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物欲：设计师不仅是实用工程师，也是故事讲述者

在我最初构思《制造物欲》时，我刚刚被任命为伦敦设计博物馆的馆长。博物馆给我的工作职责是呈现设计，使其成为更广泛的文化对话的一部分，同时不忽视其重要的经济作用，从而扩大我们的观众群。撰写这本书对我是一个机会，来思考设计为何如此重要：不仅对设计师如此，对整个社会也是同样。

与此同时，我个人对设计在消费过度的世界中所扮演的负面角色感到越来越不安。设计曾经被视为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方式，如今却似乎变成了一种制造欲望、说服人们购买并不需要之物的自私行为。在过去十年中，任何设计师都不可能看不到自己的工作对地球的影响。因此，许多人开始专注于设计易于维修的产品，尽可能使用环保材料，确保产品100%可回收，并通过减少供应链来降低运输中的燃料消耗。使用胶水，以致产品的可回收材料与不可回收材料无法分离，如今被认为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此外，人们还在努力研究塑料作为一种材料是否还有被挽救的余地。

在博物馆里，我尤其希望摒弃的，是“好的设计”这一令人望而却步的观念。这一概念就类似于“好的品位”，暗示了一种道德优越感，让人觉得只有受过教育和见多识广的人才能够欣赏设计。为达此目的，博物馆收藏了一把由米哈伊尔·卡拉什尼科夫于1947年设计的AK-47突击步枪，就展出于查尔斯·伊姆斯于1943年设计制造的胶合板夹板旁边。我们邀请观众思考，这两个物件中哪一个更能代表“好的”设计。从某种意义上说，卡拉什尼科夫的枪符合包豪斯先驱为功能性设计设置的传统标准：形式追随功能。它制造成本低廉，无须阅读说明书即可使用，且耐用，采用可替换部件进行大规模生产，没有任何多余之处。然而，它被用于杀人。这样致命的用途是否使它不可能成为所谓“好的”设计？与枪相同的是，伊姆斯的夹板也是为应对战时的紧急情况而开发的。就制造工艺而言，这是一项突破。阿尔瓦·阿尔托和马塞尔·布罗伊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已经开始制作胶合板家具，但这副夹板通过在其表面分布孔洞来避免材料承受过强的弯曲应力，并且在两个方向上皆有弯曲，而非单一方向。这为查尔斯和蕾·伊姆斯后来设计开发的胶合板椅子奠定了基础。

这样陈列的目的是表明，仅聚焦于“好的”或“坏的”设计，这样的概念是具有误导性的，尽管这一概念自古希腊哲学家和柏拉图的理式论以来就一直存在。在现代，高举这一原则的是亨利·科尔——他是伦敦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的创始人，这可能是世界上第一家设计博物馆。他策划了一个展览，展出他认为属于“坏的”设计的物件，作为一种警示，并称之为“基于错误原则的设计成品展览”。如今，基于“错误原则”的设计展可能会包括一件使用不可回收的聚氨酯泡沫填充，并粘接到结构框架上的家具。而在科尔当时看来，错误原则包括使平面壁纸看起来具有立体感、将茶壶设计成花朵形状，以及用马匹图案装饰墙壁。查尔斯·狄更斯曾嘲笑他的一本正经，但科尔坦率地承认，这个错误原则设计展览是博物馆中最受欢迎的展览。不过，通过仔细观察某件工业产品，我们确实可以学到很多关于世界如何运作的知识：不仅要探索其外观，还要明白其制造工艺和使用方式，以及最重要的，它有何意义。

我将设计理解为是对现代性的根本反映，它是工业化大规模生产的产物，也是使用者与制造者直接关系终结的结果。工业取代了手工艺，这为设计师的新角色铺平了道路，他们为所有人设计通用的实用物件，而非为单一个体量身定制。这就像是大规模生产的托内特的曲木椅与雕刻镏金王座之间的区别。曲木椅需要高额的投资来建立工厂，但一旦投入生产，成本便可以分摊到数万把相同的椅子中，从而几乎人人都能负担得起。个人工匠的启动成本虽低，但无法避免高昂的单位成本。他们仅凭技能和工具即可开始，但无法通过生产多个相同产品来分摊成本，因为每件产品都不同。

事实上，设计师的角色远早于18世纪的工业革命。制造多个相同物体并尽量减少人力投入，这在许多文化的日常生活中都已有数千年历史。约3000年前，人们便开始用贵金属铸造货币，并在设计上体现出其价值和可信度；从模具中烧制砖块的历史就更久了。

