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月刊：美国放弃自己最大的优势，正在帮助拉登实现梦想

本文刊发在大西洋月刊，作者阿里·苏凡曾任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著有《恐怖主义剖析》一书。他曾调查过高度敏感且复杂的恐怖主义案件，包括“科尔”号驱逐舰事件和9·11恐怖袭击。他是苏凡集团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或许，《9·11委员会报告》中最著名的结论，就是美国之所以未能阻止9·11袭击，是因为“缺乏想象力”。不过，恕我对9·11委员会直言，这个结论并不完全准确。

早在9月11日之前，美国情报界就已经意识到奥萨马·本·拉登的野心有多么可怕。

2001年8月6日的总统每日简报中，有一项内容标题为《本·拉登决心袭击美国》，甚至提到基地组织有意劫持美国飞机。

这只是当年总统简报中提到本·拉登或基地组织的36篇材料之一。

我曾担任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特工，在9·11袭击前后都参与过对基地组织的调查。根据我的亲身经历，美国没有阻止9·11袭击，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缺乏想象力，而是缺乏信任。

美国各情报机构彼此不信任，甚至会向同行隐瞒情报。袭击发生后，这个问题有所改善，但新的信任危机出现了，而且更加严重。

9·11袭击以及此后发生的一切表明，美国的安全依赖多层信任。盟友必须信任美国的领导力，公民必须信任自己的政府，决策者必须相信美国最根本的准则和价值观。

过去25年里，美国逐渐磨损了这些信任纽带。

这正是本·拉登希望实现的目标。他经常提到一篇名为《野蛮管理》的文章，这篇文章被称为“基地组织手册”。文章回顾了罗马帝国在边疆小部落持续施压下走向崩溃的历史。

圣战分子的目标，就是让美国遭遇同样的命运。他们希望摧毁全世界对美国力量和美国理念的信任，从而让美国的盟友变成敌人。

单凭9·11袭击并没有实现这个目标。但25年后的今天，美国自己犯下的一系列错误，让这个目标距更近了，可以说美国在这方面做得比本·拉登本人还多。

9·11袭击发生前几周，FBI把我派往也门萨那，加入一个跨部门调查组，调查基地组织杀害17名美国水兵的案件。

2000年10月，基地组织袭击了停泊在也门一座港口的美国海军“科尔号”驱逐舰。我们很快发现了有关这次袭击的一系列细节，其中第一个发现，从此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

2000年1月，当袭击计划已经全面展开时，两名基地组织成员携带3.6万美元现金，从也门前往泰国。后来两人都参与了“科尔号”袭击。

几天后，一名级别更高、被称为哈拉德的基地组织成员从马来西亚飞往泰国，取走了这笔钱。

我们知道基地组织当时正在策划袭击停泊在也门的美国军舰。那么，为什么这个组织要把两名成员和大笔现金转移出也门？

我们向美国情报系统内的合作机构寻找答案。每次得到的回答都一样，没有人知道任何能够帮助我们调查的信息。

9月11日那天，我仍然在萨那。相隔数千公里，我看到五角大楼冒出浓烟，看到两个巨大的火球吞没纽约世界贸易中心，也看到飞机残骸散落在我的家乡宾夕法尼亚州的一片田野上。

我和“科尔号”调查组的其他成员随即接到命令，撤离也门。

第二天，我已经抵达机场时，突然接到电话。有人掌握了与袭击有关的情报，希望与我分享。

我没有登机，而是立即赶回美国大使馆。一名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官员在那里把一份档案交给了我。我们一直寻找的答案，就在里面。

我们此前以为，那3.6万美元是交给哈拉德的。事实显然并非如此。这笔钱实际上用于资助另外两名基地组织成员哈立德·米德哈尔和纳瓦夫·哈兹米前往美国。

他们赴美的目的此时也已经很清楚米德哈尔和哈兹米正是劫持美国航空77号航班并驾机撞向五角大楼的劫机者之一。

两人已经在美国生活数月，而且留下了大量可追踪的书面记录。多年以后，无论是CIA监察长还是9·11委员会都得出结论，如果这些情报当时交给“科尔号”调查组，两名劫机者原本可能被找到并逮捕。基地组织所谓的“飞机行动”，也可能因此被阻止。

