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佐哲：忆许大龄教授教我们学习明清史

许大龄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尤其专长于明清历史，桃李满天下。他一生安于清贫，刻苦攻读，虚怀若谷，乐观豁达，谦虚谨慎，待人热情，幽默诙谐……总之，他素养高洁，治学、为人堪为楷模。作为他的学生，尽管从北京大学毕业已经四十三年了，但是岁月的流逝，并不能使我忘却先生对我的殷殷关怀与谆谆教诲，他的音容笑貌、道德文章始终萦回在我的脑海里，深深地印刻在我的心目中。

1959年，我从沈阳二中毕业，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在历史专业学习。记得中国通史课明清史部分，就是许先生给我们上的。当时他刚刚从讲师晋升为副教授(当时在“大饭厅”前的揭示版上与《北大校刊》都发布了消息)、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副主任(主任是邓广铭先生),干劲十足，热情开朗，深受学生欢迎、爱戴。他讲课循循善诱、生动活泼、条理清晰、重点突出、深入浅出、容易记忆，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经过三年基础课学习，至1962年秋，我们升入本科四年级的时候，开始进入了专门化课程阶段。由于许先生的课给我的印象深刻，再加上我是东北人，从小就听到了不少有关努尔哈赤(乡人称“老罕王”)、皇太极、袁崇焕、吴三桂等人的传说、故事，沈阳又有清朝入关前的“皇宫”,所以我就选了中国古代史专业明清史专门化。系里决定由商鸿逵与许大龄两位先生任我们的指导老师。当时我们年级选择明清史专门化的同学共有7人，即姚德明、金国新、龚文抗、徐士章、齐庆昌、刘玉衡(女)与我。当时，“三年困难时期”刚刚过去，学习、研究的氛围比较宽松。因此，商、许二位先生决定给我们“吃小灶”,让我们每周至少到他们家中一次，由他们轮流授课。这种“单兵教练”,使我们受益匪浅。记得新学年开学不久的一天下午，我们按约定来到了中关园二公寓商先生家中，当时两位先生已经在客厅等候我们多时了。彼此寒暄之后，首先由商先生讲话，他说你们这一届同学很幸运，赶上了认真读书的大好时光，一定要抓紧学习，多多读书，武装自己。系里的领导对你们期望很大，相信你们这一届同学中一定会出现人才……接着他又说：“今后我和许先生分别担任你们的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许先生主要负责明史，我主要负责清史。今后每星期二下午，分别在我家与许先生家里轮流给你们上课。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就直接提出来，咱们一块研究、解决。”接着我们就便分别选择了专攻方向，姚、金、龚、徐选的是明史，齐、刘和我选了清史。因为这是我们初次到老师家中上课，不免有些拘束，也不敢随便讲话。商、许二位先生看出来后，便让我们自报家门，谈谈自己是什么地方人，以及自己家中的简单情况等等。

初次在商先生家上课，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位先生相处得很和谐，彼此合作非常融洽。他们都是典型的书生，温文尔雅，落落大方。因为商先生在北大历史系教师中，是属于辈分、学历较高的老师，论起来许先生应属于他的后辈，所以许先生对商先生十分尊重、爱戴。这一点从他的言谈、举止中处处都可以看出来，他总是让商先生讲话，然后再谈自己的意见，并没有摆教研室副主任的领导架子……而且后来每当商先生授课，许先生几乎都来和我们一起听课。

为了给我们打下坚实的专业基础，学好明清史，商先生、许先生给我们专门开设了明清史料和典章制度的课程。主要讲解史料的来源、价值，以及史料的搜集、整理、使用与鉴别等问题。为此商先生主讲了《清实录》、《清史稿》,会典与三通、明清文集、明清兵制、宦官等内容；许先生则主讲《明史》、《明实录》,明清官制、地方志和“明清史学——私修历史的价值”等。此外，系主任翦伯赞先生、向达先生、商先生和许先生等，还通过他们个人的关系请来了全国著名的明清史专家到学校或者二位先生家中授课。例如，郑天挺先生(南开大学副校长)为我们讲了一年“清史研究”、单士魁先生(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研究员)与单士元先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研究员)主讲“明清档案”、柴德赓先生(江苏师范学院院长，许先生在辅仁大学的老师)主讲“史料与史学”、赖家度先生(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教授，许先生在辅仁大学的同学)主讲《明史纪事本末》、王锺翰先生(中央民族学院教授)主讲“关于入关前的满族社会性质”。与此同时，还特意请到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著名明史学家吴晗来校作“有关治学三问题”的学术报告。因此，为期两年的明清史专业课程有声有色，生动活泼，十分丰富，令人终生难忘。下面仅就许先生讲课所及略述一二。

