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特工写的小说《德黑兰》倾情诉说：伊朗人民心系斯大林

苏联作家谢奉茨用五年时间，写成75万字长篇小说《德黑兰》，因为他是亚美尼加人，所以初版是用亚美尼加语写成的，出版于1951年，1952年被翻译成俄语。

1959年4月，中文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汉化速度可谓是相当快了。毕竟75万字，即使抄一遍，也要费时耗力。

这个小说经过时光的荡涤，究竟还剩余多少价值？

实际上，整个小说提供了一个生动而鲜活的横断面，保真过往年代的丰富的信息符码，它所包涵的内容，要比一本面面俱到的通史著作，更给人一种直感的认识，也容易从情感上获得接轨肺腑的亲近。

这或许就是文学的意义吧。

就《德黑兰》而言，中文小说出版的1959年，中苏关系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而小说出版于斯大林时代，必定烙印着浓郁的对斯大林的歌功颂德的内质，在中文版引进的年代，苏联文学已经开始在中国有意识地弱化它的影响空间了，因此，《德黑兰》并没有在中国读者中产生苏联文学通常会引发的应者云集的盛况。

1952版封面

但是，它的丰富的生活特质，还是会在它沉寂之后，能够获得中国读者的对它的回眸一顾。

八十年代初期，王蒙准备出访伊朗，为了了解这个陌生的国家，王蒙找来了《德黑兰》，虽然他说这个小说有着浓厚的宣传味道，但是小说里对特定的时空横断面的精准刻画，还是能捕捉到这个地域的历史纵深。

而这种纵深感，即使在今天出版的《伊朗通史》里也难以获取到它高低起伏的沟壑。从这个意义上讲，《德黑兰》虽然表现的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个极其短促的时间区块，但是它透视出历史的深度，也用它对冲突与纠葛的叙事惯性，引领着面向未来的发展空间，整个小说因而能够折射出今日伊朗走到目前境况的一个内质驱动力。

比如，小说里表达出的对美国势力对伊朗的不择手段的侵入，可以说依然是今日美国动手干预伊朗内政的一个重要原因。

小说里有四个国家，为掠夺伊朗的石油利益，而展开暗战倾轧，这四个国家是：一是老牌帝国主义英国，当时伊朗近乎是英国的殖民地，掌控了伊朗的经济命脉；二是美国。美国欲夺取英国捏在手里的伊朗石油肥肉，展开了一系列暗中较量，美国以援助为诱饵，拉拢政府中的亲美派，虽然多次受挫，但依然屡败屡战。三是德国。希特勒的势力也在向伊朗渗透，并且得到了国王的认可。四是苏联。苏联在小说里主要是发动革命宣传，支持伊朗的民众反抗，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

这四股势力，仍然是今日伊朗局势的幕后暗战方，世界变化很大，但是各种势力的流动分野与掌控模式，仍然毫无创意地照搬历史的陈年账簿。

四股势力中，英、美、德是围绕经济着力，热衷的是伊朗的石油资源，想方设法获得石油开发的话语权，按小说的笔法来看，就是从石油经济中掠夺更多的财富。在小说的语境里，唯有苏联是真心关心伊朗人民的生活幸福，传布的思想，是引导伊朗人赶走外来的掠夺者，把财富归还给人民，改善他们的生活，因此，苏联人在小说里是唯一代表着正能量的一方。

当时苏联的领袖斯大林也因而成了伊朗人民心中的神圣的光环，小说也通过各种描写手段，来表达伊朗人民心向斯大林这种精神趋向。具体表现在：

小说作者

一、伊朗人民用鲜花铺路，欢迎斯大林的到来

《德黑兰》把视野放在伊朗，表现了伊朗共产党的地下斗争，可谓是相当大胆了，搞的不好，就会被认为是颠覆别的国家的政府。

但是，为什么《德黑兰》敢于这样写呢？

这不能不说，与小说里的一个胜利的结尾有关，这就是1941年伊朗国王礼萨汗下台，小说里涉及到的所有的丑闻、丑事，都可以放在他的头上，进行无情地揭露。

而1941年礼萨汗的下台，与苏联参与其中的盟军占领伊朗有关。

在小说的语境中，伊朗人民的地下斗争，遭受到了伊朗国王礼萨汗的残酷镇压，小说里的一号男主角阿查奇教授，被政府抓入牢中，不治身亡。

这个阿查奇教授是以伊朗共产党领导人塔基·埃拉尼（Таги Эрани，1902–1940）的原型塑造的。

我们在法国学者维利埃（Villiers，G.B.）等著的《巴列维传》（商务印书馆,1986.03）中可以看到一个注释：

——埃拉尼博士曾留学德国，研究马克思主义，后回伊朗从事政治活动，被捕，于1940年死于狱中。——

按照埃拉尼的事迹塑造出来的阿查奇教授死于狱中之后，他的志同道合者，发动了一系列抗议游行，受到伊朗政府的残酷弹压，抓的抓，关的关，整个伊朗社会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在这样的满城风雨的形势之下，苏军开进了伊朗，简直是王师归来，老百姓箪食壶浆，迎接苏军送来正义的曙光，整个小说里的压抑氛围也荡然无踪。

