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马可的欧亚书简｜贝多芬的远方：从伍珀塔尔到青岛的音乐旅程

延续歌德《西东合集》的对话传统，中德跨文化交流专家何马可（Marcus Hernig）以学者之眼、行者之笔，带你探寻改变东西方交流的关键人物、伟大工程与不朽著作，见证文明相遇的每一个决定性时刻。本期由周云洁主笔，何马可译为德文。

亲爱的读者：

有时候，作者与译者之间的距离，也许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遥远。以往多由我的爱人何马可先用德文写作，再由我译成中文。这一次我们交换了角色：故事先从中文出发，再由何马可把它带入德文的世界。

所以这一回，也请容我先从中文写起。

还记得1980年，我们全家从汉诺威搬到了伍珀塔尔。那一年，我刚满15岁。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我心里惦记的第一件事，不是新学校，也不是能不能很快交到新朋友，而是我的钢琴。经过长途搬运，它需要重新调音；更重要的是，我得赶快在这里找到一位新的钢琴老师。因为那时的我正学着弹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Klaviersonaten），当然舍不得就这样停下来。妈妈却安慰我说：“别着急。既然搬到了这里，我们总得先安顿下来，好好熟悉一下新的环境。”没过多久，她便和邻居们熟络起来；弟弟也很快和邻居家的孩子们玩成了一片。

而我则喜欢先去了解一下，这里曾经生活过哪些知名人物。于是，我去了图书馆。也就是在那里，我第一次真正注意到了一个名字：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没想到，恩格斯竟然就出生在这里——1820年的巴门（Barmen），也就是今天伍珀塔尔的一部分。他出身于一个富裕的纺织企业家家庭，而当时的伍珀河谷正处在工业化迅速发展的时代。更让我意外的是，早在1839年，年仅18岁的恩格斯便以“弗里德里希·奥斯瓦尔德”（Friedrich Oswald）为笔名，发表了《伍珀河谷来信》（Briefe aus dem Wupperthal）。在这些文字中，他不仅描写了巴门和埃尔伯费尔德蓬勃发展的纺织工业，更把目光投向了繁荣背后的另一面：贫困、童工、艰苦的劳动与生活条件，以及工业发展对伍珀河造成的污染。或许，从那时起，他就已经开始追问一个后来贯穿其一生的问题：经济进步究竟意味着什么？而在繁荣的背后，人和社会又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著《伍珀河谷来信》

而我更感兴趣的却是：恩格斯也弹钢琴吗？他喜欢贝多芬吗？然而，我在学术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 III/1，第217-219页）中找到了这样一段记载：在1841年3月写给妹妹玛丽·恩格斯（Marie Engels）的一封信中，年仅20岁的恩格斯谈到了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c小调）。他曾明确写道：“一个人如果还没有听过这部伟大的作品，就仿佛还没有真正听过音乐。”最令他动容的，是第一乐章中的绝望感、慢板里的忧郁，以及最后乐章中迸发出的青春、喜悦与自由。

有一天放学回家，妈妈刚见到我，就带着几分兴奋地说：“今天我去市中心逛街，突然看到一个很醒目的招牌：格贝斯音乐学校（Musikschule Hans Gerbes）。我进去问了问，也跟格贝斯老师提到了你。他说，你明天就可以过去试一试。”

我一下子高兴起来，但又有点紧张。为了给新老师留下一个好印象，那天晚上，我把自己会弹的几个曲子又重新练了一遍。一个地方弹得不满意，就从头再来；手指稍微有些生疏，也要反复练到顺畅为止。书房里，琴声一遍又一遍地响着。弟弟终于忍不住了，在一旁抱怨：“姐姐现在又要天天练琴了，我以后再也没有安静的日子过了。”

后来，我便跟随格贝斯老师学了好几年钢琴，一直到高中毕业、参加完高考。那几年里，在他的耐心指导和一点一滴的栽培下，我才慢慢明白，真正把贝多芬弹好，远远不只是把每一个音弹对、把每一段弹得流畅。更重要的是，要懂得贝多芬。要知道他为什么会写下这些音乐，经历过怎样的人生，又是如何把自己的性格、情感、痛苦、希望，甚至对命运的抗争，一点一点融进旋律之中。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好奇那些藏在乐谱背后的故事：一首作品是在怎样的时代、怎样的心境中诞生的？作曲家当时经历了什么，又为什么会写出这样的旋律？渐渐地，我才发现，一首曲子真正打动人的地方，往往并不只在音符本身。

花生漫画中的贝多芬

小时候，放学回家做完功课之后，我有时喜欢翻翻漫画，让自己轻松一下。最让我着迷的，是查尔斯·M.舒尔茨（Charles M. Schulz）创作的《花生漫画》（Peanuts）。

