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南京机场,苏联志愿航空队飞行员驾驶战机抵达中国。机场条件并不好,空袭警报却接连响起,他们几乎没有多少熟悉环境的时间,便被投入南京及华东上空的作战。这支队伍后来常被忽略,却是中国抗战初期最早出现的外籍援华空中力量之一。
当时的中国空军,正处在极其困难的阶段。淞沪会战爆发后,日军凭借数量和训练优势掌握制空权,中国空军损失严重。英美仍以“中立”为由观望,苏联却在1937年8月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后,迅速向中国提供飞机、武器、贷款以及军事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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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华行动并不只是纸面上的军火交易。1937年秋冬,苏联飞机开始经新疆、甘肃方向进入中国,部分飞行员也以志愿人员身份参战。航线漫长,气候复杂,机场设施简陋,飞机在途中失事、降落时损毁的情况并不少见。有人刚刚抵达中国,便要面对战斗。
南京保卫战期间,苏联战斗机和轰炸机参与了对日作战。关于击落敌机、袭击港口舰船的具体数字,不同档案和战报存在差异,但苏联航空人员确实参加了南京、武汉、南昌、重庆等地的防空与作战,给日军航空兵制造了压力。
有一件事很能说明当时的紧迫程度。1937年11月,蒋介石通过杨杰向苏联方面提出,希望尽快得到更多驱逐机和轰炸机,并明确表示飞机早到一天,战局便多一分胜算。苏联方面随后加快交付,还派出教官帮助中国训练飞行员、领航员和地勤人员。
援华规模相当可观。根据中国和苏联方面的相关资料,1937年至1941年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大量飞机,数量通常被统计为一千架以上;参加援华行动的飞行及航空人员达到数千人。苏联志愿航空队也付出了伤亡代价,部分飞行员长眠于中国土地。
相比之下,陈纳德与美国志愿航空队进入中国的时间要晚得多。美国志愿航空队正式作战是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主要基地设在昆明、腊戍等地。由于队徽上的鲨鱼图案和昆明保卫战等经历,他们很快获得了“飞虎队”的称呼。
飞虎队的作战价值不能抹去。1941年至1942年间,他们承担了滇缅战场和中国西南地区的防空任务,曾与日军战斗机、轰炸机多次交锋。队伍人数虽少,却拥有较成熟的飞行训练和无线电指挥经验,在中国空军力量衰弱的时期,发挥了现实作用。
不过,飞虎队并不是无偿来华的神秘武装。美国志愿航空队成员与中国方面存在合同关系,薪酬、补贴和战果奖励均有明确安排。陈纳德本人后来担任美国驻华空军顾问,也参与了中国航空力量的组织工作。把他们简单说成“纯粹的雇佣兵”,同样会遮蔽复杂的历史背景。
值得一提的是,战果统计不能机械比较。飞虎队作战时间较短,编制有限;苏联航空队持续时间更长,投入飞机和人员也更多。不同国家的战报还存在重复计算、确认标准不同等问题,因此“击落多少架”只能作为参考,不能单独决定贡献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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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抗战胜利后,陈纳德创办中国民用航空公司,后来又卷入两航飞机归属纠纷。1949年“两航起义”后,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的部分飞机飞往香港,围绕产权展开的诉讼持续多年。香港法院及英国枢密院的相关判决,最终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的国际环境中产生了复杂影响。这段经历确实使陈纳德的个人形象不再只有“抗日英雄”这一面。
但也不能因为战后纠纷,便否定飞虎队在抗战中的实际作战。历史人物往往不是单一标签,贡献、利益和政治选择可能同时存在。陈纳德有功绩,也有争议;苏联援华有牺牲,也服务于自身战略利益。把任何一方塑造成毫无瑕疵的救世主,都不符合史实。
若只问谁投入更多、持续更久、对中国抗战初期空军建设影响更大,苏联志愿航空队和苏联援华体系显然占据优势。若观察1941年至1942年西南战场的局部空战,飞虎队的表现又不能轻视。两支力量承担的时间、规模和任务不同,真正严谨的比较,应当把这些条件一并放进战场,而不是只看后来谁的名声更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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