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作涛：皮肤科的“早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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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前，赵作涛医生还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博士学习期间，参加westmead医院社区义诊时，一个孩子的胸牌吸引了他的注意，上面画着花生的图案。他后来得知，花生过敏可以致死，因为一个孩子的过敏，全班都不允许带花生酱。这个小小的细节，如一枚石子投进赵作涛医生心里，漾开的涟漪久久不能平息。那时的中国，许多人还不清楚“过敏”二字究竟意味着什么，而彼时的一些发达国家，过敏已被认真对待了几十年。但他预见，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升，过敏性疾病终有一天也会成为大家高度关注的话题。

于是，赵作涛医生成了中国最早一批专注皮肤过敏的医生，建立起荨麻疹专病门诊，特应性皮炎专病门诊，过敏联合门诊（MDT），牵头完成了中国第一个人口学过敏性疾病的流调。数据印证了他当年的判断：过敏，已在悄然间成为中国第六大慢性病。二十多年前他早早望见的那场风，终究是吹到了中国。而他，已经在这条路上行走了许久。

作者|人物君

远望

赵作涛医生说自己对于皮肤科的理解其实并不算早，直到读博的时候，才真正看清了这个学科的分量。作为北京大学医学部与悉尼大学联合培养的博士，他在国外医学院感受到的冲击是具体的：那里的皮肤科从不被视为小科室，站在讲台上的学科带头人里有校长、有院长，最优秀的一批医学生才进得了皮肤科。皮肤科是免疫、临床与科研转化彼此交汇的地方，许多前沿问题在这里最先露出端倪。对一个喜欢在表象底下寻找机制的人来说，这种“集大成”的复杂感，对于他而言有种天然的吸引力。

赵作涛医生也足够了解自己更擅长什么。他笑称自己“手笨”，做不了外科那种需要特殊手感的工作；但他对感性的东西有天赋，看见一块皮疹，总愿意去想象其背后的病理学缘由，免疫学故事。一个需要把肉眼所见延伸到免疫深处、在皮肤这层薄薄的界面上来回穿梭的学科，正好接住了他的所长。

而选择专注过敏领域，则是基于他前瞻性的判断。二十多年前，皮肤过敏在中国还算不上一个有迫切需求的医疗命题，上一代人面对的大多是感染性疾病。但赵作涛医生在国外看到的是另一番光景，一些发达国家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经历过敏性疾病的爆发，整个社会对过敏的认知和诊疗体系都已经相当成熟。所以他预判，中国迟早也会走到这一步。随着生活水平提高，饮食结构改变，人体的免疫系统会面对全新的挑战，过敏就会增多。而在过敏性疾病真正爆发前，一定需要一批真正懂过敏的医生提前站在岗位上。

▲天津市中西医结合皮肤病研究所所长

赵作涛

于是，他把自己交给了这个当时还颇为冷清的方向。2006年博士毕业后留校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科工作，2009年他又获得了国家留学基金委与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奖学金去德国明斯特大学皮肤病医院师从德国科学院院士，皮肤科协会主席Thomas Luger教授做博士后，之后又在柏林Charité医科大学皮肤与过敏科和欧洲过敏性疾病研究中心Torsten Zuberbier教授，Marcus Maurer教授指导下接受过敏专科培训。在德国的皮肤病医院里，过敏是第一大科，专病门诊体系已经非常成熟，从患者就诊的指引、医生经验的积累，到专病数据的沉淀，临床与实验室的密切结合，一整套疾病管理的思路都清清楚楚地摆在眼前。他把这些都看了进去，也学了回来。

早行

赵作涛医生回国后做的一件要紧事，是于2012年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科建立了荨麻疹专病门诊与特应性皮炎（简称AD）专病门诊。他至今记得自己读书时的情形，博士导师朱学骏教授遇到一例特应性皮炎，会把所有学生都叫来，大家围在一起，看看这个病到底长什么样，这个病虽然常见，但在当时的界定上还很模糊。多年以后，当他着手建立专病门诊时，这个病在公众中的认知依然寥寥，许多走进诊室的患者都说自己得了“湿疹”。但他觉得，正因为如此，才更需要有一个专门的地方，让患者能找到对的人，也让医生能持续地积累经验。

他的想法并不复杂，高血压、糖尿病有专病门诊，疾病因此能得到更好的管理，过敏性疾病为什么不能走同样的路？专病门诊建立之后，好处是看得见的。现在天津市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原天津长征医院），现在有十几位皮肤科医生的专业方向是特应性皮炎，年轻医生从主治医生阶段就进入专病门诊，每天看几十位AD患者，日复一日，对疾病的理解自然就越来越深。对患者而言，也不需要在各个不同专业方向的医生之间来回打转，直接找到对的人，诊疗就顺了。赵作涛医生很清楚，这种经验的日常积累，是任何突击学习都替代不了的。