我突然意识到，只要我们当时拿到了相关情报，原本就有可能挽救数千人的生命。

直到今天，我仍然无法摆脱发现这个事实时的恐惧。

我想，我可能永远也无法摆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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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击发生后，情报机构和执法部门开始共同展开大规模调查，追查幕后责任人，同时为政府发动反击做准备。

在也门，我和同事审讯了“科尔号”案件嫌疑人阿布·詹达尔，从他那里获得了有关基地组织和本·拉登的重要情报。

我们采用的是美国传统审讯方式。我们假装是他的朋友，同时让他相信，我们其实已经掌握了想知道的信息。

这种方法奏效了，就像过去通常都会奏效一样。詹达尔确认多名9·11劫机者都是基地组织成员。

这些情报让乔治·W·布什总统能够向美国民众宣布，本·拉登应对袭击负责。这些情报还在说服多个穆斯林国家领导人接受美国入侵阿富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最重要的是巴基斯坦领导人佩尔韦兹·穆沙拉夫。

在调查9·11袭击的同时，美国也开始对基地组织及支持这个组织的塔利班发动军事行动。不同政府机构之间的合作有所改善，更多嫌疑人被捕。

在那个时候，人们仍然可以相信，美国对袭击的回应会保持冷静和克制，并以可靠的情报为基础。

然而，仅仅几个月后，我就发现这种想法错了。

到2002年春天，我加入另一个跨部门小组，开始审讯阿布·祖拜达。他经常为基地组织充当协调人，但本人并不是基地组织成员。

我们刚刚坐下来，他就自称“达乌德”。

我笑了。我们抓住了他的谎言。

我说：“要不我叫你哈尼吧？”

那是他童年时代的小名。

祖拜达顿时张大了嘴。他似乎意识到，如果继续欺骗我们，我们马上就会知道，于是开始合作。

不到一个小时，祖拜达就交代了一起正在策划中的恐怖袭击。我们立即把情报报告给华盛顿，袭击最终被挫败。

此后，祖拜达把自己所知道的“飞机行动”全部告诉了我们，包括这个计划的幕后策划者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的身份。

大约10天富有成效的审讯之后，CIA反恐任务中心派来一个小组，同时还有一名外部承包商。这名承包商声称，他能够从祖拜达嘴里得到更多情报。

他介绍了一套审讯手段，目的就是让祖拜达在心理上把审讯者视为“上帝”。

承包商命令祖拜达脱光衣服，在牢房里播放震耳欲聋的音乐，并剥夺他的睡眠。这套方法后来被委婉地称为“强化审讯技术”。

必须明确的是，这些做法并不代表CIA通常的工作方式，也不代表大多数资深CIA官员长期以来细致而专业的工作。

CIA传统的审讯体系把合法讯问与运用有充分证据支持的信息结合起来，只要没有被无效的酷刑手段破坏，就曾取得重大成果。

事实上，9·11调查初期的许多重大突破，包括祖拜达提供的信息，都是在CIA官员协助下取得的。他们有价值的工作不能与酷刑计划混为一谈。后者很大程度上由外部承包商设计和实施。

