骂完就走，谁为网暴负责？首部反网暴法开始追责，骂人的和平台都要管

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傅一波

几个月前，23岁的陈程专程来到北京，接受批评教育。那天，当值民警说：“现在知道问题严重了，好好跟人道歉，下次记住了，别在网上乱骂人。”

今年五一假期，一名粉丝百万的博主发布评测视频，陈程觉得内容有失偏颇，便在评论区、粉丝群内对其攻击、辱骂，内容近千条，持续一个多月。

最终，他因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被处以罚款并责令公开道歉。

后来在笔录室里，陈程坐了很久。他想通的是网络发言对人的伤害，以及屏幕隔开的只是距离，隔不开言论与责任。

某视频平台上的弹幕评论 图源：网络截图

就在陈程道歉后的一个月，7月29日，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反网暴法”）公开征求意见。

这是我国首次拟以专门立法的方式，对网络暴力作出系统规制。

这部法律共七章六十条，覆盖总则、平台治理、政府治理、社会共治、司法保护、法律责任、附则，试图构建事前预防、事中阻断、事后维权的全链条闭环。

参与起草的一位匿名法学专家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此次立法的核心是通过法律将网络暴力行为进行定性区分，是一部整合已有法律法规和规章而成的法律。

他坦言，虽然网络生态总体向好，但网暴事件仍频频发生。该法是因时而立、被现实倒逼出来的。目前征求意见阶段已经结束，后续将进入修改完善和审议程序。

但一部法律从纸面走向现实，还需要回答另一个问题：面对瞬息万变的网络暴力，法律能不能跑得足够快？

“按键伤人”怎么算

“Ta在网上骂我‘破烂口语’，说我‘辣眼睛’‘破烂女’，我不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事情发展到现在，每天都有人在各个平台私信骂我，有些话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社工Eric的手机里，至今保留着与郑灵华的对话。2022年夏天，23岁的郑灵华从浙江师范大学毕业，保研到华东师范大学。她拿着录取通知书，染着粉色头发，在病床前和爷爷合照。因这头粉红色头发，她遭遇了长达半年的网络暴力，深陷抑郁。

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Eric还提供了一段长达四小时的录音，记录了那年8月，郑灵华与施暴者李梦的沟通。双方对留言内容分歧极大。郑灵华觉得“垃圾”“陪酒女”已构成伤害，李梦却认为只是个人观感的描述。

尽管双方以相互道歉解决争端，但这场由粉红色染发引发的互联网舆论风波依然困扰着郑灵华。2023年1月，她自杀离世。

事实上，过去很多年里，网络暴力始终没有明晰的法律定义与界定标准。民法典等法律仅规定人格权、侮辱诽谤、隐私侵权、网络侵权责任，但全文未出现“网络暴力”这一专有名词，只能作为追责依据。

2024年8月1日起施行的《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也对“网络暴力信息”作出定义。但那是部门规章，定义对象仅限于个人，与法律有着不小的差别。

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吕孝权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反网暴法的一大亮点，是将网络暴力行为以列举方式做明确界定，覆盖对象也从个人扩展到了个人和组织。

总则第二条将“网络暴力”定义为通过网络对个人、组织集中或者持续实施以下行为，包括集中发布含有侮辱谩骂、造谣诽谤、煽动仇恨、挑动对立、威逼胁迫、歧视偏见等内容的信息；违法集中发布他人个人信息；持续进行网络恐吓、网络骚扰等；以及其他侵害合法权益的网络暴力活动，以此侵害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肖像权、个人信息等合法权益。

但当中提及的“集中”“持续”，总则并未明确其量化标准。吕孝权认为，法律落地时，相关部门应该会出台配套司法解释或实施条例，避免执法中的主观性裁量。

北京大学法学院研究员、人权法与人道法研究中心主任赵宏则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作为一部因时而立的法律，并不能一味追求机械式执行和泾渭分明的规定。

她介绍，早在2013年出台的《网络诽谤司法解释》中，对于网络侮辱诽谤信息就已有量化标准——“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五千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五百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246条第1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但纸面上的标准到了实操中，依然面临落差。王珂是华东地区的民警，他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在实际案例中，面对遭受网络暴力的报警人，除非事件引起较大舆论风波，否则警方也难以介入和立案调查。

