七次下西洋所到访海外诸国的风土人情。巩珍跟随郑和船队出洋，三年间到了二十多个国家，他将在各地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撰成《西洋番国志》。特别值得一说的是，该书提到了指南针——水罗盘的航海应用，记述了当时船队观测星斗高低（后世研究认为即“牵星过洋”技术）与水罗盘定向相结合确定航向的方法。由此我们得以了解郑和下西洋用的是什么样的罗盘，如何度量远近、确定航向等事项。

医官建奇功：郑和船队中的江南籍医官医士

明代江南地区是中医药学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江南籍的医官和民间良医随船出海，为船队提供了重要的医疗保障，应对了远航途中的疾病与瘟疫。明初历次随下西洋医者的具体人数，现存史籍记录不详。按单次船队医官医士规模推算，七次下西洋医护人员的总数应在1200人以上。明代档案显示，下西洋庞大使团中的医务人员有医官（御医）、医士、民医之别；作为御医的医官隶属于太医院，医士是有官方背景的普通医务人员，亦有因下西洋有功由民医转为官医者。

作为中央政府派遣的皇家远程航海船队，郑和历次下西洋均配备太医院的医官、医士随行，这些医官一部分是太医院遴选派出的御医，另一部分从江苏等江南地区征募，其中既有惠民药局出身的地方医士，也有民间良医。如枫泾人陈以诚，医术精湛，永乐年间被荐入太医院，多次随郑和下西洋，以太医身份参与船队医疗事务。多次出使归来后，被提拔为太医院院判。临终留有诗句“九重每进千金剂，四海曾乘万斛船”，追忆自己航海行医的经历。

常熟地方惠民药局的医士匡愚（约1380—1460），幼时由父匡忠传授医学，并从里中名儒吴讷学中医经典。后代父出任常熟惠民药局医士，为贫病军民诊治，医术医德，闻名邑中。郑和第一次出使西洋，匡愚被征召随同。永乐五年与永乐七年又先后随郑和第二、第三次下西洋。还有来自江浙地方的一些民间医士也加入了郑和船队，如昆山医士许公辅等。

被征召随郑和下西洋的江南地区医官、医士，拥有在江南水乡治疗瘴疠类疾病的丰富实践经验，他们将本地积累的草药与诊疗经验运用于下西洋途中。船队所抵达的南洋地区以热带雨林和季风气候为主，气候湿热、降水充沛，与江南环境颇为相似，容易暴发瘴气、瘟疫等急性传染病。出身江南的随船医官医士，拥有应对湿热环境疫病的临床经验，不少人多次陪同郑和下西洋，为船队顺利航行提供医疗保障。这些随船江南医生为保障船员战胜各类疾病立下了汗马功劳。

“郑和大交换”

区域文化与全球文化之间的互动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我在新著《季风亚非：文化交流与郑和下西洋》（复旦大学出版社2026年）一书中提出了“郑和大交换”的概念，是受到学界热烈讨论的“哥伦布大交换”的启发。

如果说哥伦布远航开启了全球文明的大交换，那么，空间横跨太平洋、印度洋直至东非红海的郑和下西洋，是开拓了亚非海上丝绸之路文明的大交换。我把这一区域文化的大交流称为“郑和大交换”。郑和下西洋输入的异域物品拓展了明代社会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商品的区域流动对域内域外民众的生产行为和思想观念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提升了区域各地区之间物质生活的相互依存度，塑造了亚非区域经济交往格局。“郑和大交换”推动区域内外商品流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明代社会获取域外商品的便捷度与丰富程度。

中华文明善于吸收异域文明，也是在与外来文化交流中成长发展起来的。中国最早与外部交流主要通过陆路，后来日本遣唐使有部分使团取道海路来华。到了宋朝，海上对日本、高丽的航线已经开辟，但这一时期国家主导的远距离海上交流规模依旧有限。我们关注的人员、物品、物种、技术和宗教的大交换，转折点是15世纪的郑和下西洋，它是全球大航海时代开启的前奏。“郑和大交换”体现了大航海时代来临之前区域交换的若干特征，也体现了亚非区域在全球文明交互中的文明多样性和特殊性，有助于认识和理解全球史发展过程中世界不同地区的发展节奏，将历史上的全球—区域整体发展史和当今的全球—区域整体发展史连接起来，为思考当下全球化时代提供历史启迪。

（作者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原标题：《邹振环：郑和下西洋中的“江南影迹”》

栏目主编：王珍 文字编辑：王珍 题图来源：新华社（资料图） 图片编辑：徐佳敏 编辑邮箱：shhgcsxh@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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