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浙纵声东击西，敌陷迷魂阵不自知，我军半小时轻松打下天台城

1948年冬，我军取得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百万雄师浩浩荡荡逼近长江南岸。蒋家王朝的彻底覆灭已是指日可待。

已是穷途末路的蒋介石，导演了一出“引退”的丑剧，妄图退居幕后，遥控指挥。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回到奉化老巢.他召来了浙江保安司令王云沛，查问“浙东匪情”。王云沛为宽解主子的忧患之心，说“浙东固若金汤，少量股匪，不足为虑”，云云。但蒋却心悸依然，指示他要加紧“清剿”，以绝后患。

此时，我浙东游击队从1946年冬重建以来，在浙东党的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临委）领导下，不仅重建了四明、三北、金肖根据地，而且开辟了会稽、台属地区，使浙东广大地区连成一片，部队也由几支武工队，发展到六个支队，人数已达数千人，成立了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司令部、政治部。敌我的力量对比已起了重大的变化。

蒋介石回老巢的消息传来，广大指战员个个切齿痛恨，誓给蒋以迎头痛击。同时为了策应解放大军渡江南下，扩大浙东游击队的政治影响，粉碎蒋的黄粱美梦，临委决定向敌人进行一次猛烈的攻击，在蒋的胸背上插上一刀。

但，攻击点选择哪一个好呢？临委的几位领导，反复思考这个问题。大家认为，沿山一些小据点，敌人已撤走或已被我拔掉，现在敌人重点防守交通沿线，龟缩县城，必须打下一、二个县城，才能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初步确定三门、新昌、天台三个县城作为首战的目标。但先打哪个县城更有利尚未有结论。

这时，张任伟正隐蔽在山阳地区养病。

一天，临委书记兼纵队政委顾德欢捎来一封信，问他身体情况如何，能否回去参加研究攻城事宜。张任伟虽病情尚未痊愈，但收信后情绪振奋，顿觉身体好了几分。

他当即回到临委所在地。大家分析了三个县城的地形、敌情和政治形势：三门的敌兵不多，防御也不坚固，还有我地下党的工作，攻城易如反掌，但此地处东海一隅，政治影响不大，还有打草惊蛇之嫌，驱使敌人加强对其他地区的设防，作为首战地弊多于利。

打新昌的政治影响大，我地下党也活跃，敌情也在掌握之中。但其地形于我不利。它北临公路，且公路高于县城，还有飞凤山紧靠路北，旗盘山紧依城南、城西，还有平平的一带山岗，山上敌人筑有碉堡，易守而难攻；其西距嵊县仅十六公里，东离奉化也只有六十公里，敌人便于增援，打得不好，很可能处于不利的局面。

天台地下党几次遭敌破坏，敌情也不很清楚，但那里的地形对我极为有利。它东南离临海虽然只有六十六公里，但天临公路和天台至拔茅一段，从抗日时期破坏后，至今未通车，北边五十公里外的拔茅，只是一个小据点，不成为患。

因此，天台实际上是座孤城，攻下它后，还可乘虚奔袭三门。而且从抗战以来，天台是个反共的急先锋，有国民党的“模范县”之誉，打下天台，其政治上的冲击波必将大大超过其他县。经过反复权衡利弊，临委最后决定把第一刀插向天台。

张任伟时任纵队参谋长，受命具体组织、指挥这次战斗。对他来说，面临的困难不少。主要的是对天台的敌情不熟。

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过侦察参谋，曾到天台、新昌一带侦察过敌伪顽的情况，地形是比较熟悉的，但目前的情况如何，单凭手上一鳞半爪的情报，难以作出正确的判断。

为了打好这一仗，必须立即设法派人潜入天台，摸清敌情。正在这时，上海地下党输送了两个青年来参加部队。

张任伟接待了他们，从交谈中了解到两人都是天台城里人，但其个人情况比较复杂。他果断决定派他们回天台城，利用其在天台的社会关系收集敌情，同时也作为对他们的一次考验。他向他们规定了单线联系的人和地点。

为了隐蔽真正作战的意图，转移敌人的注意力，在抓紧做好攻打天台准备工作的同时，临委指示新昌城里的地下党，积极开展活动，暗地里放出游击队即将攻打新昌的空气。

新昌地下党的同志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他们印刷大量的宣传单，从奉化、嵊县投邮，通过各种渠道，寄到新昌城内的国民党党政军人员手里，向他们宣传解放战争的形势，同他们“约法八章”，奉劝其起义、投诚、改恶从善。