记得我们第一次到许先生家听课，是在1962年9月25日(星期二)下午。先生家住在北大中关园教职员宿舍的平房的一个单元，每家都有一个小院，门前种些花草、树木，非常幽静、恬适。并且每家都有自己的厨房、卫生间，火墙取暖……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这样的居住条件已属不错了。许先生在书房兼客厅给我们授课，书房中除了临窗放着一张写字台外，四周摆满了书柜，学术气氛很浓。师母张润瑛先生，也是历史系的老师，在资料室工作；她是一位文静、贤惠，和蔼可亲的贤妻良母。他们的独生子当时正在童年，活泼可亲。另外还有一位在他家服务多年的老保姆，许先生一家早已把她看成了自己的家人。这个家庭其乐融融，十分幸福。

许先生告诉我们他祖籍四川屏山县，童年在成都读小学，后来在北京读中学、大学(辅仁大学)、研究生(燕京大学)。他的伯父是搞法律的，对他影响很大……简短的自我介绍后，便言归正传了。许先生那天给我们讲的是《明史》,他说：《明史》最早的版本是乾隆四年(1739年)的武英殿本(简称“殿本”),其他的都是照这个本子影印或排印的。除此之外，《明史》还有一些版本，例如，“同文本”,其中又分为“老同文本”(广东刻印)、“五州同文本”,这种版本最普遍。其次为“竹简斋本”,这种版本是石印的，缺点是容易脱落。第三种是“五局木刻本”,是刻印的，比较笨重。第四种是“四部备要本”,这个版本最普遍，也容易找到。第五种是“图书集成公司本”。第六种是“开明二十五史本”,该版本的优点是找资料方便、快捷。另外附有详细考证。

在这些版本中，以影印本最好，而其中又以“百衲影印本”为最佳。它的后面附有张元济写的跋，另有考证，如《明史考证据逸》(王颂蔚辑，42卷)。

《明史》共计332卷，目录4卷，清朝张廷玉等撰。它在“二十四史”中，卷数仅次于《宋史》。由于它撰写的时间长，参加的专家多，经过反复修订、推敲，它体例完备、史料充实……

因此，在历朝编纂的正史中《明史》是比较好的一部。

《明史》从顺治二年(1645年)开始编修，最后至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完成，共计用时133年。其实真正撰写是从康熙十五年(1676年)开始，至乾隆四年(1739年)就初步完成了。撰写过程可分为四个时期：(1)顺治二年开馆，当时主要负责人是洪承畴、冯铨等人，属于搜集资料阶段，各方面条件都不完善，因为当时全国还没有统一。(2)康熙十八年(1679年)举行科举考试，从中选出50人修明史。从雍正二年(1724年)至乾隆四年是大规模纂修明史的重要阶段，当时正式成立史馆，配备的官吏也很多，有监修、总裁、撰修等官员，大约有50人。其中最著名的有朱彝尊、毛奇龄、汤斌等。

当时著名学者万斯同，因不愿意为清朝服务，起初没有参加，后来由总裁徐元文请到家中审定稿件，共计十二年才完成。他把所有的稿件删削、贯通起来，完成了万斯同《明史稿》416卷(北京图书馆与宁波天一阁有收藏)。后来万斯同又到总裁王鸿绪家继续撰修明史，直至去世。后来王鸿绪根据万氏《明史稿》,参考以前的《明史稿》又撰修了另一部《明史稿》(《横云山人集》),共计310卷，后称“王鸿绪明史稿”。(3)从雍正元年(1723年)至雍正末年，张廷玉为总裁，修成了今天的《明史》,根据王鸿绪本，于乾隆四年刻印了武英殿本。(4)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至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根据乾隆帝的谕旨修改“明史本纪”与《辽史》、《金史》、《元史》中翻译不好的人名、地名等。具体情况可参考燕京大学李晋华写的《明史纂修考》一文。

