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庆历二年，汴京贡院之外，二十一岁的王安石已经声名鹊起。考官阅卷时，将他的文章列为第一，可这份卷子送到宋仁宗面前后，名次却突然变了。原本最有希望夺魁的王安石，最后只得了第四名。
这桩旧事流传很广，关键落在“孺子其朋”四个字上。传说王安石在策论中引用《尚书》典故，宋仁宗认为，一个尚未入仕的举子，竟以辅佐幼主的周公自况，未免锋芒太露，因此将他从第一改置第四。
不过，这段细节并非所有史料都能完全印证。可以确定的是，王安石确实在庆历二年登进士第，而且名次没有成为状元。后世把“孺子其朋”与仁宗不悦联系起来，未必只是无稽之谈，却也不能当作毫无疑问的定论。
有意思的是，这次失意并没有让王安石急着钻营仕途。科举之后，他先后任地方官，尤其在鄞县任职时，修水利、办学校、整顿户籍，处理诉讼也不一味迁就豪强。政绩传到朝廷，文彦博、欧阳修等人曾推荐他入京，他却多次选择留在地方。
这不是没有野心。
王安石很早就明白，朝廷里的官职高低，并不等于真正的施政能力。地方上的一件水利、一笔赋税、一次赈济，反而能让他看见制度怎样落到百姓身上。北宋表面繁盛，内部却有财政紧张、军备疲弱、冗官冗兵等问题。只会写诗作文，显然解决不了这些麻烦。
嘉祐三年，王安石上《言事书》，把积弊说得相当直接。他认为，国家真正需要的不是粉饰太平，而是改变风俗、整顿法度、培养能够处理实际政务的人才。这样的文字，在当时并不讨喜。宋仁宗没有采纳，王安石也没有因此反复求进。
他等的，是政治上的承受者。
1067年，宋神宗即位。这个年轻皇帝急于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对王安石的名声早有耳闻。韩维在神宗面前谈到王安石时，曾概括他的主张：“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神宗听后颇为重视，王安石多年蛰伏，终于迎来入局的机会。
1069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次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新法一项接一项推出，青苗法试图在青黄不接时给农户提供贷款，免役法希望以募役代替差役，市易法则由官府参与商业流通。设计者的目标，是增加财政收入，同时限制豪强兼并。
问题出在执行。
青苗法到了地方，常被官吏强行摊派；免役钱落地后，也可能变成新的负担。保甲法原本用于整顿乡村治安、补充兵源，却让部分农户频繁操练，地方更借机滋扰。制度写在纸上是一回事，经过层层官僚传递后又是另一回事。
司马光、欧阳修等人反对新法，并不全是恋旧。他们担心改革过快，担心官吏借新政谋利，也担心朝廷用财政数字掩盖民间疾苦。司马光曾批评王安石“求治太速，进人太锐”，这句话，正好击中了新法最脆弱的地方。
王安石却没有退让。他相信，只要法令方向正确，便应排除阻力坚决推行。于是，朝廷逐渐形成新旧两党，争论从政策之争变成用人之争，许多原本可以商量的事务，最后都被卷进了政治对立。
1074年，北方旱灾与流民问题加重，王安石第一次罢相。第二年，他重新回到朝廷，但局面已经不同。吕惠卿等变法支持者彼此倾轧，王安石与旧日同道也渐生隔阂。有人劝他缓一缓，他仍坚持说：“法度既立，不可轻改。”这类态度，既显示出担当，也暴露出他的固执。
1076年，王安石再次罢相，退居江宁。同年，他的儿子王雱病逝，对他的打击很大。此时的新法并没有完全停止，却失去了最初那种由王安石亲自推动的明确方向，部分政策继续运行，部分政策则在官场争斗中变形。
1085年宋神宗去世，年仅九岁的宋哲宗继位，太皇太后高氏临朝。次年，司马光重新入朝，元祐更化开始。司马光主张尽废新法，王安石听闻后表示：“亦须缓图，岂可遽废？”这句话说明，他到晚年仍不认为改革本身错误，只是不愿看到政策被一股脑推翻。
王安石一生的矛盾，也正在这里。他确实看到了北宋制度的病灶，提出的若干措施后来仍被沿用；但他过分相信法令和意志的力量，低估了地方执行、利益分配以及政治妥协的复杂程度。那场从科举名次开始的锋芒，最终穿过地方治理、朝堂改革与党争风暴，留在史书中的，不只是“拗相公”三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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