新昌城里的敌人惶惶不可终日。有的千方百计跟我方拉关系，有的脚底抹油，随时准备溜之大吉，一些反动的死硬派，天天向上司告紧，哀求增设防卫。与之相反，天台的敌人却安之若素，毫无动静，如生活在太平庄里似的。

1949年春节将临，临委考虑到部队常年生活艰苦，为使大家过个欢乐的新年，并进一步造成攻打新昌的假象，命令三支队的钢铁、坚强两个大队，四支队番号为铁流部队，五支队番号为铁马部队等，共800余人，浩浩荡荡地分别从会稽、台属、四明地区开到距新昌只有20多公里的回山大会师。

回山地处天台、新昌、东阳交界，也是国民党三专区、六专区、金华专区的交界处，实际上是个三不管的空白地区，地形较好，是个山顶上的小盆地。

村上有三百多户人家，绝大多数是贫苦群众。部队到了后，邵明、丁友灿发动周围村庄，敲锣打鼓，抬着猪肉、年糕等年货慰问部队。回山的群众纷纷为部队腾房子、让床铺，部队也开展了拥政爱民活动，村前村后欢声笑语，洋溢着一片军民鱼水情。

三支队政治处的同志上演了根据《王贵与李香香》改编的四幕话剧，周围十里外的群众，扶老携幼，长途跋涉前来观看演出。剧场（就是广场）外寒风飒飒，剧场内却汽汽通明，温暖如春。人们的情绪完全为剧情的发展所左右，时而惊叹，时而义愤填膺。

演出引人入胜，但张任伟却悄悄离开了剧场，在夜色朦胧的山坡上独自漫步。他在担心，派进天台的人员的安全如何？他们送回来的情报准确吗？那两个青年可靠吗？想了很久，他意识到一切都已安排好，心里渐渐踏实。

他望着热气腾腾的剧场，胸中涌上一股战斗的激情。

为了继续迷惑敌人，部队在回山休息了几天后，在一个更深人静的寒夜，悄悄撤离，奔赴离天台城八十里远的尖山镇。

这次行军，简直是神不知，鬼不觉，甚至连回山的老百姓也不知道部队的去向，敌人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而据获悉的情报，天台的敌人对我行军一无所知，好象我军的一举一动跟他们无关似的。

尖山位处东阳境内，也是一个山高皇帝远，三不管的山镇。纵队拟定这里作为攻打天台的出发地。

部队一到尖山，立即展开了攻坚夺城的大练兵。第二游击纵队有丰富的山区游击作战的经验，却缺少短兵相接的攻城战斗实践，因此，尖山的几天，是艰苦练兵的几天。

部队白天练射击、投弹、刺杀，晚上练巷战，翻墙越壁。山高严寒，冷风刺骨，但战士们个个头上直冒热气，汗湿衬衣，大伙都为一股强大的信念鼓舞着，身上有永远使不完的劲。

这一天，张任伟到练兵场去看望战士们，大家一窝蜂似地团团围住他，要他说说部队打什么地方。“打老蒋！解放大军一渡江，我们就配合打绍兴、打宁波、打杭州、打大城市！”“不对、不对，参谋长打埋伏！”几个战士七嘴八舌嚷道：“其实，你不说我们也知道！”“你们知道什么呀？”“这可是军事秘密！”一个调皮鬼作了个鬼脸。

正闹着，一个同志匆匆向张任伟走了过来，原来是前几天派去天台的侦察参谋回来了。侦察参谋悄悄告诉他，已按指示，把派进天台的那两个青年人带回来了，还以商议迎接大江渡军的名义，请了天台县城里十几个人，他们带来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

张任伟立即返回驻地，向来人详细询问了天台城的有关情况。参谋们开始了紧张的工作，有的在反复核对情报，有的在绘制地图，两天不到，一个完整的作战方案便形成了。

出发的当天下午，在一个破祠堂里，召开了连以上的干部会议，部署战斗任务。这天天气特别好，蓝天无云，红日把祠堂天井照得暖烘烘的，墙壁上摆着两块大门板，上面挂着巨幅的军用地图，红蓝色的标记在太阳映照下格外醒目。

干部们走进门，一看挂着天台城的地图纷纷议论起来了：“噫，不是打新昌吗？怎么挂起天台地图呢？”