明史主要分为：(1)“本纪”。类似“大事年表”,比较简略，可以供初学者参考。(2)“志”。许多与其他正史的“志”相同。但也有不同的地方。例如，明史“艺文志”是明朝人著述的索引。“历法志”与前代也不同，备有图板。值得注意的是，“天文志”、“礼志”、“乐志”、“服舆志”等不大好读。其中“食货志”、“地理志”、“职官志”最重要，其次是“兵志”、“刑志”、“河渠志”等。“志”最难读，需要熟读几个“志”。(3)“表”。主要有“诸王表”、“功臣表”、“外戚表”、“宰辅表”、“七卿表”等，主要是供人们查考。(4)“传”。这是《明史》中最容易读的部分，记载的事情也比较详细。一般是按类编排的，例如，“公主”、“后妃”……其中最主要的，也是最多的是各朝“大臣传”,占《明史》文字的一半以上。绝大部分是按朝编排，同一朝的按官职编排(如，内阁、六部……),先文官、后武官。但是也有个别例外，是按事编排，如《明史》卷一五三中的宋礼、陈瑄、周忱等人编在一起，主要叙述宣德年间征税的事情。卷一五四中的张辅、黄福、吕毅等人编在一起，主要记述征安南的事件。卷二○五中的朱纨、张经、胡宗宪等人编在一起，主要是记载抗击倭寇的事件……

《明史》诸传有的一人一传，如卷一七O的于谦传、卷一九五的王守仁传、卷二五○的孙承宗传等。有的二人一传，如卷一二二中的郭子兴、韩林儿传，卷一二七中的李善长、汪广洋传，卷二八○中的何腾蛟、瞿耜传等。有的三人一传，如卷一四八中的杨士奇、杨荣、杨溥传，卷二一三中的徐阶、高拱、张居正传等。一般的都是十几个人一传，其中以一人为主，其余的人为附传。附传有时多达二百人以上，例如，卷一九一中的何孟春传就附有239人。

《明史》的价值较高，因为它编撰的时间长，参加的人员多，修史体例吸收了前人积累的经验，资料完备(很多史料都来自《明实录》),正文中文字通顺、易读，没有典故堆砌和艰涩难懂的文字、语法；一般只要初步具备明朝有关政治、经济方面的知识，再对当时的地理、地名、人名、职官和年代等有些粗略了解，就可以左右逢源了，我们在写作时可以把它作为史料引证。

《明史》好的方面是设置了“阉党传”、“土司传”、“流贼传”(即农民起义的领袖)等。它的缺点是因为有避讳，故没有设“女真传”;南明的史事也记载得很少。另外有一个问题就是《明史》中大量存在着对帝王将相的美化与对农民领袖的诬蔑、谩骂、丑化，这是必须注意的。再有，《明史·艺文志》中，收录了邓名世的《古今姓氏书辩证》,其实邓乃宋朝人，他写的书，怎么能收入到《明史》中呢?

读《明史》首先要读比较易读懂“列传”,但要把其中的名词搞懂，这就需要了解当时的年代、职官、人名、地名……(要经常翻阅“七卿志”、“地理志”和《明史考证 捃 逸》等)把这些弄懂了，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另外，读《明史》时，要了解一件事需要同时看几个人的传，不能只看一个人的传，只有这样才能全面了解这个事件。

此外，读《明史》需要参考清朝乾隆年间三大史学家的书，即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和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三部书各有不同特点，是学习历史的三把钥匙。钱大昕善于考证、辨识；王鸣盛专长职官、地理等知识；赵翼则研究面广，路子宽。虽然在这三部书中，只有赵翼的书涉及到了《明史》,但其他两部书也很重要，一定要读。

