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上将的传奇家族：祖孙三代接力主政内蒙古，如今家族中的孙女已履新重要岗位

呼和浩特市区往西，大约五十公里，就是土默特左旗。

塔布赛村在旗政府所在地的西南方向，村口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村名。往里走，能看到一座典型的北方农村院落，土坯墙，木格窗，院子不大。一九零六年十二月二十三号，乌兰夫就出生在这个院子里。

那时候他还不叫乌兰夫，叫云泽。

土默特旗在清末民初的行政区划里属于绥远，各旗之间界限分明，蒙汉民众混居在一起，共同承受着军阀、王公和外来势力的多重挤压。乌兰夫家里是普通的蒙古族农民，祖父读过一些书，在村里算是有见识的人。乌兰夫六岁开始一边帮家里干活，一边跟着祖父识字。

一九一九年，他考进了土默特旗高等小学校。再后来去了北平，进了蒙藏学校。那是他人生第一个大的转折点。

北平蒙藏学校在李大钊、赵世炎、邓中夏等人的影响下，成了培养少数民族革命者的一个重要据点。乌兰夫在这里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五年四月，他和多松年、奎壁创办了内蒙古第一个革命刊物，叫《蒙古农民》。这份油印小报的发行量不大，但传播的范围很广，从归绥到包头，从河套到察哈尔，都有读者。

一九二五年九月，乌兰夫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十月，受中共北方区委选派，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那一年他十九岁。从土默特的乡村到莫斯科，中间隔着西伯利亚的荒原和几条不同轨距的铁路。他在中山大学学了两年多，提前半年毕业，留校做教学翻译，后来又到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任教。在苏联期间，他系统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也观察了一个多民族国家如何处理族群关系。

这段经历对他后来的影响很深。他后来处理内蒙古事务时，始终把民族问题放在国家统一的框架里来考虑，而不是就民族谈民族。

一九二九年六月，乌兰夫受组织委派回到内蒙古西部。公开身份是土默特旗高等小学校教师兼庶务主任。白天站讲台，晚上在归绥、包头一带联络进步青年，组织农民抗税抗捐。草原上交通不便，一封信在路上走半个月是常事。地下工作最怕的就是一个陌生面孔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乌兰夫在这段时间里练出了一种本事，能在公开身份和秘密任务之间切换得很自然。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关东军占领东北，开始把目光投向内蒙古。

日本人很快发现，单纯靠军事占领难以长期统治草原。他们的策略转向扶持地方势力，以“民族自治”的名义制造分裂。德穆楚克栋鲁普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和日本合作的。他提出建立“高度自治”的蒙古政权，表面上是为蒙古民族争取权益，实际上逐渐沦为日本侵略政策的工具。

一九三五年，乌兰夫化名“乌云达赉”前往百灵庙，试图劝阻德王不要投靠日本。他做了大量抗日宣传，也和德王直接交涉过。但德王的决定已经不可逆转。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二号，德王公开成立伪蒙古军总司令部。

乌兰夫意识到，光靠政治说服已经不够了。他把工作重心转向争取蒙古族官兵中的爱国分子。他和云继先、朱实夫、云蔚等人取得联系，秘密策划武装起义。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一号晚上，百灵庙保安队一千多名官兵分头行动，迅速控制了军械库和相关机构。枪声在草原的夜幕里回荡，起义部队占领了百灵庙，公开宣布脱离德王的控制，转而加入傅作义领导的抗日部队。

这次行动后来被称为百灵庙暴动，打响了蒙古民族武装抗日的第一枪。

乌兰夫不是冲锋在前的军事指挥者。他的角色在组织联络、政治动员和战略判断。起义部队被纳入傅作义的部队序列，后来发展成为蒙旗独立旅，一九三九年扩编为新编第三师。这支部队名义上属于国民党军队，但内部有共产党员负责政治工作，和民众的联系也比较紧密。

一九三九年，乌兰夫前往延安汇报工作。毛泽东听取了他和白海风的汇报，对百灵庙暴动给予了高度评价。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内蒙古出现了新的权力真空。一些前王公和曾在伪蒙疆政权任职的人员，试图借助外部势力，建立所谓的“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如果处理不当，内蒙古可能再次陷入分裂和武装冲突。