毫无疑问，世界正在加速发展。以几个特别引人注目的例子来说，2007年，也就是我撰写《制造物欲》的那一年，苹果推出了第一代iPhone。其当年的全球年销量达到1.22亿部，看似已经非常巨大。然而十年后，全球所有制造商在12个月内便生产出15亿部智能手机，之前的数字显得微不足道。即使是史蒂夫·乔布斯、他的工业设计师乔纳森·伊夫以及领导苹果用户界面开发团队的斯科特·福斯特尔，也无法预料这款被他们描述为“能播放音乐和发送电子邮件的手机”会对线下购物中心、城市导航方式以及人们彼此互动的方式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

2007年，中国最畅销的汽车是第二代捷达（Mark 2）。这款车基于大众汽车30年前的设计尝试，而这一尝试还要追溯到更早的车型：大众试图在高尔夫掀背车后部加装行李箱来提升吸引力。那一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汽车制造国，但可以想象，由于设计过时，其生产的600万辆汽车中仅有50万辆用于出口，销往次级市场，将价格而非性能或质量作为竞争力。而到2024年，中国已能够制造最先进的工业产品。全国最畅销的汽车是由比亚迪生产的宋，由德国出生的沃尔夫冈·艾格领导的内部团队设计。中国已成为全球领先的汽车制造商，生产超过3100万辆汽车，其中近一半是电动车，总计出口580万辆。中国制造的汽车正成为欧洲增长最快的汽车品牌。与此同时，中国正在打造与苹果竞争的国际科技品牌。华为从数字基建设备起家，后进入消费市场，于2004年推出首款手机，2009年推出首款智能手机U8220，2016年推出首款笔记本电脑Matebook。此后，华为迅速提升其品牌形象，在全球均设有设计中心，包括巴黎的美学研究中心。

许多国家的经济也走上了类似的发展道路，即从欠发达走向工业化。这些国家从低成本的通用制造和日用商品生产开始，进而为他人生产零部件，然后继续向上游移动，生产自主品牌的商品，直接面向消费者销售以获得最高利润。

20世纪50年代时，意大利最擅长的是以低价挑战法国的纺织制造商、投资新技术为他人生产零部件，以及承接高工资的经济体外包出去的生产。其后一步，则是招募了一代的设计师，生产奢侈品和高端时尚产品，将意大利从他国创意和技术的消费者转变为创新者。在60年代和70年代，日本遵循了相同的路径，80年代则是韩国。

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文化问题，反映了一个国家是如何通过建筑、时尚、电影、艺术和设计定义其身份的。中国拥有受国际认可的建筑师和各方面的艺术家。新一代的中国设计师面临着与国际上的同行相同的挑战。

当今的中国正在建设文化基础设施，以逐步成为全球的设计中心。它正在建造设计博物馆，特别是在深圳，继与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的短暂合作后，于2025年9月开设了一座大型设计博物馆。中国拥有上海同济大学等重要的设计学院，使中国学生无须前往伦敦、纽约或米兰学习。

自我写这本书以来，智能手机的迅速崛起对我们与物品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智能手机引发了众多物件的“大规模灭绝”。当一个比扑克牌还小的设备能够取代时钟、收音机、相机、录像机、GPS系统、记事本、手电筒、书店、信用卡或现金时，谁还需要上面这些东西呢？尽管如此，人类并未失去用物品来展示个性、纪念人生重要时刻，或与物品建立情感联系的本能。设计师不仅是实用工程师，也是故事讲述者。

观察那些近年来幸存下来甚至蓬勃发展的物件种类，会很有启发性。例如，腕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它多年来一直是父母送给子女的成年礼，其象征意义与实用功能同样重要。早期，腕表的机械部件由制表师制作，但表壳和表带则由珠宝匠设计，来保证佩戴体验。腕表被视为记忆的载体，可代代相传。

20世纪80年代，廉价电子表的兴起几乎摧毁了瑞士传统制表业。腕表能幸存下来，要得益于两种截然不同的设计策略。在低端市场，斯沃琪（Swatch）将腕表变成廉价的时尚消费品；在高端市场，大量的营销和广告投资确保了腕表作为奢侈品的存续，在许多文化中成为少数被接受的男性珠宝之一。

