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我的三位清史启蒙老师

1961年，我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有一天，几位同学在一起聊天，不知不觉就聊到了未来。一位同学说：“我听高年级同学说，上四年级时就要学‘专门化’了，你们都想学什么？”我思索片刻说：“我想学秦汉史，秦汉历史值得我们学习和探讨。”

当时，我们有一门课，叫“中国历史文选”，授课的老师是商鸿逵先生。商先生学识渊博，和蔼可亲，教课认真，有问必答，他不仅课讲得好，还经常传授一些学习方法和历史知识。有一次，有同学问商先生：“将来古代史选课，我们选哪个朝代历史为好？”商先生在简要地介绍各个朝代的基本情况后说，明清两代学术资料多，除了正史（《明史》和《明实录》；《清史稿》和《清实录》）外，文集、笔记、地方志，数不胜数，特别是清代，故宫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档案资料；用档案，可以“刨一个坑，就有一份收获”。这使我惊讶不已，心想：还有这好事？不就是多用点时间，故宫离我家又不远，骑车也就二三十分钟。要说这是苦的话，这点苦我还受得了。由此，我坚定了学清史的信心与决心。

有一次，我跟商先生说：“商先生，我跟您学清史吧！”商先生当时未置可否，但在课堂上，他对大家说：“有同学说他要学清史，这很好，但不是现在。你们首先要学好基础课。学清史，不懂以前各朝代历史，是学不好的；就明清史言，学清史，不懂明史更不行，因为明史后半部就是清史前半部。另外也要学好世界史，不懂世界史，中国史也是学不好的。”商先生短短一席话，使我终身受益。

1962年，我们上明清史课。许大龄先生给大家布置了一个作业，每人从正史中找一个人物，用新式标点断句、分段，再结合有关资料写一篇类似传记的文章。我选的人物是明清之际的袁崇焕。这可以说是我第一次做“科研”工作，也是我迈入明清史大门的开始。虽然写得不好，但受到了一次科学训练，初步知道怎么选题、查找资料、分析资料，从而得出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

当年，历史系为近代史专业高年级同学开了一门清史专题讲座课，请郑天挺先生主讲。要学好中国近代史，就必须搞懂清代前期的历史。按理说，北大历史系讲明清史并不缺乏名家，但为了贯彻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老“给大家换换胃口”的要求，这门清史专题讲座课，就请了郑天挺先生主讲。这样的课，基本上处于无人管制的状态，谁爱听都可以去，不受任何限制。这就给我这个二年级学生“偷学”清史课提供了绝佳条件。

郑天挺先生时年63岁，声音洪亮，体气步履之健，不让中年。从1962年9月7日至11月9日，每两星期讲一次，每次大约3小时。郑老一开始就说，这门课只讲与中国近代史有关的一般清史问题。讲的内容主要是八旗制度、内务府、清代漕运、清代军制、清代的政治制度、清代的学校、清代官制以及清史资料（《清史稿》）。郑老第一次上课，就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多小时，在场老师和同学担心郑老身体，提议让郑老休息一会儿，他却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讲课时，郑老手中拿着几张卡片，娓娓道来，引人入胜。

通过两个月的学习，可以说，郑老帮我摘掉了“清史盲”的帽子，为我的清史学习和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更重要的意义，体现在1978年的研究生考试中。当时，我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清史专业，主考科目是中国古代史和清史。但这两科所需要的参考书，我手中只有一本翦老主编的《中国史纲要》中册（该书从宋代讲到鸦片战争前）。于是，我想，宋代以前的中国史知识只能凭自己的记忆了；清史知识也就只有郑老课的笔记了。靠着突击复习《中国史纲要》中册和郑老的课堂笔记，我竟然考上了。对郑老的感激，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表达。

郑老的课，不仅让我得以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并在此学习和工作了24年，也让我掌握了一些治学方法。比如，郑老在课上提到，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脱离明朝，建立后金政权，其社会性质已属封建国家。我当时对这个论断有些疑惑。但听完郑老接下来的论述，又觉得他的看法确实有道理。郑老说，努尔哈赤时期，满洲农业相当发达。1596年，有个朝鲜人到了满洲，回国后他将自己看到的情况报告给了朝鲜国王：满洲土地肥沃，一斗种子可收获八九石粮食。这个数字可能有夸张，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第一，满洲农业已至发达状态。第二，满洲工业也很发达，不但用铁器，而且会冶铁，可以挖矿石冶铁。第三，满洲与相邻民族的奴隶制在瓦解，努尔哈赤自己的奴隶也纷纷出逃。第四，努尔哈赤的满洲介于明朝与朝鲜两个高度发展的封建社会之间，努尔哈赤也多次到北京朝贡，了解了明朝的政治制度，并与自己的政治制度比较优劣。这都促使努尔哈赤很快接受并走上封建社会的道路。因此，尽管努尔哈赤时期的满洲仍留存着氏族制与奴隶制残余，但迈向封建国家并不困难。郑老的论证合情合理，我佩服得五体投地。这里，我不是在讨论后金社会性质，而是要从中说明，郑老的论述，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学人应该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而不应是人云亦云。

郑天挺、商鸿逵、许大龄三位老师是尊师重道的典范。郑老在清史泰斗孟森先生逝世后，写了《孟心史先生晚年著述述论》，高度评价与肯定了业师孟森先生的清史著述，还特别指出孟老的《明元清系通纪》“最为巨制，用力亦最勤”。

商老原本是著名文学大家刘半农先生的研究生，刘先生去世时商先生尚未毕业，于是转而受业于孟森先生，学习明清史。孟老去世时，哲嗣远在国外，商先生含哀治丧，将孟老安葬于北京万安公墓，竖石立碑。孟老生前著述颇丰，当时已有部分出版，但大量遗著尚未面世。此后的40年间，商老倾注大量心血，整理孟老的未刊文稿。先后出版了《明清史论著集刊》《明清史讲义》《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以及孟老的一些论文，而《满洲开国史》更是在商老去世后出版的。这对推动明清史学的发展意义重大。正如著名明清史学家郭松义、何龄修先生所说：“对孟森（心史）先生的无比敬爱，在心史先生身后对关系老师的许多事务的处理，实在是学术界师生关系的典范，使商先生的品格更加光彩照人。”许先生对他的老师陈垣、柴德赓等先生著文纪念，并在自己晚年身体状态不佳的情况下，依然为柴先生整理并出版了《史籍举要》一书，为学术界，特别是为中青年学者掌握史学入门知识、提升自学与独立科研能力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2026年教师节之际，在缅怀郑天挺、商鸿逵、许大龄三位学术前辈优异品德与学术业绩的同时，我们要更加自觉地学习他们留下的宝贵学术财富与优秀品格，全力推动中国明清史学科更新、更大、更快地发展。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吴屹桉

新媒体编辑：程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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