一个专病门诊能帮助的患者终究有限，而要把过敏性疾病真正管理起来，需要的是更大范围内的医生都能进行规范诊疗。2016年，赵作涛医生牵头建立了“中国过敏学院”，最早开始成体系地培养专门看过敏疾病的医生。在他看来，中国不缺过敏病人，缺的是看得懂过敏、用得好新药的医生。疾病高峰到来之前，必须先把队伍建起来，过敏学院承载的正是这样的使命。

也是在那几年，赵作涛医生带领团队把达标治疗的概念引入了中国过敏性皮肤病的诊疗。所谓达标，并不深奥，就是把高血压、糖尿病那套慢病管理的逻辑借过来用：治疗不是发作时压一压，而是要设立明确的目标，分阶段逐步实现，再长期稳定地维持。理念要落地，就得有据可循。赵作涛医生先后牵头制定了中国中重度特应性皮炎系统药物达标治疗专家指导意见、中国慢性自发性荨麻疹达标治疗专家共识，2026版中国荨麻疹诊疗指南，2018，2022，2026三版国际荨麻疹诊疗指南，2023版国际特应性皮炎诊疗路径等，还有其他牵头与参与制定的指南共识前后有九部之多。这些工作并非一朝一夕完成，每一部共识的落笔，都是把一种更规范的诊疗方式往前推了一步。

从专病门诊到过敏学院，从达标治疗理念到一部部专家共识，赵作涛医生总是走在行业的最前沿。回头看，那是他在风口到来前，在一条还很空旷的道路上留下的一串早行的脚印。

见深

赵作涛医生不仅看得长远，也看得深刻。面对患者，他总有透过现象看本质、直击疾病要害的洞察力。

他的门诊里，从来不缺被疾病耽误了半生的人，明明是可以控制的病，却硬生生被拖成了生活的糟糕底色。赵作涛医生曾接诊过一位被荨麻疹纠缠了五十年的患者，在经过两年半的规范治疗后，困扰其大半生的荨麻疹就好了，至今没有再犯；还有一位八十岁的特应性皮炎患者，从儿时起患病，一辈子与皮疹和瘙痒周旋，规范治疗三个月后，竟然也就清清爽爽地好了。

赵作涛医生常常在这些故事里感到一种说不清的感叹，他反复纠正一个流传甚广的误解——“很多荨麻疹、湿疹就是治不好的”。“荨麻疹和湿疹在临床上绝大多数都是可以实现临床达标甚至临床治愈的”，在赵作涛医生看来，随着医学进步，新一代药物的上市，这类疾病几乎都有了长期控制的办法。但让他不解的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在承受本不必承受的痛苦。后来发现，问题往往不出在疾病和治疗本身，而出在人们对它的理解上。

最大的误区，是把过敏当成“治不好的老毛病”，于是有人一扛就是几十年，把本可以早早终结的痛苦，熬成了生活的长痛。另一个常见的误区，藏在家长们最深沉的担忧里。赵作涛医生曾接诊过一个十二岁的男孩，从婴儿时期就得了特应性皮炎。由于家长一直对激素药膏充满恐惧，孩子每次发作，只匆匆抹两天，等皮疹稍一平稳就赶紧停掉。这样反复了十几年，不但没能摆脱激素药膏，反而因为治疗不足，让孩子的脖子和脸都被疾病折磨得发黑，孩子不愿上学、不愿说话，鼻炎、哮喘也都跟着来了。有了生物制剂之后，家人仍然害怕注射药物进入血液。赵作涛医生说得很直接：“很多情况是父母太爱孩子了，反而耽误了孩子。”

在赵作涛医生看来，这个男孩本不该走到这一步。特应性皮炎有两个高发关口，一个在婴幼儿时期，一个在青春期。在第一个关口上，充分的外用药物就能解决大部分问题，但很多孩子恰恰是在父母过度谨慎的犹豫中被耽误了；第二个关口到来时，学业压力与身体的剧烈变化叠加，病情容易再度抬头。他见过太多在中考、高考前夕皮肤烂掉才被父母带来就诊的孩子，疾病已经和压力长成了一体。其实，特应性皮炎最要紧的是抓住六岁之前的窗口期，把它彻底控制住。一旦拖到十八岁之后，疾病的反复发作会在身体里留下记忆性T细胞，导致同一部位反复犯病，再想彻底控制就难了。