中共中央决定派乌兰夫去处理这个棘手问题。一九四五年十月，他抵达苏尼特右旗温都尔庙一带。面对的是一批已经挂牌办公、拥有政治名义的地方组织。

他没有立即采取军事手段，而是先争取干部和群众，通过政治手段改组原有机构。有同志担忧不带部队进去如何控制局面，乌兰夫的回答很直接，关键不在于压制人群，而在于阐明道理，把真正支持自治的人团结起来。

在乌兰夫的引领下，原先的临时政府得以重组，政治立场发生转变，随后迁至张北。他接着成立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把分散在东西部的民族自治力量整合到统一的领导之下。

一九四六年，东蒙古地区还存在另一股自治政治力量，双方在自治范围、政治路线以及与中央政府的关系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乌兰夫没有急于采取命令式解决，而是推动双方坐下来谈判。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一号，他率领代表团前往承德，经过二十多天的协商，达成了“四三会议”成果。会议明确，内蒙古民族运动的目标是实现平等自治，而不是脱离国家的独立自治。

这份决议的意义不在于解决了几个组织之间的矛盾，而在于统一了内蒙古民族运动的政治方向。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三号，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在王爷庙开幕。来自大部分盟旗的蒙古、达斡尔、鄂温克、汉、满、回、朝鲜等各民族代表共三百九十三人出席。会议通过了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和组织大纲，选举乌兰夫为自治政府主席。五月一号，内蒙古自治政府正式宣告成立。

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省级少数民族自治区。

乌兰夫在成立大会上说了一句话，自治政府的建立象征着蒙古民族内部及蒙汉之间的团结。话很短，但针对性很强。内蒙古自治区从成立之日起，就不是一个封闭的“民族王国”，而是在统一国家框架内实行区域自治。

自治区成立之后，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

当时内蒙古的辖区并不完整。东部部分地区已经并入了自治区，但西部的绥远省仍然独立存在。历史上的盟旗边界、省县边界交织在一起，牧民迁徙、商路交通、文化联系都跨越了行政线。这种分割状态如果不处理，自治区的治理很难真正落地。

一九五零年，乌兰夫就划界和行政调整问题与周恩来有过交流。周恩来的工作习惯是反复研究地图、交通、民族分布和干部配置，对实地情况非常重视。乌兰夫提出的原则是“尊重历史，兼顾现实，解决问题，促进团结”，具体操作中不能只从地图上的线条出发，还要考虑群众的交往、生产生活和历史联系。

一九五四年三月五号，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与绥远省人民政府共同发布布告，宣布绥远省并入内蒙古自治区，撤销绥远省的行政设置。从三月六号起，原绥远省辖区纳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管辖。归绥市恢复了蒙古语原名呼和浩特，意思是青色的城。

蒙绥合并之后，内蒙古东西部在行政上实现了更紧密的统一。自治区辖有呼伦贝尔盟、哲里木盟、昭乌达盟、锡林郭勒盟、察哈尔盟、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七个盟，呼和浩特市和包头市两个直辖市，以及平地泉、河套两个行政区。当时全区人口八百零二万五千人。

一九五五年，乌兰夫被授予上将军衔。他是五十七位开国上将中唯一一位蒙古族上将。

文革结束后，乌兰夫调到中央工作。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四年，他亲自主持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这部法律对健全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少数民族权益具有奠基性的意义，一九八四年十月一号颁布实施。

乌兰夫的长子布赫，一九二六年三月出生在土默特左旗。

布赫又名云曙光。一九三九年，十三岁的布赫前往延安，在陕北公学、延安民族学院接受了教育。一九四二年七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布赫长期从事宣传文化工作。一九四六年春，他回到内蒙古，在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任组织干事。那年秋天，他在自己组建的文艺宣传队基础上成立了文工团，带着全体团员奔赴内蒙古东部前线随军演出。这支文工团后来和张家口成立的文工团合并，正式组建了内蒙古文工团，布赫先后担任副团长、党支部书记、团长。

