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885年9月，福州城内，清廷派员查验左宗棠遗留的家产。这个曾经统兵西征、收复新疆，又出任过两江总督和陕甘总督的一品大员，身后留下的白银只有两万五千两，房产九处。消息传开，许多人第一反应是：左宗棠做了几十年大官，怎么会只有这点家底？
疑问要从他的出身说起。
1812年，左宗棠出生于湖南湘阴一个读书人家庭。家中有田，却不是富户；父亲左观澜靠教书和耕种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三个儿子、三个女儿，加上夫妻二人，日子过得相当紧张。读书花费又大，笔墨、书籍、束脩样样要钱，遇到灾年，吃糠咽菜并不稀奇。
左宗棠少年时并没有显赫家世可以依靠。大哥早亡，母亲和父亲相继去世，家庭重担一下压到这个尚未成年的读书人身上。值得一提的是，他没有把家中田产全部留给自己，而是将属于自己的部分让给亡兄的遗孀和孩子，随后前往长沙求学。
这一步，看似是舍财，实际也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
长沙城南书院设有奖励制度，左宗棠凭借勤学取得资助，才勉强维持读书开销。后来，他结识了贺长龄、贺熙龄等人。贺长龄借书指点，贺熙龄在书院中继续给予帮助。对一个没有父母、缺少钱财的年轻人来说，这些扶持比几句客套话实在得多。
1832年，21岁的左宗棠中举。此后，他三次参加礼部会试都未能中进士，便逐渐放下科场执念，把精力转向舆地、兵法和治民之学。周家家境较好，他入赘长沙周氏，却没有因此成为只知安逸的富家女婿。十多年间，他一面务农，一面读书，长期观察山川形势和军政事务。
有人曾劝他出仕，他的态度很硬：“做官若不能办事，拿这个虚名有什么用？”这类话未必是原句，却很符合他当时的性情：有才气，也有脾气，更不愿把自己交给一条看不到前途的道路。
真正让左宗棠走上政治舞台的，是太平天国运动造成的剧烈动荡。1852年，曾国藩经人介绍认识左宗棠，试图向朝廷举荐他担任知府。左宗棠认为职位太低，双方一度不欢而散。后来事实证明，曾国藩看中的并不是他的官阶，而是他处理军政事务的本领。
1861年底，太平军攻占杭州，浙江局势危急。朝廷无人可用，曾国藩再次举荐左宗棠。这一次，朝廷直接任命他为浙江巡抚。左宗棠已经接近五十岁，起步比许多同年人晚得多，却也因此少了几分患得患失。
到浙江后，他整顿军务，筹办粮饷，迅速收复金华、绍兴等地。此后，他升任闽浙总督，并主持福州船政局建设，推动中国近代造船和海军教育。后来调任陕甘总督，他又把主要精力放在西北军务和民政上。
官位越高，能够接触的银钱越多。清代地方大员除了俸禄，还有养廉银，巡抚、总督每年收入远高于名义俸银。不过，账面收入不等于个人积蓄。军费、办公费用、赈灾支出以及临时筹款，常常都要经过地方大员之手，真正进入私人家中的钱，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
左宗棠尤其不善于聚财。他任职期间，多次捐银赈灾、修筑工事、补贴军队，还资助贫寒士子。1869年湖南发生灾害，他曾拿出银两救济；西北任职时，面对旱灾和民生困顿，也不断调拨款项。家中用度却很节俭，传说每月给妻子的家用不过二百两，平日饭桌上也不常见肉食。
“家里有钱，还是该省着用。”这句家常话，或许比宏大的评价更能说明他的家风。
至于九处房产，也不能简单理解为九座豪宅。其中有长沙司马桥一处住宅，据记载与骆秉章、胡林翼有关；另有墓地，剩下多为乡居、田舍，价值不能同繁华城市中的宅院相比。两万五千两白银若折算成今天的货币，因银价、购买力和计算口径不同，只能作大致参考，不能直接套用现代房价衡量。
左宗棠真正留下的，并不是一份丰厚家产，而是一条清楚的用钱原则：个人生活可以俭省，军国大事和百姓急难却不能吝惜。
1876年，他以六十多岁的年纪率军西征，抬棺出征，最终收复新疆大部地区。收复新疆后，他又反复强调海防的重要性，主张加强台湾治理。1885年，清廷正式设立台湾省，刘铭传出任首任巡抚。左宗棠病逝前仍牵挂边防与海防，这些事务，贯穿了他晚年的奏疏和行动。
朝廷清点遗产时，看到的是九处房产和两万五千两白银；但在左宗棠留下的奏折、军书和政务安排里，还能看到另一种“家产”——收复新疆的军功，福州船政的开端，以及台湾建省前后留下的制度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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