在这些未经验证的新方法下，祖拜达立即闭口不谈。

这并不令人意外。大多数圣战恐怖分子都接受过训练，能够承受更加残酷的手段，其中包括身体暴力和性暴力。

最终，承包商暂时退出，跨部门调查组重新获准审讯祖拜达。祖拜达又开始说话，并确认了更多基地组织成员和关联人员的身份。

然而，新审讯技术的推动者仍然不满意。他们坚持认为，祖拜达并不是外围协调人，而是基地组织高级官员，于是把牢房温度降到能够达到的最低程度。

祖拜达再次停止交代，直到跨部门调查组重新被叫回来。

这种拉锯不断重复，直到承包商采用的手段变得极端而令人作呕。其中一项计划，是专门制作一口棺材大小的箱子，把祖拜达关在里面。

最终，FBI总部不愿再与这些手段产生任何关系。

酷刑计划不仅违反了美国的准则和价值观，而且制造了虚假情报。

祖拜达在酷刑下作出多项虚假“供述”，其中包括声称自己是基地组织排名第三的高级官员。后来接受正常审讯时，他告诉审讯人员，自己之所以这样说，只是为了让酷刑停止。

这些方法把暴力引入美国的情报收集工作，同时无视几十年来积累下来的有效审讯经验，也疏远了美国的盟友。

美国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后来认定，这套计划“给美国的国际声誉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害，也严重破坏了美国长期以来在人权领域，以及在防止酷刑问题上的全球领导地位”。

这个审讯计划只是美国政府在9·11袭击后犯下的根本性错误之一。

美国抛弃了宪法体现的准则和价值观，抛弃了对人权的坚持，也抛弃了更加实际的规范，例如《美国陆军野战手册》。

这些手册确立了传统而且非常有效的审讯方法，我和同事审讯詹达尔和祖拜达时使用的正是这些方法。

取而代之的是未经验证、临时拼凑的实验。这些实验看起来更重视复仇，而不是保护美国人的生命。

CIA监察长没有发现任何一起迫在眉睫的袭击，真正因为“强化审讯技术”而被阻止。

2015年，美国国会最终通过法律禁止这套审讯方式，但酷刑留下的后果至今仍在损害美国安全。

酷刑产生的错误情报影响了美国政府的政策决定，而这些决定造成的后果今天依然存在。

最突出的例子，就是酷刑推动了美国在9·11之后可能最严重的一次战略失误，也就是发动伊拉克战争。

袭击发生后的几个月里，许多反恐专业人员都受到压力，要求他们寻找基地组织与萨达姆领导的伊拉克政府之间存在联系的证据。

我也是其中之一。

每天白天，我忙于情报和反恐工作。晚上回到住处后，迎接我的却是一封接一封电子邮件，要求寻找根本不存在的联系证据。

“强化审讯技术”，在寻找人们渴望得到的基地组织与伊拉克关系证据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破坏祖拜达审讯工作的那名承包商，后来又参与审讯祖拜达的合作伙伴、基地组织成员伊本·谢赫·利比。

我没有参与利比的审讯。但据报道，与祖拜达一样，在采用传统审讯方法时，他原本一直愿意合作。

承包商抵达以后，利比被送往第三国遭受酷刑。

正如利比后来在没有受到胁迫的情况下承认的那样，他“决定编造审讯人员想听到的任何信息，以换取更好的待遇，同时避免被移交给另一个外国政府”。

其中一项捏造出来的情报，就是所谓基地组织与伊拉克政权之间存在联系。

这后来成为美国决策者为伊拉克战争寻找正当理由时采用的一项关键证据。

美国领导人发动阿富汗战争时，拥有明确授权、有限目标和庞大的国际联盟。

相比之下，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目标模糊而野心勃勃，而且是在许多美国盟友反对的情况下发动的。

这看起来更像一场复仇战争，甚至更糟，像是一场建设帝国的战争。

美国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后来认定，乔治·W·布什政府“多次把情报当作事实呈现，而实际上这些信息没有得到证实，有些甚至与已知事实相矛盾，或者根本不存在”。

后果极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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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发现伊拉克战争是在虚假理由下发动的，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急剧下降，美国盟友的信心也受到冲击。

