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5月，北京，刘平平出生在刘少奇与王光美家庭。那时解放战争接近尾声，新中国即将成立。这个孩子的到来本应伴随父母身边的欢喜，却因父亲工作繁忙、母亲常在外地，她很小便由外祖母照料。
家庭背景特殊，教育方式却并不特殊。刘少奇和王光美不愿孩子把自己当成“特殊人物”，刘平平从幼儿园、小学到寄宿生活，基本都和普通孩子一样。学校里吃住条件有限，孩子们回家吃饭时常常狼吞虎咽，父母看着心疼，却没有因此替她们安排另一套生活。
刘少奇曾对身边人说，孩子既要管，也要放。学习和品德出了问题，要及时管教；至于吃苦、做事、见世面，则要让孩子自己去经历。话说得朴素，执行起来却很严格。
刘平平9岁那年，父亲交给她一封信，让她独自送到河北定兴县的王光美手中。不能让工作人员买票，不能提前通知母亲，也不能请熟人帮忙。小小年纪的她坐公交、乘火车，后来又步行十几里路，终于找到了母亲。
王光美见到女儿时又惊又心疼，拆开信才明白，这是刘少奇安排的一次锻炼。她没有责怪丈夫。父母的想法很明确：孩子可以摔跤，但不能永远有人替她铺路。
后来，刘平平被安排到军马场劳动。腌咸菜、做酱油、搬运麻袋，这些活并不轻松。她没有把劳动只看成吃苦，也从生产现场观察问题，逐渐对食品加工产生兴趣。那些看似普通的经历，后来竟成为她选择食品工程方向的重要原因。
离开军马场后，刘平平进入北京食品研究所工作。她一边工作，一边自学大学课程。1980年，她获得公派留学机会，前往美国学习食品营养学。留学期间，她对外使用“王晴”这个名字，极少谈及自己的家庭身份。
五年时间里，她完成了学士、硕士和博士阶段的学习。美国高校实行学分制，课程安排紧密，刘平平的学习量远超许多同学。博士考试中，一道多年无人解出的题目被她答对，导师卡索教授称她是自己最出色的学生。
有意思的是，导师当时并不知道“王晴”的真实身份。在接受报纸采访时，他只从学术能力和个人表现出发评价这名学生。身份没有替她答题，家庭背景也没有替她完成论文，真正留下印象的，是她近乎苛刻的自我要求。
1985年回国探亲时，刘平平看到国内市场和城市生活出现的新变化。她也开始重新思考一个问题：学到了知识，究竟怎样才能落到实际工作中？与其停留在口头讨论，不如回到生产一线，把论文写在工厂和设备旁边。
她的博士论文因此与豆制品生产联系起来。回国后，她直接扎进豆制品厂，常常晚上八九点才回家，忙起来甚至要到深夜。1987年，北京第一条工业化豆浆生产线投产，她的论文也在这一时期通过。理论与生产同时落地，这在当时并不多见。
1988年，刘平平担任北京市食品研究所所长。面对科研机构中存在的效率不高、责任模糊等问题，她推动管理改革，提出奖勤罚懒。改革开始时有人不适应，甚至提出反对意见，但工作标准逐渐清楚后，真正愿意做事的人有了更大空间。
同年，她获得“三八红旗手”和北京市劳动模范等荣誉。荣誉增加了，生活方式却没有改变。她很少把自己当成“名人”，更多时候仍把精力放在实验、生产和研究所的具体事务上。
遗憾的是，长期高强度工作也给身体留下了隐患。1998年，刘平平突发脑溢血，经抢救后陷入昏迷，最终成为植物人。医学上无法确定她何时醒来，但家人始终没有放弃照料。
弟弟刘源将姐姐接回家中，亲自参与护理。饮食、翻身、用药，每一项都需要耐心和时间。刘平平曾经用多年时间攻克学业和生产难题，却没能再用语言讲述自己的经历。
2009年，昏迷11年后，刘平平在睡梦中去世，终年60岁。她的一生没有停留在家庭光环里，而是从寄宿学校、军马场和豆制品厂一步步走到科研岗位。那条路很长，也很硬，留下的不是传奇式的包装，而是一名知识分子把所学落实到生产实践中的清晰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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