内蒙古文工团是内蒙古第一支人民的文艺团体。布赫主持制定了文工团的工作方针：执行党的新文艺政策，推广新文化运动，培养新文艺干部，发扬蒙古民族的优良文化，创造民族新文艺。这支队伍被各族人民称为“穷哥们儿的文工团”。一九四九年十月，布赫带领文工团参加了新中国开国大典的文艺演出。

一九五四年春，布赫被任命为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副局长、党组书记。他在这个岗位上做了一件后来影响很深远的事。

为了适应牧区工作需要，他组织文化系统的干部深入牧区开展流动性的群众文化活动，包括文艺演出、展览、图书阅览。他亲自骑着马带人深入牧区调查，在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搞试点，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乌兰牧骑”。

乌兰牧骑是蒙古语，意思是“红色文艺轻骑兵”。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文化团体，十几个人来到草原上，深入牧区，为牧民们演出、宣传、服务。内蒙古地广人稀，一个嘎查常常只有几个到十几个蒙古包，加上流动性大，有的牧民几年都看不上一次演出。乌兰牧骑送戏上门，演员大多一专多能，除了演出还帮牧民理发、放幻灯、做一些简单的医疗服务。

一九六四年，乌兰牧骑在北京参加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汇演，最后一个出场，赢得了满堂彩。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了演出。周恩来总理生前先后十二次接见乌兰牧骑队员。一九六五年六月，布赫集中组织了全区的乌兰牧骑，分四路走遍了全国二十七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巡回演出，推广乌兰牧骑的经验。

一九八三年到一九九三年，布赫担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这十年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内蒙古的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不少挑战。布赫在对外开放方面推出一系列力度比较大的政策，他在自治区扩大对外开放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内蒙古的政策比沿海开放区更优惠，鼓励国内外投资者兴办一切具有积极意义的产业和行业，在土地使用方面可以比照沿海地区的优惠条件从宽掌握，外商投资可以享受优于沿海开放区外商投资企业的所得税税率。

一九九二年，内蒙古全区生产总值达到四百二十一点六八亿元。这个数字放在今天看不算大，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进步。

一九九三年，布赫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工作到二零零三年。父子两代副国级，在五十七位开国上将里，乌兰夫这一家是独一份。

布赫于二零一七年五月五号在北京去世，享年九十一岁。

布小林一九五八年八月出生。她是布赫的女儿，乌兰夫的孙女。

布小林的成长轨迹，和她的祖父、父亲都不太一样。她出生在一个红色家庭，但童年赶上了一个特殊的年代。乌兰夫及其家族成员曾受到错误的批判，年幼的布小林由年迈的祖母独自抚养。

一九七六年，十八岁的布小林决定前往几十公里外的公社插队，成为了一名女知青。半年后，内蒙古军区启动征兵工作，她报名参加，通过了各项审核，成为了一名女兵。三年半的部队生活锻炼了她的毅力。高考恢复之后，她考上了北京大学法律系。

大学毕业之后，布小林回到内蒙古，在内蒙古大学法律系担任了一年助教讲师。她放弃了这份安稳的工作，选择投身公考。一九八五年，二十七岁的布小林考入内蒙古办公厅法规处工作。经过十一年的磨砺，她在一九九六年升任法制局副局长，次年升任正职。

在工作之余，布小林继续深造。一九九八年获得吉林大学法学博士学位，二零零零年进入党校进修。二零零三年升任自治区副秘书长，次年调任阿拉善盟书记。在阿拉善盟工作期间，她深入了解当地实际情况，推动符合阿拉善地区特色的经济发展项目。二零零八年当选为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二零一六年三月，出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代主席，同年六月正式当选为自治区主席。

乌兰夫、布赫、布小林三代人相继担任内蒙古自治区的主要领导，这在中国地方治理史上极为罕见。

如果算上乌兰夫的妹夫孔飞，这个数字还要再加一位。孔飞是开国少将，曾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妻子云清是乌兰夫的妹妹。孔飞一九三五年参加一二九运动，一九三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民族学院担任研究员，建国后长期在内蒙古工作，一九七七年任自治区党委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后担任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这样一来，这个家族先后有四人主政过内蒙古。

