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仅15人连中三元，其中浙江唯一一人是明代文渊阁学士商辂

明正统十年（1445年），北京紫禁城奉天殿，三十岁出头的浙江淳安人商辂站在殿试名次之中，成为状元。此前，他已经在乡试、会试中夺得第一。乡试称解元，会试称会元，殿试称状元，三级考试一路夺魁，便是科举史上极少见的“连中三元”。

按照传统统计，整个中国科举时代，连中三元者不过十五人。商辂是明代其中一人，也是浙江历史上唯一获此殊荣者。这个名头听着耀眼，可真正决定商辂历史分量的，并不只是三张榜单，而是他此后四十多年在明廷权力中心的沉浮。

商辂出生于永乐十二年（1414年）。淳安地处浙西，山水阻隔，士人求学并不轻松。能从地方乡试一路走到殿试第一，靠的不只是文章漂亮，更需要经义、策论和政务判断都经得住考官挑剔。

有意思的是，商辂并没有因为“连中三元”便迅速登上最高位置。入翰林院后，他先任编修，做的是替朝廷修史、撰拟诏令一类的清贵差事。名声很大，权力却有限。真正让他靠近中枢的，是正统十四年（1449年）进入内阁，参与机务。

这一年，明英宗亲征瓦剌，土木堡之变爆发。皇帝被俘，京师震动，朝廷上下出现南迁议论。商辂与于谦等人主张固守北京，反对仓促迁都。史料没有显示商辂在此事中扮演了最核心的决策角色，但他已经站到了守卫京师、维持明朝统治秩序的一边。

景泰帝朱祁钰即位后，商辂得到提拔，先后担任翰林学士、兵部左侍郎，并入阁办事。尤其在废黜英宗之子朱见深、改立朱见济为太子之后，商辂成为景泰朝的重要近臣之一。政治上的升迁，也意味着立场被重新标记。

明代官场有个特点：皇帝更替，往往牵动一大片官员的命运。景泰八年（1457年），英宗通过“夺门之变”复辟，景泰帝病重，朝局骤变。于谦被杀，商辂因不肯依附石亨等夺门功臣，被夺职罢官，长期闲居。三元及第的荣耀，在这场权力清算面前，不能替他挡住风雨。

天顺朝的商辂沉寂了十年。直到成化帝朱见深即位，朝廷开始重新处理景泰旧案，他才重新进入政治视野。成化三年（1467年），商辂复任入阁。值得一提的是，他并没有因为此前遭受打击就变得圆滑谨慎，反而向宪宗提出勤学、整顿边防、裁减冗官等建议。

他曾对身边人说：“既然蒙皇上复用，便不能只求自保。”这句话未必是原话，却很符合商辂复出后的政治姿态：不回避问题，也不刻意讨好皇帝。

商辂复出后，还推动恢复一批因景泰、天顺政争而被罢黜官员的名誉与职务。罗伦、孔公恂等人相继得到平反，朝廷气氛随之缓和。对商辂而言，这既是替旧日同僚争公道，也是在重建自己的政治基础。

成化四年（1468年），商辂升任兵部尚书，后来兼任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逐渐成为内阁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卷入了明代官场长期存在的南北地域之争。

吏部掌管官员考核、任免和升降，谁掌握吏部，谁就拥有极强的人事影响力。成化年间，南方士人与北方士人围绕吏部尚书一职反复角力。商辂是浙江人，自然更容易得到南方官员支持；但把这种关系简单说成“商辂组织朋党”，并不完全准确。

明代内阁本来就是由同年、乡党、师生和姻亲等关系交织而成。商辂需要同僚协助，同僚也需要借助他的地位。双方之间既有理念相近，也有现实利益，所谓“朋党”常常不是一个人单独发起，而是制度环境下形成的政治联盟。

吏部尚书王翱重用北方官员，引起南方士人不满；继任者李秉又在京察中严厉处置南方官员，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商辂参与其中，支持弹劾李秉，也曾推荐同乡姚夔主持吏部。这些做法说明，他并非完全置身派系之外，甚至已经成为南方官员倚重的核心人物。

不过，商辂的政治能力也确实不止于结交同党。他处理政务较为稳重，待人宽厚，能够在复杂局面中协调不同意见。《明史》称其“平粹简重，宽厚有容”，这并不是把他写成毫无锋芒的老好人，而是说他能把锋芒藏在办事之中。

成化十三年（1477年），宦官汪直势力膨胀，西厂活动引发朝野不安。商辂联合大臣上疏，列举西厂扰民、擅权等问题，最终促使宪宗下令撤销西厂。只是汪直仍得到皇帝信任，商辂判断局势难以根本扭转，便选择辞职离开内阁。

商辂一生经历过状元荣耀、土木堡后的危局、夺门之变后的贬谪，也经历了复出后的权力巅峰。他并非没有政治妥协，也不是毫无派系牵连，但在关键处仍敢于承担后果。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商辂去世，享年七十二岁，获赠太傅，谥号“文毅”。连中三元只是他人生的起笔，真正写下篇幅的，是后来几十年明廷风云中的进退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