赵作涛医生常说的四个字：治疗不足。剂量不足、疗程不足，就像吃两个馒头才能饱，只吃了一个，没饿死，但也没吃饱，病就是这么被“养”大的。他给患者和家属的建议是“准、狠、稳”：诊断要准，一开始就要把病看清楚；用药要狠，要彻底控制住；之后再稳稳地减量，直到停药。有的人停药之后复发，不是药物依赖，而是“疾病依赖”——本该治两年的疗程只治了两个月就擅自停掉，然后把复发归咎于药物，这是太常见的误会了。

赵作涛医生也谈“治愈”，但他所说的治愈，比许多人想象的要务实。五年不犯，他称之为临床治愈，人们常说的“去根儿”，在他的理解里并不是一个必须抵达的终点。人活着，总在带病生存，任何一种病都可能再来。重要的不是希求一劳永逸，而是把病管理好，不缩短生命的长度，也不降低生活的质量。他常说，既不要太悲观，觉得什么病都治不好，于是不治；也不要太保守，担心药物副作用就不敢用。朴素的话里，藏着一个皮肤科医生对疾病和生命的深刻认知。

赵作涛：足量治疗方能足够康复

风来

赵作涛医生曾预见的那场风，已经真切地吹到了中国。2022年，他和团队联合中国疾控中心慢病中心进行流调，拿到了中国第一份关于过敏的人口学数据：全国大约有慢性荨麻疹患者三千万人，湿疹患者七千万人，过敏性鼻炎患者一个亿。过敏，已经悄然成为中国第六大慢性病，而且在儿童群体中患病率尤其突出，这意味着未来还会有更多的过敏患者。疾病数据之外，学科本身的变化更为直观。皮肤科从一个被忽略的小科，成长为他所在医院门诊量占比百分之六七十的支柱学科，一百五十位医生每天在这里与过敏、免疫和皮肤屏障打交道，每年接诊百万人次患者。他说，这一切都和国家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国家往前走，皮肤科就会越来越好。

药物层面的突破，也给了他致力推行的达标治疗一个真正的抓手。过去，特应性皮炎缺乏能够长期安全使用的药物，疾病的长期管理面临种种困难；而新一代小分子药物的出现改变了局面。赵作涛教授团队的发表在2026年的IAAI杂志研究显示，使用JAK抑制剂治疗的中重度特应性皮炎患者中，有一半病情在两周内就能实现全面改善；2026年发表在国际著名杂志JEADV连续用药112周的研究更是表明，疗效可以长期维持，鲜少出现耐药和不良反应。有了这些新药，达标治疗不再只是理论，而是每天都发生在门诊里的现实。

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赵作涛医生的角色悄然发生了变化。早年他做的事，是把国外的先进理念和成熟体系引进来，把标准化专病门诊的模式搬到中国，再根据中国患者的特点做改良。如今，他更频繁地出现在国际学术讲台上，把中国的经验讲给世界听。作为世界过敏组织皮肤过敏专委会的十二位核心专家之一，他多次在世界皮肤科年会、欧洲皮肤科年会上介绍中国过敏性皮肤病的达标治疗实践。赵作涛医生说，在过敏性皮肤病的临床管理能力上，中国的经验已经开始向外输出，许多国外的医生也在学习中国的管理方式；一些在海外生活的患者甚至专门回国就诊，因为这里更高效、更经济。在医疗体系的支持下，中国医生把“不可能三角”变成了可能，真正实现了又好、又便宜、又可及。

二十多年前，异国义诊的午后，那枚写着“我花生过敏”的胸牌，让赵作涛医生听见了来自远方的风声。如今这阵风已吹到中国，数以亿计的过敏患者，在皮肤科里找回了生活的秩序。专病门诊、过敏学院、达标治疗，这些当年的新事物，今天都已成了行业里再自然不过的日常。

但赵作涛医生从没有停下来。他在国际上最早提出了“JAK-STAT信号通路相关疾病”的概念，并发表在frontier immunology杂志上，提出按照细胞信号通路和分子机制来重新理解皮肤疾病的分类与治疗；诊疗之外，他依然每年去内蒙古等地义诊，讲学，惦记着那些还没有等到风来的地方。他说，诊治皮肤过敏的工作很辛苦，也不太容易出名，但总要有人愿意在这条路上走。早行的人，并不会因为天亮了就停下，他只会把目光投向更远处，然后继续赶路。

责 编 | 周 韵

摄 影 | 葳 蕤

校 对 | 张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