在那些熟悉的角色中，我最关注的不是查理·布朗(Charlie Brown)而是他的朋友：施罗德（Schroeder）。他总是坐在那架小小的钢琴前，专心致志地弹着贝多芬，仿佛周围的一切都与他无关。对我来说，这个画面总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甚至让我生出一种奇妙的共鸣，那种一坐到钢琴前，只想沉浸在音乐里的感觉，我太熟悉了。

后来我才知道，施罗德对贝多芬的热爱远比我小时候想象得更加认真。根据查尔斯·M.舒尔茨博物馆的一次展览，在11年的时间里，这位小小的“钢琴家”竟然在漫画中演奏过贝多芬32首钢琴奏鸣曲中的11首。难怪策展人、贝多芬研究学者威廉·梅雷迪思（William Rhea Meredith III，1954-）会感叹：对于一个八岁的孩子来说，这已经相当了不起了。梅雷迪思曾长期担任美国圣何塞州立大学艾拉·F·布里连特贝多芬研究中心（Ira F. Brilliant Center for Beethoven Studies）主任，并参与策划了有关《花生漫画》与贝多芬的专题展览。

施罗德对贝多芬的感情，还不仅仅体现在钢琴上。贝多芬的生日，对他来说几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在《花生漫画》长达49年的连载中，有27个年份都提到了贝多芬的生日。倘若有一次忘记了这个特别的日子，施罗德甚至会为此感到难过。

更有意思的是，在《花生漫画》中，人们还会一次又一次看到贝多芬作品的乐谱片段。舒尔茨并不是随手画上几个音符作为装饰，而是认真地按照贝多芬作品的真实乐谱临摹下来。漫画里并不会告诉读者，施罗德此刻究竟在弹奏哪一首曲子。但如果你熟悉贝多芬，就能够从那些音符中认出旋律，那么阅读漫画时，仿佛还能在心里听见音乐响起，原本静止的画面，也因此有了声音。

贝多芬的生日到底是哪一天呢？很长一段时间里，贝多芬对自己的确切出生日期和年龄，似乎也曾产生过困惑。这其实也和他的父亲有关。父亲想把他包装成“音乐神童”，因此为了宣传，干脆把他的年龄说得比实际更小一些。我们今天能够确定的，只有他的受洗日期：1770年12月17日。洗礼是在波恩(Bonn)的圣雷米吉乌斯教堂（Remigiuskirche）举行的。在贝多芬生活的年代，孩子通常会在出生当天接受洗礼，不过有时候也会推迟到第二天。因此，有些音乐学者认为，贝多芬本人可能一直把12月16日当作自己的生日来庆祝。

第一格：「明天是贝多芬的生日。」 第二格：「音乐史上一些最美的作品，都是贝多芬留给我们的！」 第三格：糊涂塌客：「！！！？」 第四格：史努比：「不，贝多芬不是一只鸟！」

贝多芬的“不朽爱人”究竟是谁？

“贝多芬的音乐拨动着战栗、恐惧与惊骇的琴弦，并唤起那种无尽的渴望，而这正是浪漫主义的本质。”（Hoffmann, E. T. A. : Rezension von Beethovens 5. Sinfonie c-Moll op. 67, in: Allgemeine musikalische Zeitung, 12. Jg., Juli 1810）德国浪漫主义时期的重要文学家霍夫曼（E. T. A. Hoffmann，1776 1822）曾这样描述贝多芬音乐所带来的震撼。如今读来，这句话仿佛不仅是在谈他的音乐，同时也映照着贝多芬自己的命运：那种始终无法真正安放的情感，对爱与亲近的不断追寻，以及在现实阻隔之中愈发强烈的思念与渴望。

1799年，28岁的贝多芬认识了大约20岁的约瑟芬·布伦斯维克（Josephine Brunsvik，1779-1821）。起初，她只是他的钢琴学生；不久之后，约瑟芬嫁给了约瑟夫·戴姆伯爵(Graf Joseph Deym)。直到1804年丈夫去世后，她与贝多芬才重新走近。原先师生之间的相识，也渐渐发展成一段更加亲密的关系，而这份感情的深度，尤其可以从两人留下的书信中感受到。

1805年春天，贝多芬对约瑟芬的感情似乎达到了一个高峰。在一封信中，他甚至仿佛已经找不到足以表达内心的语言。他追问，为什么没有一种语言，可以表达那种“远远超越敬意，远远超越一切”的感情，最后只能得出结论：真正能够表达这种感情的，恐怕“只有音乐”。（Beethoven, Ludwig van: Briefe an Josephine Deym, Wien, Frühjahr 1805, insbesondere BGA Nr. 214 und 216; dokumentiert im Beethoven-Haus Bonn）