两年后，德黑兰会议在伊朗首都召开，斯大林的到来，更给伊朗人民带来了更大的欢欣鼓舞。

小说里的主人公阿查奇的生前女友，继承爱人的遗志，发起了一个号召，就是在斯大林到来的时候，用鲜花为他铺路。小说里写道（中文版1056页）：

——晚上，当他們聚集在房达那儿、又想起傳递那个大信封的全部細节时，苏莉亚若有所思，突然抬起头来，兴奋地喊道：

“請你們听我的話！……我至死也不会忘記今天的日子。現在，在苏联大使館那儿正在决定世界的命运。斯大林在想着許多各族人民，在想着拯救那現在正受着法西斯野蛮行动威胁的人类文化。因此我建議：明天是我們的休息日，我們大家集合起来，用鮮花撒滿斯大林的汽車駛过的那条道路！”

大家高兴地接受了苏莉亚的建議。

第二天，几百个男女青年，手里捧着一束束的鮮花，走往苏联大使館那儿去了。

德黑兰人都站在人行道上，滿怀兴趣注視着这个不平凡的行列。

走在行列前面的是一位白头发的老妇人，在她那黝黑的臉上露出了柔和慈詳的笑容。——

小说并没有写到是否真的打造出了一条铺满鲜花的道路，但足以说明，斯大林在伊朗人民心目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1953版封面

二、美国总统直接住到了苏联大使馆

如果说小说中伊朗民众对斯大林表达着无由的信任与敬意的话，尚可以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找到倾斜的缘由，那么，小说更用点晴之笔提到了美、英、苏三巨头在德黑兰聚会时，美国总统是住在苏联大使馆，更在政治层面上，彰显了斯大林的巨大号召力。显然，苏联人掌控的空间，更值得信赖，也就是说斯大林给美国总统提供的安全感，要更多一些。

小说以此烘托出斯大林在盟国中的特殊地位，在全球的层面上，凸显出斯大林堪称反法西斯力量的核心关键。小说里写道（1049页）：

——市民們成群結队地聚集在街上，相互交換对于这些他們不了解事情的推测，可是誰也不能正确說出的确出了一件什么事情。

为了謹慎起見，許多商人决定不开店門，許多官員沒有到衙門上班。

只有极少数的人知道德黑兰正在准备三大国領袖的会面事情。

美国大使館准备迎接罗斯福总統。但总統却待在苏联大使館里，这时候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都已經在那儿了。

晚上，路易·洛林、培頓和謝波尔都聚集在菲尔島西旅館內討論当前情况。

路易·洛林大发脾气。他坐立不定，嘴里叼了一支雪茄，仿佛着魔一样，在屋子里冲来冲去，一边很快地脱口說出毫不連貫的話語：

“真丢脸！美国总統竟待在苏联大使館里斯大林那儿！……这是真正的投降！……不，这些俄国人似乎已經开始觉得自己是胜利者了！”

“唔，当然罗！”謝波尔臉上露出一副不高兴的神色，开了一句玩笑。“他們占領基輔，就是专誠为了在这次会議上作为战胜者而不是作为战败者的角色出現的！”

培頓悶悶不乐，冷笑一声。

“还有更糟的呢：罗斯福在这儿完全处于共产党人势力之中，洛林先生，您以为怎样？”——

小说里通过美国政客、商人与外交人员的对话，表达了对美国总统倾斜斯大林的不满，反向地证明了从正义的角度，斯大林更是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核心所在。从艺术的角度来看，小说这种反向衬托的修辞功夫相当具有说服力。

1956版封面

三、斯大林的斗争精神，鼓励了伊朗人民的反殖民斗争

在小说主人公阿查奇被逮捕、关进狱中的艰难时光里，这位伊朗革命的领袖人物，想到的精神支柱是斯大林曾经也有过的被捕流放岁月，从而坚定了他的斗争信心。小说里有着长篇大论，几乎把这位伊朗的革命人士，塑造成了一位苏联小说里的常见的英雄造影。