更重要的是，这场战争直接迎合了基地组织最核心的宣传叙事，西方及西方的代理人正在发动一场针对伊斯兰世界的时代性战争。

入侵伊拉克、酷刑计划、关塔那摩湾拘押营以及阿布格莱布监狱等设施里的羞辱性环境，还有美国面对空袭造成平民伤亡时表现出来的冷漠，都成为恐怖组织极具威力的招募工具。

2001年9月11日时，基地组织可能只有几百名成员，大多数集中在阿富汗。

今天，美国情报机构估计，基地组织在全球拥有1.5万至2.8万名成员。

最后，美国同时把注意力和资源分散到两场战争，也注定了两场战争最终都无法成功。

2011年，在经历八年艰苦战争之后，美国从伊拉克撤军，为“伊斯兰国”后来控制这个国家大片地区创造了条件。

与此同时，美国在阿富汗追求的目标也越来越偏离2001年最初提出的有限目标。

美国后来试图把阿富汗改造成一个西方式中央集权共和国，不论阿富汗人民是否愿意接受。

美国为这项注定失败、带有救世主义色彩的任务奋斗了20年，最终付出约2.3万亿美元，牺牲2219名美国军人，也消耗了世界各地对美国的大量信任。

美国最终从阿富汗撤军，时间距离9·11袭击20周年已经非常接近。整个撤军场面仿佛经过安排，专门展示美国实力在这20年里衰落到了什么程度。

绝望的阿富汗人攀附在起飞飞机上的画面，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长战争结束时最具代表性的象征。

这就像1975年西贡陷落以及美国驻当地大使馆撤离一样，这些画面将长期影响全世界对美国实力、信誉以及履行责任意愿的判断。

更糟的是，美国今天正在重复同样的错误。

今年2月，美国在没有得到地区盟友充分支持的情况下发动了对伊朗的战争。

战争很快给许多美国盟友造成严重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损失，一些国家因此开始质疑美国安全保障究竟还有多少价值。

一些过去愿意依赖美国安全保护伞的盟友已经开始另作安排。

8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成员国土耳其与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御协议。

土耳其外交部长哈坎·菲丹没有掩饰土耳其这样做的原因。

他说：“来自地区以外的霸权力量进入这里，并不能解决问题，只会让问题变得更加尖锐，而代价会非常高。”

美国与穆斯林世界的关系还在其他方面受到损害。

3月，随着伊朗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的威胁不断升级，美国国务院命令驻卡塔尔、巴林、约旦、阿曼、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使馆的非紧急人员撤离。

与此同时，美国驻伊拉克和黎巴嫩大使馆的运作，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威胁和袭击干扰。

这些问题进一步放大了一个更严重的趋势。美国今天在这一地区仍然正常运作的大使馆，比9·11之前少得多。

这将在长期产生重大影响。

外交渠道消失以后，军方和执法部门之间的合作会逐渐削弱，双边贸易和投资也会受到影响。

情报机构失去了在当地获取信息的人和渠道。维持和平关系变得更加困难，各方发生误判的可能性也会上升。

美国一边逐渐退出中东一些重要关系，一边又给其他地区的盟友带来新的困惑。

在欧洲，伊朗战争可能分散了美国原本投入乌克兰战争的注意力和资源。

据美联社报道，“相当数量”的“爱国者”防空导弹已经从欧洲调出，运往中东。

和平谈判陷入停滞，据报道，原因之一就是美国的注意力突然转向伊朗。

随着能源价格大幅上涨，俄罗斯石油收入和税收收入迅速增加。一家知名智库因此把伊朗战争形容为“送给普京的一份经济大礼”。

战争发生的同时，美国过去最坚定的盟友对美国的信任也在下降。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5月进行的民调显示，在15个欧洲民主国家中，只有11%的受访者仍然把美国视为盟友。

随着欧洲和亚洲进一步远离美国，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也越来越接近瓦解。这正是奥萨马·本·拉登曾经梦想看到的局面。

美国自己的民众，对政府的怀疑程度几乎不比盟友低。

对伊朗开战之初，62%的美国人表示，政府没有清楚解释为什么要发动战争。

原因并不难理解。

就在2025年6月，政府高级官员还声称，美国已经“摧毁了伊朗核计划”。

不到九个月后，同一批官员却把这个核计划仍然存在，当成发动战争的理由。

官方不断变化的战争理由，让人想起当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前的遮掩甚至公然谎言。

