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于都等地出发时，摆在军队面前的不只是敌人的围追堵截，还有粮食、药品、被服和军费的巨大缺口。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部队约八万六千人，另有机关人员和运输队伍随行，并非传说中的几十万大军同时踏上同一条道路。
长征不是一次普通行军，而是一次被迫进行的战略转移。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苏区的大量县城和交通线相继失守，原有的税收、粮食征集和兵工生产体系受到严重破坏。部队一离开根据地，过去依靠地方政权解决补给的办法便难以维持。
所以，红军出发前已经做了相当长时间的准备。中央苏区曾组织筹粮、筹款、筹布和筹集军需物资，兵工厂加紧修理枪械、制造弹药，后方还赶制棉衣、被褥和草鞋。能带走的尽量带走，不能带走的则设法转移或就地保存。
这类准备并不意味着物资充足。恰恰相反，苏区经济基础薄弱，工业几乎没有，许多武器和药品都依靠缴获、修理或秘密采购。铜、硝石、废旧弹壳等，都可能被送进兵工厂重新利用。红军手中的每一发子弹，往往都来之不易。
军费来源也较为复杂。苏维埃政权在根据地内建立财政制度，征收一定的农业税和商业税，同时对地主、官僚资本以及反动势力的财产实行没收或征集。这里所说的“没收”，并不是毫无区别地搜刮百姓，而是有明确对象和政权手续，至少在政策层面要求保护贫苦农民的基本生活。
“打土豪、分田地”带来的另一层作用，是重新分配土地和财产，缓解农民负担，争取群众支持。红军在行军中反复强调缴获物资归公、买卖公平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部队若拿了百姓的粮食，通常要留下凭据，条件允许时再予以补偿。
有意思的是，群众支持并不只是口头上的拥护。苏区百姓会捐粮、捐布、做草鞋，也有人把家中保存的银元交给苏维埃政府。只是这种支持不能被夸大成无限供应，战争不断、灾荒频仍，普通百姓同样承受着沉重压力。
中央苏区财政工作由毛泽民等人负责。除了征税和筹粮，还通过经营钨矿等资源增加收入。钨砂是当时苏区能够对外交换的重要物资之一，相关收入被用于购买药品、布匹、食盐和其他军需品。
为了让有限的财物能够随军转移，苏维埃国家银行承担了金融和保管职责。长征前，银行携带了金银、银元、纸币、账册以及部分印刷设备。由于道路险恶，运输这些东西需要挑夫和警卫，负担相当沉重。
长征途中，部队常常一天只能吃到少量粮食。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伤亡严重，携带的辎重也大幅减少。毛泽民领导的后勤人员不得不反复核算，哪些物资必须保留，哪些笨重设备可以丢弃。军费不是摆在仓库里等着使用的数字，而是要由人一担一担挑过山路。
1935年1月，中央红军到达遵义后获得短暂休整。此时最紧迫的事情仍是补充粮食、盐和被服，而不是单纯发放现金。部队通过筹粮、采购和接收缴获物资维持供应，遵义会议期间的经济问题，也直接影响着军队能否恢复行动能力。
红军货币曾在部分地区发挥过作用。红军进入城镇后，会接管或没收敌对势力经营的商号、盐业和仓库，再以相对稳定的价格出售物资，并发行或使用根据地货币进行结算。毛泽民曾参与相关金融工作，使部队能够用货币购买粮食和日用品，群众也能拿这些钱购买盐等生活必需品。
“红军币”能不能流通，关键不在纸张本身，而在红军的信誉和手中掌握的物资。红军停留时，货币可以购买东西；部队转移后，百姓便担心手里的纸币失去价值。因此，在撤离前进行兑换和回收，是保护群众利益、维持军民关系的重要措施。
有人问：“既然已经如此困难，为什么还要带着银行和财政人员走？”答案很直接：没有基本经费，部队无法买粮、买盐、治伤，也无法在陌生地区建立新的补给关系。长征途中，红军依靠携带的金银、缴获的物资、沿途筹粮和群众帮助，逐步把财政支撑转移到新的区域。
但钱粮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真正支撑部队走下去的，是后方准备、严格的军需管理、根据地群众的支持，以及在不断变化的战场上就地筹措资源的能力。红军不是带着充足仓库出发，而是在极端匮乏中维持住了军队的基本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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