小说写道（928——929页）：

——有一次，一个阴霾的冬天日子豁然开朗了。通过那扇装在顶棚紧下面的小通风窗，阳光小心翼翼地、仿佛要躲开狱卒似地溜了进来，射在对面墙上，一个掌心那么大的金黄色的亮点子在墙上跳动着。

阿查奇出声說：

“啊—啊，好朋友，咱們久违了！不錯，沒有你是无法生活的……”

他說完以后就不响了。在牢房的死寂中，自己的声音是奇怪而异样的，似乎有点沮丧，因此阿查奇在心头里責备自己說：

“你开始想念阳光过早啦！要知道，可能要过好多年头你才能重新再看見那在澄藍穹蒼中閃耀发光的太阳。不錯，不是許多月份，而是許多年头啊！……”

“許多年头”——这四个字儿說来多么容易……把从监禁之日起过去的日子加上一倍，然后再加上一倍，然后再加上許多倍。这样就会得出一个发明象棋的聪明印度人算出的搞不清楚的数字。

“这算困难嗎？”阿查奇自己問自己。“斯大林怎么熬过的，他怎么战胜了寂寞，怎么在又暗又湿的牢房里，在流放的寒冷和孤独中鍛炼自己的斗争意志的？”

阿查奇不由自主地把一只手伸到外衣衬头后面的一只秘密口袋里去，那儿他珍藏着一张印在白綢上的領袖的照相。这是阿查奇自己想出的主意——把这种列宁和斯大林的照片送給党的宣傳員。如果被逮住的話，不管警察和獄卒怎样仔細搜查，也不能找出它們。

阿查奇掏出一块小小的綢手帕，微笑着把它摊开。在阳光的照射下，这个他熟悉的亲人的可爱的音容笑貌显得栩栩如生。

这位导师正在照上向他报以微笑。阿查奇从没見过他，只在一次无线电广播中听到了他的关于苏联人民大宪法的演說。現在，在阿查奇的耳朵里又响起了宁静而亲切的話声：

“你觉得煩悶嗎？毫无益处。我們的斗争可能有一时的失敗，但在斗争中最重要的是不要丧失远景，忘記最終的目的。如果丧失为真正人民民主作斗争的偉大目的，俄国布尔什維克是不能获得胜利的……”

虽然这是阿查奇的自言自語，但他听到了領袖的声音。

自从他把自己的生命和革命运动結合的日子起，列宁和斯大林是經常和他在一起的——在他心头里，在他灵魂里。多少次他遇到斗争的一些复杂問題时，他就向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請教——他在他們的著作中总是找到了显明的、清楚的、直接的答复。列宁和斯大林是他的老师，最亲切可爱的人，在最困难的时候他在他們那儿找寻斗争中勇气、力量和不屈不撓的意志的源泉。

阿查奇一边仔細看着亲爱老师的慈祥面容，一面回想起台尔曼的一次談話：

“每个革命家，如果他的确想或多或少为自己的人民做些認真工作，那末就必須具有斯大林的坚毅精神、鋼鉄意志和他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誠。斯大林是我們时代的列宁，是一个偉大的巨人。他具有列宁的热情，同时质朴得象一个普通老百姓……”

阿查奇小心翼翼地把手帕藏好，然后抬起头来，看了看那个顶棚下面的小窗，一条金黄色的阳光繼續通过那儿照射进来。

“外界……”

这两个字听来多么奇怪啊！

归根結底，这儿牢房里的事情和那儿外界的事情还不反正——

1959版

有着斯大林的精神力量，阿查奇实现了自己的生命晋级过程，从而无视困难险阻，泰然面对来自于外来社会与自然的诸种压力。

《德黑兰》这部小说在斯大林时代可谓是名噪一时，但是，它毕竟有着非常明显的时代局限，现在能查到的苏联重版这本书的最后时间是在1959年，之后便没有再版，但今日的俄罗斯读者，仍有执着的追求者，表达着对这本书的尊崇与敬意：

——大概都要怪我那未能实现的当少先队员的梦想。五一节的游行、气球。大概也要怪那些关于“列宁爷爷”的故事——他在被关押时用面包做“墨水瓶”，用牛奶做“墨水”，这些故事对幼小心灵的影响可不小。大概还源于人类对人间天堂那种永恒而无法实现的梦想……又或者，是对现代那种永无休止地追逐金钱、牺牲一切的疲惫感。

但像这样的书，至今仍让我心生感动，也让我热爱生活，让我相信人。——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对伊朗那片几乎没有任何实体概念的现实情境，我们可以通过这本小说的一个时间隧道窗口，无障碍地进入到一个特定的时点，并由这个时点，可以更亲和地洞观伊朗的前世今生，尤其是在伊朗成为战争热点情境下，能够借助小说施予我们的情感的层面，去触摸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