苹果公司选择以腕表形式而非谷歌失败的眼镜形式探索可穿戴设备，也帮助腕表保持了重要性。谷歌眼镜于2014年推出后迅速撤出市场，重新推出，然后再次失败。它提供抬头显示功能，产品定位是奢侈品，但最可能应用其功能的潜在用户是物流工作者。产品的失败提醒我们，设计不仅仅关乎技术，还关乎人类的行为。查看手腕上的信息是自然动作，而使用眼镜中嵌入的摄像头并同时收听音频内容则并不自然。苹果手表的成功问世及其与奢侈品牌的关联维持了腕表的吸引力，而另一方面，钢笔的吸引力正在逐渐消退。钢笔曾是兼备象征性与实用性的礼物，被视为具有长久寿命的奢侈品，但如今几乎已经消失。

腕表是少数幸存的模拟技术设备之一。其作为模拟设备的特征是具有按钮和表盘，这使其具有触感特性，触感进而成为其个性特征以及我们与之互动的重要部分。表冠能被拔出的长度、进行此操作时发出的声音、表冠边缘的纹理，都让我们感觉自己掌控着这些设备。相比之下，智能手机却仿佛掌控着我们。

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体验，打字机就像中世纪的欧洲银器一样遥远，但它仍具有强大的魅力，并为我们提供着设计上的启示。模拟设备与用户互动的可贵设计方式，可以提示我们如何使今天的数字机器更人性化。模拟设备的设计直观地传达其用途，使用户能自然理解其操作方式，而数字设备则很少在意用设计表现功能这一点。

汤姆·汉克斯收藏打字机，他在《纽约时报》里谈论了其吸引力所在：“电脑键盘只能在星巴克里发出老鼠般的轻敲声，虽然工作在顺利进行，但给人的听觉感受过于舒适而微小，好像织毛袜的针声。而打字机上输入的每个字，都如小型爆炸般震撼，那‘笃笃笃’的声音，使无论是感谢信还是一部文学杰作都具有同样的回响。20世纪30年代的雷明顿打字机会发出‘滋滋’声，中世纪的皇家打字机则像粉笔写字的声音。即使是为喷气机时代设计的打字机——适合在波音707飞机的桌板上使用，如史密斯·科罗纳（Smith Corona）的Skywriter和好利获得（Olivetti）的设计杰作——也会发出像詹姆斯·邦德的消音瓦尔特PPK手枪的‘嗒嗒’声。在已不存在的国家出口的格罗马打字机上创作，那是工作的声音，是艰苦工作的声音。闭上眼睛凭触觉打字，你就变成了一个铁匠，在锻造炽热的句子。”

腕表从未消失。打字机虽有魅力却已消亡。黑胶唱片则从灭绝边缘重新复苏。事实上早在2007年，数字音乐爆炸引发的唱片销售急剧下降就已开始逆转。唱片销量从一年几百万的低谷，到2016年的1300万张，2024年则达到5000万张。2015年，中国开设了新的黑胶唱片生产厂。黑胶唱片回归的表面原因是音质，专业的音乐人认为数字录音无法比拟黑胶的温暖和共鸣。同样，昆汀·塔伦蒂诺和韦斯·安德森等电影创作者仍使用胶片进行拍摄，因其有着细腻的色彩、颗粒和纹理。此外对于很多人而言，唱片的吸引力在于其颇具艺术性的封面，这给人带来真实的拥有感，是无形的流媒体平台无法复制的。

电动车的兴起重置了汽车设计。基于历史传承的旧品牌失去了许多关注和价值。汽车的外观该是如何，这已经不再确定。内燃机需要散热器作为冷却系统，而电动车依赖的是热交换器。举例来说，宝马打造每代的新车时都要确保其仍具家族辨识度，因此最新一代的电动宝马汽车仍保留了自1931年以来延续的某种形式的双肾形进气格栅，尽管这已不再用于冷却引擎，而是容纳传感器和摄像头。这在技术上是一种拟态（skeuomorph），象征着来自过去的形式，比如，高速公路上会用蒸汽火车的图像作为标识铁路交叉口的标志。

在史蒂夫·乔布斯去世前，苹果热衷于在智能手机用户界面中使用拟态设计。其屏幕展示木制书架的图像作为存储下载内容的场所，复古金属麦克风是录音程序，环装笔记本是联系人程序。这些视觉隐喻被后来的界面设计师放弃，转向了更抽象的方法。

设计本身最好理解为方法之一，而非唯一途径。将设计作为方法，是理解和塑造世界的起点，即使事物的变化速度持续加快。本书将设计呈现为一种语言，这种语言用于表达意义和目的。具体词汇可能改变，但语言本身的力量依然存在。

本文摘自《制造物欲》，迪耶·萨迪奇著，庄靖译，未读·艺术家｜北京联合出版有限责任公司2026年6月，为该书中文版序，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发布。

来源：迪耶·萨迪奇著，庄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