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初，上海一间军事法庭内，侵华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站在被告席上，中国律师江一平却替他说出了“无罪”二字。这个场面之所以刺眼，不只是因为被告的身份，更在于辩护人曾经也是上海滩颇有声望的律师。
冈村宁次并非普通军官。1939年以后，他长期负责华北日军作战，推行以分割、封锁和报复为核心的“治安强化运动”，华北许多地区遭到严酷扫荡。所谓“三光”政策，主要发生在华北敌后战场，不能简单说成他在东北下达。战争罪责，正是审判的核心。
而江一平早年的形象，与法庭上那个替冈村宁次辩护的人相距甚远。
江一平出生于杭州，出身律师家庭。父亲是法律界人士，对他的教育相当严格，常把“爱国”和“报国”挂在嘴边。江一平后来先后接触文学与法学，凭借口才、学识和临场反应，很快在上海律师界崭露头角。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上海大批群众因参加反帝爱国活动被捕。江一平曾为部分被捕者出庭辩护，努力争取释放。那时的他，站在普通民众一边，名字也因此在上海逐渐传开。
律师这个职业，既能替弱者争一线生机，也容易让人靠近权势中心。江一平后来进入上海上层社会，与虞洽卿家族发生联系，社会地位随之上升。关于他的婚姻、学历和财富，民间流传着不少说法，其中一些缺少可靠材料，不能尽数当作定论。
可以确认的是，他的生活圈子发生了变化。车牌、宴会、名流往来，这些符号让他越来越接近权力和资本。曾经在法庭上替普通人说话的律师，开始更多地为自身前程盘算。转折往往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江一平没有接受汪精卫方面的拉拢。上海沦陷期间，他还参与过救济难民、筹集物资等活动。后来，他随家人前往重庆。这段经历说明，他并非一开始就选择投敌，也曾在民族危难面前作出过拒绝。
真正改变其历史评价的，是战后冈村宁次的审判。
日本投降后，中国方面开始整理日军侵华罪行和战犯资料。冈村宁次被押在中国，并没有立即被移交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理。国民党方面认为，他熟悉中国战场，或许可以在军事和政治上发挥作用，因此有意将其留下。
这背后有复杂的现实算计。国共内战正在扩大，国民党试图利用日本旧军人和反共力量。冈村宁次也并不甘心接受战犯处置，他希望借助国民党方面的保护返回日本。两种利益，在战后的混乱局势中碰到了一起。
1949年初，冈村宁次在上海接受审判。江一平受聘担任辩护律师，提出冈村宁次无罪的辩护意见。法庭外，许多民众无法接受这一结果；法庭内，江一平仍坚持完成自己的辩护。
据相关回忆，冈村宁次当时也对这种辩护感到意外。江一平或许明白，自己面对的不是一桩普通案件，而是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付出巨大代价的历史案件。可是，在个人选择面前，他最终站到了替冈村宁次开脱的一边。
有人问他：“你难道不知道他在中国做过什么吗？”
江一平回答：“律师只能依据法律辩护。”
这句话即使确有其事，也不能替他的选择洗去政治背景。法律程序可以允许辩护，但辩护内容同样要接受历史和良知的检验。冈村宁次后来获释，并于1949年1月回到日本，免受中国方面进一步审判。
离开中国后，冈村宁次没有隐退。他参与组织旧日本军人，为蒋介石集团提供军事咨询，并继续关注中国内战。国民党退守台湾后，江一平也到了台湾。两人命运由此再次交汇，却已经不再是法庭上的控辩关系。
1961年，冈村宁次专程前往台湾拜访江一平，向这位曾经替自己辩护的人表示感谢。那次会面距离上海审判已经过去十多年，冈村宁次仍把江一平视为帮助自己脱身的重要人物。
冈村宁次于1966年病逝，终年82岁。江一平晚年的处境也并不如意，昔日的名望、关系和政治依托逐渐消散。那个曾在上海法庭上替群众辩护的律师，最终因替侵华日军最高级别将领开脱，而被牢牢钉在战后中国的争议记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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