不久之后，他又更加恳切地写道，希望他们的爱情能够“长久-永久-永恒”，因为这份感情是“如此高贵”，并且“如此建立在彼此的尊重与友谊之上”。正是两人在“思想与感受上的相似”，让他相信，约瑟芬的心会长久地为他跳动；至于自己的心，他几乎带着一种绝对的深情写道：只有当它“不再跳动的时候”，才会停止为她而跳。（Beethoven, Ludwig van: Briefe an Josephine Deym, Wien, Frühjahr 1805, insbesondere BGA Nr. 214 und 216; dokumentiert im Beethoven-Haus Bonn）

这些话显然不像一时的迷恋。相反地，人们会感到，贝多芬似乎在约瑟芬身上找到了一个不仅令他激情澎湃，也能与他在精神和心灵上产生深刻共鸣的人。然而，也正是在这里，这段感情显出了它的悲剧性。约瑟芬是一位母亲，又出身于贵族家庭，她的生活始终受到家庭责任和社会规范的种种束缚，很难完全按照自己的心愿去选择人生、过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两人之间虽然有着深厚而亲密的感情，却始终难以把这份感情真正变成可以共同生活的现实。

1810年，约瑟芬第二次结婚，这似乎让两人共同生活的可能性变得更加遥远。两年之后，1812年7月，贝多芬在特普利茨(Teplitz)写下了那封著名的《致“不朽的爱人”》（Unsterbliche Geliebte)。收信人的身份直到今天仍未得到最终确认。信中再次出现的，是一个无法满足于“半份爱情”的男人，他渴望的是一种完整的结合，也正因为如此，现实带给他的痛苦格外强烈。他问，他们的爱情是否只能通过“牺牲，通过不去要求一切”,才能继续存在，并痛苦地感叹，她无法完全属于他，而他也无法完全属于她。最后，他留下了那三句著名的话：“永远属于你/永远属于我/永远属于我们”。（Beethoven, Ludwig van: Brief an die „Unsterbliche Geliebte“, Teplitz, 6./7. Juli 1812）

约瑟芬究竟是不是贝多芬那位“不朽的爱人”，直到今天仍然没有确凿的答案。然而，那些保存下来的情书、两人之间长期而深厚的情感联系，以及书信语言中引人注意的相似之处，都让人不难理解，为什么约瑟芬至今仍被视为最值得认真讨论的候选者。

这样看来，霍夫曼所说的那种“无尽的渴望”，似乎也多了一层近乎传记式的意味。或许，这种渴望不仅构成了贝多芬音乐中某种最深刻的精神，也同样贯穿于他自己的生命：一次又一次追寻完整而深切的亲密，却始终未能真正拥有——而这，也成为他一生中难以释怀的遗憾。

《致“不朽的爱人”》写于1812年7月6日至7日，书信原稿如今收藏于柏林国家图书馆。 Beethoven, L. van (2001): Beethoven. Der Brief an die Unsterbliche Geliebte. Hrsg. von Sieghard Brandenburg. 2. Aufl. Bonn: Beethoven-Haus.

从波恩到青岛：贝多芬的东方回响

贝多芬一生从未到过中国，在现存的书信和文字中，也几乎找不到他真正关注中国的痕迹。对他来说，中国或许始终只是遥远东方的一个模糊概念。可是有趣的是，中国却在他去世之后，一步一步走向了贝多芬。

早在1861年12月26日，贝多芬的作品就已经在上海的一场音乐会上响起。当时，来沪巡演的意大利小提琴家阿戈斯蒂诺·罗比奥（Agostino Robbio）与几位居住在上海的外国音乐爱好者合作，演奏了贝多芬的降E大调三重奏。那时的贝多芬还主要属于上海外国侨民的西方音乐生活；直到20世纪初，随着中国知识界开始主动认识和介绍西方文化，他才逐渐真正进入中国人的思想与情感世界。

中国人最初认识贝多芬，并不仅仅因为他的交响曲，更因为他的人生。1906年，正在日本留学的李叔同（1880-1942）撰文介绍贝多芬。在他的笔下，真正令人敬佩的，不只是一个拥有非凡天赋的音乐家，而是一个在命运重击之下仍然坚持创作、不断与困境抗争的人。对于当时正经历巨大社会变革的中国来说，这样的贝多芬格外容易引起共鸣：他不再只是欧洲音乐史上的一个名字，而渐渐成为一种毅力、勇气和精神力量的象征。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重新思考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关系。文学、哲学、科学和音乐，都成为通往新世界的窗口。贝多芬也在这样的时代气氛中被不断重新发现。鲁迅、萧友梅等人，从不同角度介绍、理解和传播西方音乐，而贝多芬的名字，也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中国人的视野中。