但把这种现象简单地称为“家族接班”并不准确。乌兰夫身处战争年代，面对的是分裂与统一的核心矛盾；布赫经历的是新中国建设时期，面对的是从文化事业到经济建设的转型；布小林则成长于法治建设和地方治理体系逐步完善的年代。三代人的职位有相似之处，但时代赋予的任务完全不同。

布小林在担任自治区主席期间，多次强调不能仅以GDP增速来衡量发展。她提出将生态保护作为内蒙古发展的重要限制条件。对于这样一个拥有草原、森林、荒漠和矿产资源的地区来说，这种治理观念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二零一九年一月，布小林在自治区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内蒙古要加强污染防治，持续推进中央环保督察及“回头看”问题整改，着力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她在报告中提到，二零一八年全区空气质量平均达标天数比例为百分之八十三点六，细颗粒物浓度下降百分之三点一，持续推进了“一湖两海”综合治理，呼伦湖、岱海面积增加，乌梁素海流域修复工程列入国家第三批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项目。她还强调，内蒙古要把生态保护建设放在更加突出位置，构筑国家北方重点生态安全屏障。

她还推动干部深入牧区和农村调研，关注农牧民增收、草原保护和产业结构调整。

二零二一年，布小林离开了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要领导岗位，转任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二零二三年，她继续担任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这个家族的故事，和内蒙古自治区八十年的历程，是缠在一起分不开的。

从土默特左旗塔布赛村的一间土坯房，到王爷庙的自治区成立大会，到蒙绥合并之后的行政版图重塑，再到今天的生态治理和法治建设，每一代人做的事不一样，但有一条线是连着的。

乌兰夫在一九二九年回到内蒙古做地下工作时，大概不会想到，将近一百年之后，他的孙女会站在人民大会堂的议席上，参与讨论全国的环境与资源保护立法。

他也不会想到，当年他在百灵庙策划的那场暴动，会成为一个家族与一片土地之间漫长关系的起点。

塔布赛村的老院子还在。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出去打工了，留下来的老人还种着地，养着羊。偶尔有外面的人来参观乌兰夫故居，村里人会指一指那个院子，说这就是当年的地方。院子里的树长得很高了，树荫遮住了半边屋顶。

呼和浩特往东，乌兰浩特的方向，王爷庙的地名已经很少被人提起了。那座城市现在叫乌兰浩特，蒙古语的意思是红色的城。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时的会场早就不在了，原址上建起了别的建筑。但每年五月一号，还是会有一些人记得这一天意味着什么。

长白山的松涛，大兴安岭的林海，呼伦贝尔的草原，鄂尔多斯的荒漠，这些地理上的风貌在八十多年里变化不小。行政区划的线条也调整过很多次。但内蒙古自治区这个名字，从一九四七年到现在，一直没有变过。

乌兰夫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八号在北京去世，享年八十二岁。他生前主持起草的《民族区域自治法》，至今仍然是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本法律依据。

布赫二零一七年去世的时候，内蒙古的GDP已经是他在任时期的几十倍。乌兰牧骑的队员们换了不知道多少批，但那辆在草原上跑了几十年的流动舞台车，还在跑。

布小林如今已经六十多岁，离开自治区主席岗位之后，她的工作重心转向了全国层面的环境与资源保护立法和监督。从草原到北京，从主政一方到参与全国立法，角色的转换是明显的。但熟悉她的人说，她做事的方式没有太大变化，还是喜欢往基层跑，还是习惯先了解实际情况再做判断。

这个家族的第三代、第四代成员，大多已经不在内蒙古工作了。他们分散在不同的城市，从事着不同的行业。但土默特左旗那个村子的老院子，仍然是这个家族的根。逢年过节，偶尔有人回去看看。

草原上的风从西边吹过来，带着沙尘和草籽的味道。从塔布赛村到呼和浩特市区，开车不到一个小时。这条路上跑过马车，跑过解放牌卡车，现在跑的是私家车和物流货车。路两边的农田和草场交替出现，远处偶尔能看到成片的杨树林和风力发电机的叶片。

时间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的痕迹，有些很深，有些很浅。但有一些东西，像乌兰夫故居院子里的那几棵树，一直在那里长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