他说，网暴语言界定难，多数施暴者不会指名道姓，无法界定语言指向性。最终，只能交由法院自由裁量，判断是否构成侮辱诽谤或侵权。

语言在变化，缩写、表情包、谐音梗层出不穷，而法律的定义永远滞后于语言的创造速度。这是“界定难”背后一个少有人言明的困境。

谁在屏幕后骂人

即便界定了网络暴力行为，网暴受害者仍面临一道道难以逾越的关隘。

浙江楷立律师事务所律师金晓航是郑灵华的代理律师，他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面对网络暴力，维权需要跨越的难点涉及取证、立案，以及漫长的时间跨度。

首先，受害者发起维权，需要先固定两类证据：一是侵权账号的信息，比如抖音号、QQ号；另一类是具体的侵权言论。随后提交起诉材料，法院进入诉前调解程序，调解员可协助申请调查取证，由法官向平台发协查函，平台再提供侵权账号对应的身份信息。

但现实中，平台往往只能提供手机号码，仅凭这一线索极难确认真实身份。

这种困难在跨平台案件中尤其明显。金晓航代理的网暴案件中曾涉及当事人离世，需由家属代为维权的情况。但因直接证据有限，截图大多只有账号昵称，缺少抖音号、QQ号等能够进一步锁定身份的信息。

金晓航说，这些有限的账号信息，距离确定一个人的真实身份，隔着多道取证程序。

因此，对网暴受害者而言，真正困难的是能不能把屏幕上的一个昵称，变成现实中的一个具体的人。

其次是点击量取证难。点击量能说明当事人受影响的程度，但点击量截图的时间与实际产生的点击量并不一致，会导致法院自由裁量时存在误差。即便做了公证，法院受理后，仍需通过平台查证实际点击量。

网暴受害者所整理的公证文件 图源：时代周报记者 傅一波

时代周报为此咨询了相关社交媒体平台的技术人员，获得的回复是平台页面上展示的点击量有时并不真实，而是后台为引流进行的人工调控。

取证的时效性也是一道难题。金晓航表示，受害者完成公证后，如有新产生的侵权评论会被遗漏。若要作为证据，需要重新公证，额外支出费用。

同时，整个维权周期，包括取证、受理、开庭，是一场为期1年到2年的持久战，而最终结果与投入的时间精力相比，往往杯水车薪。

在金晓航代理的多起网暴案件中，几乎所有案件的办理时长都超过一年。对于诉讼请求中的精神损害赔偿，法院通常仅支持部分。

“正常我们提交的时候写的赔偿是2万—3万，最后的判决只有2千—3千。”

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损害如何认定，以及损害与网暴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如何证明。

被诊断为抑郁的网暴受害者 图源：时代周报记者 傅一波

赵宏说，现实中的人身伤害、生命权损害相对容易判断，但网络空间中的精神伤害、名誉受损往往很难量化。有人遭到辱骂可能觉得无所谓，有人却可能因此受到严重的精神影响，甚至走向极端。

反网暴法能拦住什么

针对受害者的自救困境，反网暴法给出了明确的制度回应。

此前，我国的反网暴法律规范散见于网络安全法、刑法及各类指导意见中。赵宏认为，此次立法相当于将分散的治理措施集中，既让执法者有法可依，也降低了受害者的维权难度和成本。

在取证环节，反网暴法第十二条要求平台落实实名制。第十七条则明确平台应及时保存网暴信息内容和数据，为用户维权提供便利。

金晓航认为，若这两条能够落地，平台就必须协助提供起诉材料，维权难度将显著降低。

他说，郑灵华遭遇网暴后，整理出上千条涉嫌网暴和侵权的评论截图，并在杭州市西湖公证处进行公证。4000元公证费，几乎是她全部积蓄。如今可使用法院白名单内的取证APP取证，维权成本大幅降低。

在吕孝权看来，反网暴法对平台责任的强调十分明显。

按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不能再做“看见了再处理”的被动者，而是应该建立网暴监测识别机制，主动巡查并采取删除、屏蔽、限制账号功能等措施。若发现涉嫌犯罪，应及时报案并配合公安机关固定证据。

平台如果未履行相应义务，也可能承担法律责任。吕孝权表示，在网暴案件中，受害人除了起诉直接侵权的账号，也可依法追究平台责任。现实中针对平台提起诉讼的案件并不少见，这说明平台并非置身事外的一方。“平台既然从流量中获益，就应当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对于执法机关、司法机关的要求亦是反网暴法的题中之义。