1927年5月29日，为纪念贝多芬逝世100周年，意大利指挥家马里奥·帕奇（Mario Paci）在上海指挥演出了《第九交响曲》。那时的上海，是中国最早接触西方现代城市文化的地方之一。随着专业音乐教育逐步建立，越来越多的中国音乐家开始学习与研究贝多芬。曾经属于外国侨民音乐厅里的声音，也逐渐进入中国的音乐生活。

回望贝多芬在中国的传播历程，有一个名字尤其值得提起：傅雷(1908-1966)。通过傅雷1931/1932年翻译的罗曼·罗兰《贝多芬传》(Romain Rolland: Beethoven. Ein Lebensbild)，几代中国读者认识了一个与音乐厅里的贝多芬并不完全相同的人。那是一个逐渐失去听觉、经历孤独与痛苦，却仍然坚持创作的人。对很多中国读者来说，贝多芬因此不仅是一位伟大的作曲家，更像是一种精神上的陪伴：人在困境中可以痛苦，可以绝望，却不能轻易放弃。也许正因为如此，中国人对贝多芬的感情，从一开始就不只是音乐上的欣赏。

罗曼·罗兰著《贝多芬传》

1959年，《第九交响曲》再次在中国上演，由中国乐团和合唱团演出。在“文革”时期，西方古典音乐受到严厉的政治审视，贝多芬也一度被视为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代表。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周恩来曾请指挥家李德伦（1917–2001）讲解贝多芬交响曲及其中的精神内涵；随着外国乐团访华，贝多芬的作品也渐渐重新出现在公开演出中。真正具有象征意义的时刻，是1977年。

那一年，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再次在北京公开奏响，并通过广播和电视传播。到了20世纪80年代，贝多芬的音乐重新走进中国人的音乐生活，并渐渐成为古典音乐世界中一个熟悉而自然的存在。音乐学院里的学生练习他的奏鸣曲，专业乐团系统演奏他的交响曲，音乐厅里的听众也越来越熟悉他的作品。他不再只是一个需要被介绍的“西方作曲家”，而渐渐成为中国古典音乐生活中一个熟悉的名字。

在青岛，贝多芬甚至拥有一座属于自己的雕像。它静静地立在市南区澳门路12号的青岛音乐广场，由青岛雕塑艺术家徐立忠创作。音乐广场于1999年建成开放，而贝多芬的形象，也与聂耳、冼星海等中外音乐家的雕塑一起，成为这片海滨文化景观的一部分。今天，这座雕像依然矗立在那里。它面对着这座与德国有着特殊历史联系的海滨城市，也仿佛提醒着人们：音乐可以穿越语言、地域和时代，在另一个国家找到新的听众，也在那里留下自己的记忆。

青岛音乐广场贝多芬雕像

贝多芬为什么能在几代中国听众中引起如此持久的共鸣？

贝多芬与许多伟大的作曲家有些不同。他的音乐最动人、最令人难以忘怀的地方，是一种从困境中挣扎而出的力量。在他的作品里，我们听得见愤怒、孤独与不甘，也听得见抗争、希望，以及人在命运面前依然不愿低下头去的那份倔强。

对一个音乐家来说，逐渐失去听觉，大概是命运所能给予的最残酷的打击。可是，贝多芬并没有因此停止创作。恰恰是在听觉不断衰退之后，他写出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作品，并最终在《第九交响曲》中走向了“欢乐”。

罗曼·罗兰在《贝多芬传》中曾写下这样令人难忘的话：“没有经过抗争的放弃，并不是真正的放下；没有经历严峻考验而沉淀出的从容，也只是一种轻率。”

傅雷所理解的贝多芬，因此并不是一个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音乐天才”。恰恰相反，他首先是一个真实的人：他会愤怒，会失望，会爱而不得，也会在生活面前感到孤独和无助。但正因为他经历了这一切，却仍然一次又一次回到音乐之中，才使他的作品拥有了超越时代的力量。

也许，这正是贝多芬一直带给我们的启示。虽然我们所处的时代早已与贝多芬完全不同，但人生中的许多问题，其实始终在反复出现。我们仍然会面对失去，面对失败，面对无法控制的变化，也会遇到一些即使再努力也无法改变的现实。贝多芬并没有告诉我们，人生最终一定会变得容易；他的音乐所告诉我们的是：有些命运我们无法选择，但我们仍然可以选择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它。

也许，这正是中国人如此喜爱贝多芬的原因。

来自德国哈伦贝格的问候

周云洁

2026年8月28日

文/周云洁(Isabel Wiedenro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