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天津北辰区知青综合场,邢燕子从天津市委机关转到基层,担任综合场党委副书记。消息传开后,不少人替她惋惜:曾经名满全国的人物,怎么又回到基层去了?
她本人却很平静。此时,邢燕子仍分管天津农业和知青工作,只是工作重心明显转向了知青安置。组织上给她定为行政20级,每月工资70元。这个待遇与过去的政治荣誉相比,落差确实不小,但她没有表现出多少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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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并不复杂。邢燕子曾解释,担任天津市委书记时,她并不是长期坐在机关里办公,大部分时间仍在农村劳动。身份变了,生活方式却没有彻底改变。过去在村里挣工分,如今领取工资,变化更多体现在岗位,而不是她对工作的理解。
这份“回到基层”的安排,还与当时的知青问题有关。进入1980年代,大批知青陆续返城,部分人员则被就地安置。如何让这些年轻人有工作、有生活着落,成了城市和农村都绕不开的事情。邢燕子熟悉农村,也了解知青,安排她到北辰区综合场,并非简单降职,而是让她继续处理自己最熟悉的实际问题。
邢燕子的名字,最早因一支农村劳动队伍被全国知晓。1958年,初中毕业的她回到宝坻县小靳庄,一面照料丧偶的爷爷,一面参加农业生产。在当时的农村,初中学历已经相当难得,“知识青年”并不意味着必须有多高学历,能读书、识字、接受过学校教育,便已经属于年轻人中的文化较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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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靳庄连续遭遇涝灾,生产和生活都很困难。邢燕子原本在食堂帮忙,面对缺粮局面,她提出组织女社员开展副业生产。白天,大家到结冰的河面打窟窿、收鱼;晚上点灯,用芦苇编织帘子。几个月下来,队伍创造了收入,也形成了较强的组织能力。
这支队伍起初被称为“女子突击队”,后来因邢燕子的带领和影响,逐渐被称为“燕子突击队”。1960年9月,《人民日报》以较大篇幅报道她的事迹,她由此成为知青扎根农村的典型人物。
典型人物一旦被推到聚光灯下,往往会承担超出个人能力的任务。邢燕子后来身兼多项职务,据她回忆,最多时曾有16个职务。名义上的荣誉越来越多,实际能投入每项工作的时间却越来越少,她因此向记者反映了自己的困难。
周恩来看到有关情况后,曾要求对她的职务作适当精简,只保留天津市委书记和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等主要身份。邢燕子没有接受让自己担任村里“一把手”的安排。她的想法很朴素:自己去了市里,回村劳动的时间少了,如果所有功劳都集中到一个人身上,其他社员的积极性就会受到影响。
1964年12月26日,邢燕子应邀参加毛泽东的生日宴会。此后,她的社会知名度达到高峰。周恩来对她的成长也一直关注。1968年12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有关人员时,周恩来在人群中寻找她,并问道:“河北的邢燕子来了没有?”邢燕子举手回答:“总理,我来了。”这段经历,她多年后仍记得清楚。
1973年,宝坻县划归天津。周恩来在看望天津方面代表时,又握着她的手说:“河北的燕子飞到天津来了!”一句话,既点出了行政区划的变化,也带着对这位农村典型长期工作的熟悉和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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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燕子的家庭生活,则由丈夫王学芝承担了许多琐事。邢燕子配备专车后,王学芝仍骑自行车上下班。有人打趣他:“你老婆都坐汽车了,你还骑车?”他只是笑笑,并对邢燕子说:“我不坐你的车,是为了你的长久之计。”这句话不响亮,却说明他很清楚特殊待遇背后的分寸。
1983年,邢燕子不再担任天津市委书记。此后,她在北辰区继续工作,1987年担任北辰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分管城乡建设、环境和妇女工作。她很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经常带人外出考察。有一次赴内蒙古途中,车辆因违章被拦下,路政人员得知车内是邢燕子后,表示可以放行。她却没有接受这种特殊照顾,和大家告别时,情绪一度十分激动。
2001年,邢燕子退休,组织为她落实地师级待遇,并分配了一套三室不带厅的住房。对于这些安排,她并不十分在意。她曾说:“一个人的需求不应太多,应把精力集中到事业上,集中到为人民服务、奉献社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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