王珂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警方面对遭受网暴的报案人时，如言论不构成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只能建议走民事诉讼。

他还提到另一种常见情况：受害者报警，警方通过侦查找到施暴者后，发现按情节只能批评教育。随后施暴者会以更隐秘的方式继续攻击，“他会用表情包，换账号、匿名消息的方式继续网络暴力。”

针对这一执法痛点，反网暴法第四十条规定，对依法不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网暴行为，公安机关可出具网络暴力告诫书。同时，法院在自诉案件中若认为受害人取证困难，应当要求公安机关协助，公安机关应当予以配合。赵宏说，这些规定为受害者吃下了“定心丸”。

尽早发现，及时阻断

8月初，看到反网暴法意见征集后，吕孝权所在的律所很快把这项工作提到了优先位置。初稿列出25条建议，后经内部研讨会逐条讨论修改后，最终保留10条。

吕孝权说，这10条建议也是律师们在办案中反复遇到的制度困境。比如造黄谣、未经同意传播私密影像等，都是发生在网络空间中的性别暴力。

由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团队所提交的建议 图源：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

正因此，他们提出要“重点保护未成年人及其他特定群体（老年人、孕期和哺乳期的妇女、重病患者）”，并希望将“未经同意传播私密影像”写入网络暴力的定义。

这些建议指向的是法律文本的完善。但比文本更难追赶的，是网络暴力本身的演化速度。

在赵宏看来，今天的网暴之所以比过去更难治理，一个重要变化是，AI生成和算法推荐正在放大网暴的传播速度和破坏力。

过去检索一个人的信息需要人工搜集。如今借助人工智能，可以快速汇集分散在网络上的信息，甚至生成真假混杂的画像。这些内容一旦经过算法推荐不断扩散，原本针对一个人的攻击，很容易被放大为大范围的围观和传播。

“它会让过去网暴的毁灭性效果呈几何倍数放大。”

反网暴法第十三条回应了这些问题，提出平台应建立网络暴力监测识别机制，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人工审核相结合的方式，对网暴进行监测、识别和预警。发现网暴风险时，不得利用算法推荐继续推送相关信息，并可采取异常账号动态核验、风险警示、流量限制、暂停信息更新等措施。

但赵宏认为，未来反网暴法仍需要进一步回应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推荐等新技术带来的治理问题。尤其是在个人信息、隐私以及涉及未成年人的性化内容、造谣等问题上，技术的放大效应值得警惕。AI生成内容的速度，永远快于法律修订的速度。

另一个现实问题是，平台追求流量与治理网暴之间，是否存在冲突？

前述社交媒体平台的技术人员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尽管平台追逐流量，但也需应对监管、法律约束和社会公信力的考验。比如，过去不少社交软件都设有匿名发言端口，如今这项功能已被取消。

他认为，后续反网暴法正式出台后，平台会出台配套公约和规范，来营造更好的网络环境。

更深层次的隐忧是，增强平台责任固然正确，但将识别和判定的权力完全交给平台，等同于让平台同时成为规则制定者、执行者和最终裁判者。

吕孝权认为，反网暴法第十三条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建立网络暴力监测识别机制、网络暴力特征库、典型案例样本库和预警模型。

但将这些完全交由平台，合理性值得商榷。相比之下，由监管部门牵头试点建立成熟的案例库，或许更理性。这既能防止政府监管缺位，也能以此为锚点，让网暴的定义和认定标准在实操中真正清晰。

赵宏说，反网暴法是在告诉公众，网络并非是可以随意发泄情绪、攻击他人的法外空间。

但对真正尊重他人的民众来说，有没有这部法律可能都不会改变其行为。对那些本身充满恶意的人，仅靠法律制裁也很难彻底改变他们。

因此，与其寄希望于事后惩罚施暴者，更重要的是建立一套能尽早发现、及时阻断的治理机制。这其中，平台承担怎样的审核、识别和处置义务，尤其是如何避免未成年人遭遇极端网暴，可能比事后处罚几个人更值得关注。

为纪念郑灵华而染发的女生 图源：时代周报记者 傅一波

“法律永远是有限的。”在赵宏看来，反网暴法真正能够做的，不是消灭人性中的恶意，而是在恶意转化为现实伤害之前，尽可能把它拦下来。

王珂说，有些问题不是靠人和法律就能改变的。而他愿意面对媒体说出问题，是因为讲述本身就是一种帮助，或许能带来改变。

（文中的李梦、王珂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