1962年10月9日(星期二)下午，许先生又为我们讲授了《明实录》。他说常见的主要是“伪满印本”;它是根据传抄本排印的，当时只印了500本。

“实录”属于编年体史书，即每一朝皇帝死后，下一代皇帝都要命令大臣为他修“实录”。“实录”很宝贵，最早见于《隋书·经籍志》,其中提到了梁朝皇帝实录。一般末代皇帝没有实录；再有当皇帝被否决了也不会有实录，例如明朝的建文帝、景泰帝，清朝的宣统帝(即溥仪)等人都没有实录。一般纂修实录首先是根据“起居注”(即“记事录”,最有名的是《大唐创业起居注》)与“时政记”(君臣议论之词)编制成“日历”(即“日录”),然后再根据“日历”修成“实录”。“实录”一般不许流传，因此很不好保存，很容易遭遇火灾。唐朝只留下了5卷“唐顺宗实录”(韩愈编),宋朝只留下了20卷“宋太宗实录”(钱若水编)。《明实录》共计2909卷，崇祯朝也没有“实录”(见《明史·艺文志》)。现在的“明实录”是传抄本，1930年发现于南京，后来进行影印。影印本共计2925卷，加上了“崇祯实录”。《清实录》现在印的名字是《大清历朝实录》,是伪满时期印的，共计121包，4382卷(其中包括《宣统政纪》42卷、《满洲实录》8卷)。

《明实录》一般是按年、月、日编写。其内容主要是：(1)记载本朝政治大事、重大措施、大臣奏章、皇帝训谕以及社会经济制度等。(2)每年年终的赋税数目，土地数目，少数民族、外藩的进贡数目等。(3)记载礼仪、皇帝起居与死亡、太子结婚等。实录一般一月一卷，阅读时千万要仔细，不可马虎。一般实录都经过了多次修改。例如，明太祖的“洪武实录”就修改了三次。“明熹宗实录”至今还残缺不少，传说是被冯铨偷走了。

《明实录》的价值较高。因为它是编年体，按年、月、日编排，所以数量大，史料丰富、翔实，是官修历史，比较可靠。其次，它是政府颁布的典章制度，可信度高。再有，讲一个人的事情比较确实、可信。另外，要了解少数民族与中央政府的来往也要主要根据“实录”。例如，了解满洲初期的情况，主要靠《明实录》。“实录”的问题是：对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暴露得很少；对皇帝做的坏事多有避讳；对某些人的评价不公。清初的学者比较相信实录，例如万斯同、朱彝尊等人。朱彝尊在其所著的《曝书亭记》中，对《明实录》评价很高。另外，实录中收录的上谕很多，查找起来不大方便。

根据《明实录》编辑的书籍很多。如朱国祯的《皇明大政记》36卷，陈建的《皇明资治通记》,尹守衡的《明史劫》,谈迁的《国榷》等。

1962年10月30日(星期二)下午，许先生为我们讲授了“地方志”。他说：“‘志’的本意是‘记录’或‘记载’。‘志’包括二种，一曰‘史志’,主要是记述地方沿革制度、发生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二曰‘地理志’主要记述疆域、山川、风物、物产……总之是记载历史与地理的。明朝以前不都叫‘志’,如唐朝叫‘图经’,明清以后才叫‘志’。全国的志称‘一统志’,如《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等；一省的‘志’叫‘省志’。依此类推有：‘府志’、‘州志’、‘县志’‘乡志’……地方志属于‘官书’。”

中国的地方志是世界其他国家所没有的，保存至今方志有5000余种，但明朝以前的很少，最早的是晋朝的(如讲四川的“华阳国志”,是一部很好的史书)。

地方志最初多偏重一个地方的地理、风俗、物产等；宋以后偏重历史。明朝中期以后大兴修志之风，但保存至今的不多。《四库全书》中只有13种，其中元朝的有5种。保存下来大量的是明朝中期以后，特别是清朝所修的。据朱士嘉先生统计明朝的方志有770种，清朝的有4765种。这主要是由于明清两朝距今比较近，另外明清统治者为了加强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也提倡修志。所以有的地区的方志保存得较多，如浙江严州有9种，山东泰安有11种。从清朝开始东北、新疆、西藏等地都有了地方志，如《回疆志》、《西藏志》、《盛京通志》等。外国侵略者很早就注意收集中国地方志。最多的是日本，其次是美国，如，明朝天启《成都府志》与《崇祯松江府志》现在均在美国。

