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在德黑兰，这些天几乎看不到头巾了。一位伊朗女性讲述了人们是如何争取到这种自由的。
几周前，一则广告在伊朗广为流传，这在几年前几乎不可想象。一位全身蒙着面纱的女性坐在餐厅里。她面前的桌上放着两罐饮料：可口可乐和芬达。她示威性地将两者拂到一边，然后洗手。
“这里是宗教餐厅‘法努斯’，”她对着镜头说。“我们这里只提供符合我们价值观的东西。”
这一出现在社交媒体上引来嘲讽。一位用户建议，不如干脆建立一个自己的国家——最好离伊朗越远越好。另一位则问，进这家餐厅是不是得先迈左脚。这是在暗指伊斯兰教规中应左脚先入厕所的规定。
“法努斯”并非个例。在伊朗，越来越多的餐饮场所发现了一个新目标群体：宗教保守派顾客，他们在公共空间中越来越感到不适。他们寻觅这样的场所，在这里，可以一边享用西方商品、看见不戴头巾的女性，一边 “点购” 自己所期望的道德。
对所有其他伊朗人来说，这是一个显著转变的象征：“就在一年前，热爱自由的人还不得不寻找避难所，因为公共空间被宗教强硬派牢牢掌控，”一位伊朗人在加密聊天中告诉taz。“现在反过来了。”
事实上，今年夏天伊朗的街道几乎已认不出来，女性常常穿着牛仔裤和露肩上衣出门。头巾，曾经是国家控制女性身体的象征，如今越来越常被留在衣柜里。
这一发展始于2022年9月玛莎·吉娜·阿米尼之死。她的死引发了全国性的“女性、生命、自由”抗议。伊朗政权当时以极端严厉手段回应。数百名示威者被杀，数千人被捕。当抗议在2023年初逐渐平息时，道德警察最初回归了。但这一次，巡逻队遭遇了抵抗。女性反抗执法人员，男性挡在中间。但决定性的转变不仅发生在街头，也发生在家庭中。
“我的许多朋友戴面纱并非出于自己的信念，”来自伊朗中部城市亚兹德的30岁伊朗女性扎娜·拉希米说。“她们戴面纱是出于对宗教父母、祖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员的体谅。在玛莎·阿米尼死后，她们开始在家里公开谈论这些问题，”拉希米说。出于安全原因，她不愿公开真实姓名。
在她担任审计师工作的办公室里，头巾问题也突然成为讨论话题。起初，她的老板坚持女员工必须依法着装。但拉希米和几位女同事进行了抵制，继续在工作时不戴头巾。最终老板让步了。
2023年春季，政权找到了一种更高效的方式来执行头巾义务。借助技术，当权者建立了一个全面的伊斯兰监控国家：未戴头巾的女性被面部识别摄像头识别，并通过短信收到警告。第三次违规后，将面临罚款，甚至监禁和车辆被没收。
对扎娜·拉希米来说，这种监控也成为她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她本人收到了两次警告。朋友们不得不出庭并缴纳罚款。她最喜欢的咖啡馆也一度被关闭。当局关闭了所有有女顾客违反头巾义务的营业场所。极端保守派议员阿里·亚兹迪哈当时说明了这些措施的目标：对不服从女性的“社会排斥”。
但监控也引发了抵抗。“在社交媒体上，我们互相警告哪里有监控摄像头。我开始避开那些街道。我只去那些不会有人对我说什么的咖啡馆和餐厅，”拉希米讲述道。
2025年以色列的空袭成为一个转折点。毛拉政权的优先事项发生了变化，头巾问题退居次要位置。这一变化与其说是意识形态上的，不如说是务实的：在战争中，伊斯兰共和国需要尽可能多伊朗人的支持。在2月起的美国空袭之后，不戴头巾的女性甚至突然出现在国家宣传视频中。在一段视频中，一位年轻、不戴面纱的女性举着一杯自酿烈酒，为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干杯。
今年3月，英国媒体报道称，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侵入了那些用于控制民众的监控摄像头，从而能够追踪高级官员和军方的行动模式。据称，以色列军方最终甚至成功击杀了伊朗国家元首阿里·哈梅内伊。
扎娜·拉希米推测，政府圈内早在12天战争后就开始怀疑监控摄像头可能已被渗透。事实是，伊朗政府突然放弃了使用这些摄像头——这也促成了新获得的着装自由。
但这些新自由是脆弱的。自7月底以来，数十家咖啡馆、餐厅和其他商铺因违反着装规定而被迫关闭。
但扎娜·拉希米希望极端保守派将永远退回到像“法努斯”这样的餐厅里。不过，他们大概不会自愿且轻易地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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