不过，伊拉克战争开始时曾经相当受欢迎，大约四分之三的美国人支持采取军事行动。伊朗战争却从一开始就遭到多数美国选民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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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反对战争有很多原因。

但大量美国民众今天对政府抱有如此深刻的怀疑，根源显然可以追溯到9·11袭击。

袭击以后，由于问责机制长期系统性缺失，这种不信任只变得越来越严重。

那些在9·11袭击中失去配偶、伴侣、父母和孩子的家庭，已经等待正义25年。

其中一些人直到去世，也没有看到责任人走进法庭。

美国政府不仅没能让袭击者承担责任，也没有追究那些犯下严重错误的美国官员。

举一个与我本人有关的例子。

CIA监察长曾建议成立问责委员会，审查那些没有把我们也门调查组请求获得的情报交出来的官员，是如何履行职责的。

CIA局长直接否决了这个建议。

直到2024年，检察官才与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和另外两名嫌疑人达成认罪协议。协议设计的部分目的，是让他们接受证词询问，以终身监禁取代死刑。

然而，仅仅两天之后，美国国防部便撤销了这些认罪协议。

并不是所有遇难者家属都支持协议。

但如果美国政府当初审讯嫌疑人时遵守自己的法律，而不是通过酷刑取得证据并因此破坏证据效力，这些认罪协议从一开始可能根本没有必要。

家属至今仍然没有停止争取正义。

其中包括特里·斯特拉达，她的丈夫在纽约世界贸易中心遇难。

斯特拉达2024年写道：“问题在于，美国究竟会站在恐怖主义受害者一边，还是站在那些资助并帮助恐怖主义的人一边。我们的悲痛没有消退，我们追求正义的决心也没有消退。我们不会接受选择性记忆，也不会接受表演式同情。我们不会保持沉默，因为如果没有问责，我们的国家安全就会受到削弱，我们的国家也会更容易再次遭遇过去那样的威胁。”

9·11袭击后的这些年里，缺乏问责已经成为美国政府内部普遍存在的问题。

“强化审讯技术”计划就是另一个例子。

没有任何官员因此受到刑事起诉，甚至包括与两名死于美国拘押期间的囚犯有关的人。

相反，设计这套计划的承包商不仅获得免责保护，还因为提供相关服务得到了8100万美元报酬。

美国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后来发现，美国政府部分机构不仅向CIA监察长隐瞒或歪曲这套审讯技术的真相，对国会、司法部甚至白宫也有类似行为。

看起来，没有任何人为此承担责任。

1974年底，在越南战争仍在持续、水门事件余波未平之际，相信美国政府“几乎总是”或“多数时候”能够做正确事情的美国人比例降到36%。在当时，这是前所未有的低点。

此后，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有所恢复。

9·11袭击前夕，这一比例达到44%。

袭击发生后的一个月里，美国民众团结在政府周围，信任度升至55%的高点。

然而，到2025年，这一比例已经跌到17%，甚至不到水门事件后历史低点的一半。

民众对国家缺乏如此严重的信任，会侵蚀社会契约。

人们会越来越不支持政府做的任何事情，国家安全事务可能受到的影响更大。

面对一页大量内容被涂黑的文件，或者一份经过粉饰的调查报告，人们会转而选择相信其他东西，而这些东西很多时候比真相阴暗得多。

社交媒体进一步放大阴谋论，也继续侵蚀公众的信心。

2001年9月11日这一天，从某种意义上说从来没有真正结束。

直到今天，每当美国准备拿仅存不多的信任去冒险时，9·11留下的后果都会再次显现。美国可能把复仇误认为安全，把不受惩罚误认为力量，把冷酷误认为爱国。

美国想重新建立全球领导地位，只有一条道路。

美国必须重新坚持那些敌人曾希望迫使我们放弃的价值。

真相、问责、法律、正直，以及保护无辜生命。

只有做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走出9·11漫长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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