地方志体例复杂，很不一致。每部方志都有序言，有的序言空洞无物，但也有好的。如有的序言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地的特点；而且也能从序言中看出前人修补的情况；序底有皇帝的诏谕，翻起来方便。诏谕后面往往有地图(有一种最好的叫“记里开方法”),地图后面是疆域沿革、风俗、物产、人物、名宦、列女等。但方志记载人物有缺陷，如记述人物详古略今，只讲好的，不说坏的，并且一般不记载贫民、农民起义领袖、商人。方志最后有“艺文志”记载文章、书目；有的还记载金石(碑文、墓志铭等)。地方志中有许多历史资料，可供我们查阅，也可以补正史之缺。

古人注意文辞，明朝修的陕西“武功县志”,人们认为较好，3卷，2万字，比较简洁。章学诚认为写得不好，认为太空洞。章学诚一生修了不少方志。今天我们看一部方志好、坏，主要看它的内容是否翔实；是否详细注明了史料的出处；是否详细记载了地方特色、风俗。我们读方志不能只看一部，而是要纵横地看，要看几部，看几朝的(如“苏州府志”);对比着看，不但要看府志，也要看县志。这样才能发现发展不平衡，看出风俗的演变，还可以追索出史料的来源。同一种方志要各部分对照看，这样可以相互认证。看方志中的人物，要与正史对照着看(因为方志中错字较多，有避讳……),引用方志时，一定要注明是什么朝代修的。看方志如大海捞针，只能翻检。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可以看看。此外，康熙时编制的《古今图书集成》中的“舆地典”收录了不少地方志。地方志索引最好的是朱士嘉的《中国地方志索录》。北京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馆)藏地方志最多；北大图书馆藏山东地方志较多；沈阳图书馆藏东北地方志较多；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浙江地方志较多；昆明图书馆藏少数民族方志较多；浙江宁波天一阁藏明朝地方志200余种。此外北京图书馆和北大图书馆有许多地方志的“显微胶卷”,可供读者阅读，因为有些原书藏在国外(如，美国、日本等)。

1962年11月12日(星期二)下午，许先生为我们讲授了“明清史学——私修历史的价值”。他说如果编写史学史的话，最难写的就是明朝，因为很难确定到底哪一位算是“史学家”。下面简单介绍几位。(1)王世贞(1526——1590年)字元美，号鼻州山人，江苏昆山人。他博古通今，是一位著作家。他的著作很多，主要有《算州山人四部稿》(174卷，其中分诗、文、赋、说四部，“说部”对于治史最有用)、《拿州山人四部续稿》(207卷)、《算山堂别集》(100卷，只有明刻本，其中包括《鼻州山人史料》前编30卷，后编20卷在内)、《嘉靖以来首辅传》等。(2)钱谦益，明末东林党人(后因“降清”入了“贰臣传”。他的妻子柳如是，很年轻，具有民族气节)。他是一位藏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他的藏书楼，名“绛云楼”。他的史学著作有：《太祖实录辩证》、《国初群雄事略》12卷，该书收集的史料很全，一般都注明出处。主要讲述韩林儿、刘福通、张士诚等人的事迹。