会议开得很简短、有力。临委、纵队几位领导，以及台属地区的负责人邵明、丁友灿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司令员马青、政委顾德欢分别作了政治动员，详细阐述了攻打天台的政治意义和军事意义。邵明、丁友灿及政治部主任诸敏，也在会上讲了话。他们铿锵有力的动员，把大家的情绪鼓动起来了，人人热切渴望着战斗的心情，溢于言表。

最后，张任伟代表临委、纵队领导作了战斗部署。

根据天台的地形，北去新昌、奉化有条会墅岭，南去临海有条猫狸岭，南北敌人如要增援敌人的话，必定要经过这两条岭。这两条岭由邵明、丁友灿各派出一个排扼守，阻击增援部队，卡断南北两条公路，天台就成为一座孤城，敌人就成为瓮中之鳖。

鳖头是敌县府、县党部，由铁马部队斩断，钢铁、坚强两支部队分别包围保警一中队、二中队，南门的碉堡也由钢铁部队负责，敌师管区由铁流部队去收拾。战斗任务部署定当，干部们带着战斗的豪情壮志奔回连队，霎时，指战员们一片欢腾⋯⋯

这天正好是元宵节。傍晚六点部队踏上了征途。夜幕降临大地，月亮还没有露面，脚下的石子路，象条银灰色的长蛇向前蜿蜒，四周黑乎乎的，空荡荡的山谷里，只有扑扑向前的脚步声，偶尔从远处传来夜莺的鸣啭和部队轻轻而急促的命令传递声。

山高月来迟。走了好一阵，月亮才偷偷地爬上了山岗，好似一盏天灯挂在万里碧空中，照亮部队征途。张任伟跟前卫营行动，他不时察看前面和左右起伏的层峦叠嶂，心里琢磨着一连串的问题：天台的敌情有没有变化？我们的作战意图有没有被暴露呢？

他反复思索着，不时假设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以及应该采取的种种措施。想着想着，不知不觉地走了七、八十里路。愈是接近天台县城，他的心情愈是紧张起来，因为这是关键性的一仗，对我浙东的政治形势可有着重大的影响，这仗只准打好，不准失败！

正在这时，突然“砰”地一声，从城西的清溪桥方向传来了清脆的枪响。张任伟立即警觉起来，是情况起了变化，还是敌人虚张声势打枪壮胆？我急忙连忙赶到前面，命令部队原地休息，同时做好应对敌情变化的准备。

马司令员、顾政委、诸主任都赶上来了，打架简单地交换了意㿱，对前面的情况又观察了一会，最终断定没有异常变化。只是这声枪响，引起了附近村庄一阵狗吠，但很快四周又恢复死一般的沉寂了。于是，张任伟命令部队立即做好战斗准备。

凌晨四时许，各部队如下山的猛虎，冲向国民党的顽固堡垒——天台县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保警一中队、二中队、敌县政府、敌县党部和敌师管区分割包围。敌人在我铁拳痛击之下，不到半小时就投降了。城内的敌人全部就歼。

天已微熹初露，但南门外桥头的浙保一个中队，仍然龟缩在高大坚固的碉堡里负隅顽抗。张任伟和诸敏研究了一下，命令坚强部队，全力增援。敌人在我猛烈的火力和强大的政治攻势下，不到一小时，从碉堡里伸出一杆白旗。

战斗结束时，太阳已从东方升起，红日照耀着大地，天台城被璀璨的阳光映照得通明透亮。它揭开了历史新的一页，第一次回到人民的手中。

解放天台城的第六天，浙东游击纵队又乘胜直捣三门县，1949年2月17日，三门县的人民从此获得了新生。

这时发生了嘲讽性的一幕。在浙东游击纵队解放天台、三门的同时，鄞西的游击队在宁奉公路上，截拦到一辆小卧车，俘虏了三名官衔煊赫的少将军官。

一名是浙江保安司令部的供应局长，一名是浙江交警护路的副司令，还有一位老爷却是刚刚谒见了蒋“总统”回来，准备“荣任”江浙联防指挥部的指挥官！

蒋介石正因天台、三门被我攻克，惊魂未定，又传来了三位少将大人就擒的消息，他勃然大怒，把王云沛又召了去，破口大骂。

天台、三门之战，犹如滚滚春雷，震撼全浙江。不少民主人士进一步向我靠拢，许多国民党的党政要员同我拉关系。分水县长项作梁、松阳县长祝更生、丽水长张幕槎宣布起义。蒋介石众叛亲离了。浙东游击纵队赢得了迎接大军江渡南下的第一个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