清朝史学家比明朝史学家搞得好、清楚。早期的代表人物是顾炎武、黄宗羲等人，他们开始考据。顾炎武虽然是位杂家，但是他的史学很好。他的《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必须得读。他文集中收录的“生员论”主要讲明朝秀才的跋扈。“钱粮论”主要讲明朝赋说。黄宗羲是浙东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主要是搞经学，也搞史学，他写的《明史干》已经失传。他的《南雷文定》给明人写墓碑。他在中国首开学术史研究，他写了《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等书。他的学生万斯同、全祖望、温睿临与谈迁等人几乎全搞明史、南明史。例如，全祖望写了《 鲒埼 亭集》、温睿临写了《南疆绎史》、谈迁写了《国榷》等。另外，清初学者潘柽章的《国史(明史)考异》6卷，很有价值。邓之诚先生认为是清人考证明史的第一流的作品，遗憾的是此书只考察、考证了明初的几朝历史。我们可以参考实录、文集、碑传集等对照来阅读。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主张经史并用。庄亭钺所修明史有几篇收录在“四部丛刊”中，其中“明史抄略”主要写明神宗万历后期及光宗、熹宗时的事情。如，记载了戚继光、李成梁等人的事情，特别是记载了当时不少有关东北满人入关前的事情。康熙以后清统治者加强了对舆论的控制，文网密布，为此学者多为了避讳，而搞考据，此时学史没有取得什么大成就。当时较为有名的考据学著作是阎若璩著的《古文尚书考证》、姚际恒箸的《古今伪书考》等。后来出现了“乾嘉学派”,其中一派以苏州人为主，称“吴派”;另一派以安徽人为主，称“皖派”。“吴派”以惠栋为代表，“皖派”以戴震为代表。“吴派”主要搞汉朝人的经学，因此又称“汉学派学”。“皖派”(主要是戴震及其弟子)主要搞音韵、校勘。如，戴震的弟子段玉裁写了《说文解字注》、王念孙写了《读书杂志》等，他们搞得十分细致。在他们之后有赵一清写的《水经注补》、严可君写的《全上古三代秦汉文》、钱大昕写的《元史氏族表》、《元史艺文志》、《廿二史考异》、王鸣盛写的《十七史商榷》和赵翼写的《廿二史札记》。章学诚是中国讲史学方法的一大家，他写的《文史通义》,主要讲怎样考证，怎样补史料……总之是讲史学方法、考证与方志等方面的学问。此外，清朝学者有不少人搞版本学与目录学，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关于清朝的学术史，我们可以看一看梁启超写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清代学术概论》等书。另外。萧一山的《清代通史》也可以参考。

1962年11月27日(星期二)下午，许先生为我们讲了“明朝官制”。关于这个问题他首先要求我们读《明史·职官志》、《明会典》、《明会要》和《春明梦余录》等书。那次先生重点简述了明朝的中央与地方官吏的制度。他说明朝中央官吏有“加官”、“赠官”制度，但不单授。如，“三公”(即“太师”、“太傅”、“太保”)和“三孤”(即“少师”、“少傅”、“少保”),他们可以做皇帝老师。此外，还有“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他们可以做太子老师。明朝文官有李善长和张居正等人封过“太师”;武官只有张辅封过太师。明朝中央设有内阁，权力最大的是“宰辅”。另外设有大学士，为正五品官，在洪武年间即已出现，但当时只是顾问，到了永乐年间才参与政事，当时由皇帝亲自任命。后来开始“廷推”。内阁还设有“内阁中书”多由进士中选拔，入阁办事称“入值”。所有大学士都可以称“内阁大臣”或“内阁大学士”。内阁的职能是：(1)参与机要；(2)出纳王命，起草诏谕；(3)点检题奏；(4)票拟批答等。此外，阁臣在皇帝出巡时还要扈从，在御经筵时知经筵或知经筵事；在修实录、史志时任总裁；会考时任主考官等。中央还设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部的首长是尚书(正二品),其次为左右侍郎(正三品),下设郎中(正五品)、员外郎(从五品)与主事(正六品)。六部的特点是：(1)六部中吏部权力最大，主要掌管官吏铨选、封勋和考课(对官吏的定期考察)。下设四司(文选司、验封司、稽勋司、考功司)。(2)户部下分十三司。分别掌管户口、田赋、市耀、关市、坑冶、蠲免、和漕运等。(3)礼部，掌管礼仪秩序、考试、祭祀、宴饗、贡举和朝贡等事宜。下设四司：仪制司、祠祭司、主客司与精膳司。(4)兵部，主要掌管武官的选拔、封赏和军政事务等。下设四司：武选司、车驾司、武库司与职方司。(5)刑部，主要掌管各地方法政、制定律例和审理囚徒等事务。下设十三司。(6)工部主要掌管工役、营建和农田水利事务。下设四司：营缮、虞衡司、都水司与屯司。六部以外，中央还有其他几个机构：都察院，即过去的御史台，是掌管监察的机构。大理寺掌管定献谳等事务，即复审、平反，设正卿、少卿等官。通政司掌管奏章。尚宝司掌管御玺。太常寺掌管礼仪。光禄司掌管宴会、膳食。

地方官吏，按“二司”设置，即分省、(道)、府、(州)、县管理。全国除两京(北京、南京)设北直隶、南直隶外，还设立了13个大布政使司(即十三个省)。各省设布政使、按察使，下面有参议、参政、副使、佥士、知府、知县等官员。他们控制百姓主要是通过地方乡绅、地主进行。这也就构成了基层管理组织。如管理赋役用“里长”、“粮长”。管理诉讼通过“老人”。巡查乡里用“甲首”(又叫“总甲”)。此外，县衙管理治安的官吏叫“典史”,管理教育的官吏叫“训导”。他们均属知府、知县的属官。

此外，许先生对我们如何写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也作了具体指导。首先是选题问题。他说：到底是选大题，还是选小题好呢?这个问题要具体分析。对于同学们来说，由于时间关系，选大题不大合适。即使我们选了一个大题目，那也要分成许多小题目去作，但小题目也不是具体考证一个人的相貌(如，“洪秀全有几根胡须?”等),而是要具体解决每一个环节的具体问题。其次要掌握关于这个问题前人都做了哪些研究?取得了什么成果?还有哪些问题尚待解决?尽量搜集能够找到的资料。一般引用资料要引最早出现的史料，但晚出的史料，也有价值很大的，因为后人对此做了研究、总结。写论文一般都要注明出处，但基本常识性的就不用注了，可是要引用某人的特殊论点就要注明。写论文时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做指导，站在人民的立场、进步的立场；文章要夹叙夹议，注意平衡；运用史料时不可夸大、片面，每条史料都要核实；要实事求是，推论不可过多。许先生与商先生一样十分注意实践教学，经常带我们去历史博物馆、故宫、中央档案馆、皇史晟、圆明园、颐和园、大觉寺等处参观、学习和实地考察，使我们增加了感性知识，开阔了视野。

许先生是一位十分乐观的人，他酷爱京剧，对京剧的历史、剧本、流派、名角……他都了如指掌。不仅如此，他们一家三口，都能唱上几口。记得三年困难时期(大概是1960年)的夏收时节，他与我们年级的同学一起到大兴县沙子营村参加麦收劳动。当时生活很苦，起早贪黑很累，可许先生在劳动之余，亲自编写了京剧剧本“割麦记”,并在师生与村民的联欢会上登台演出，受到了热烈欢迎。

大学毕业后，因为同在北京工作，故与许先生一直保持联系。特别是每当师兄姚德明(原《青海日报》总编辑)来京，我与金国新、龚文抗、徐士章诸学兄(他们都在中国对外贸易促进委员会工作)都要去看望他。许先生晚年尽管体弱多病，经济上也不大宽裕，但仍然坚持教学、科研，笔耕不辍，培养了许多硕士、博士，这批人现在都成为我国明清史学界的骨干力量。

许先生乐于助人，他不但对我们明清史专业的同学关心、帮助，对我们年级的其他同学也十分关心。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那就是在改革开放后，我们班同学王永谦(原来学秦汉史专业)当时在北京东城区政府工作，他想“归队”,重新搞历史研究。我想到了许先生，于是我和他冒雪，骑自行车到许先生家，向他求援。他二话没说，立即答应，结果很快王永谦同学就调到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了。

以上是我对许先生教我们学习明清史与日常交往的点滴回忆，挂一漏万，想起来对先生充满了怀念之情，许先生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丁亥年秋七月于北京望京蜗牛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