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则臣长篇小说《耶路撒冷》连载（74）小地方还是小地方，它忘了世界，世界也忘了它

编者按：即日起，本报开始连载茅盾文学奖得主徐则臣的长篇小说《耶路撒冷》。该书被誉为“70后群体的小史诗”，曾获得第五届老舍文学奖，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提名。小说讲述了主人公为筹集赴耶路撒冷求学的费用，回到运河边的老家卖掉祖宅，由此接连与几位儿时伙伴——舒袖、易长安、秦福小等人重逢。在相遇中，交织出各自不同的人生境遇、理想追求，以及对往昔生活的深情回望。故事横跨70年，在浩繁复杂的背景下聚焦于这个年代的中国年轻人，旨在通过对他们父辈以及自我切身经验的忠实描述，探寻成长细节的脉络，并为读者呈现“70后”一代人复杂的精神世界和完整立体的社会。

一是明末，意大利传教士从杭州坐船，沿运河而上，远远看去石码头气象宏伟：这地方适合干大事业。当其时，天主教进大明王朝有段日子了，局面尚须进一步拓展，姓名不详的传教士让船家在石码头泊定，下船走进了花街。那时候花街还叫“水边巷”，装束成和尚模样的意大利人手持罗盘，在易长安家旁边转了几圈，右手食指隆重地点了三下，事情就定下了。

二说清初。这回是荷兰传教士，一个红头发的男人。为了不那么吓人，他把红头发剃掉了，但胡子还是红的；胡子他不愿剃，稍微剪短了一点儿。眼睛深蓝，跟阴天里运河水的颜色接近。红胡子的荷兰人也是坐船来的，他的方向与意大利人相反，他从北方来，据说是北京；与意大利人相同的是，他也在远处看见了石码头方向有大气象，连绵的雪白槐花中间，隐约有紫气上升。紫气、气象之类，一看就是演绎而来的，每个小地方都认为自己整天冒紫气、呈现大气象，是世界的中心，要出大人物，但多少个世纪过去了，小地方还是小地方，它忘了世界，世界也忘了它。

在此两种说法中，教堂落成的具体年份都没弄明白，传教士的眉眼倒是摸得一清二楚，史志专家们把历史当小说写了；但史志专家们显然又希望读者确信其有，为增加可信度，把妓女翠宝宝也扯进来，他们说，翠宝宝在明末就经常与意大利传教士讨论人生要义；在清初没事就到教堂，和荷兰传教士探究信仰与民族大义。荷兰的传教士手里没拿罗盘，但他也相当慎重，在一所屋子门口坐了一天一夜，最后与屋主商议，花了二十二两纹银买下了这块地，相当于今天的拆迁费，他在原地建起了教堂。

你认为时间上稍微靠谱的是第三种说法，建于清代中后期，但细节就不能深究了。英国传教士比尔·拉法罗从英格兰南部的一个小城索尔兹伯里来华，在南京下关的一座教堂里待了一年半后，受命来到花街。那时候的花街已经有了不小的艳名，因为有清一代运河实在太繁华了，只要三五船的人同时停下来，吃顿饭住上一夜，那地方就可能成为温柔绮丽之乡。拉法罗传教士听说花街上醉生梦死，无所执，无所信，不知今夕何夕，顿生恻隐之心，募捐了一堆银子来到花街。他希望这地方的浮糜之人能过上有“主”的庄严肃净的生活。

你曾在网上搜集过全国各地的小教堂，发现始建于清代中后期的小教堂，在风格上跟斜教堂都有那么一点相似，左右两侧的窗户造型尤其像。你也曾把斜教堂与花街上一座清代中期的老房子做过比较，后者早已经成了废墟，但基础上的老砖头还在，跟斜教堂石头基座上的砖头比较接近。你不考古，也非专家，只凭好奇判断个大概。单从倾斜度来看，歪成这样绝非百八十年之功；假若八十年就能歪成这样，那它早塌了，而事实上，它顽强地健在。20世纪90年代末，淮海市决定授予它“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光荣称号，请专家测量了一下，报告指出：在过去的20年里（上一次测量是在“文革”结束时），斜教堂歪了0.18度。照这个数字，即使不那么科学地推断上去，也至少可以断定，它绝非本地一些地摊民间故事集上说的那样，建于1902年。为什么要建于1902年呢？故事里没给出任何理由。

你告诉塞缪尔教授，“斜教堂”这个名字不好听，“歪教堂”这个名字也不好听。“歪”和“斜”在汉语里都不是“正价值”，“正”才是好的。尤其前者，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是“邪教堂”。所以，秦环秦奶奶在世时，听不得别人张嘴闭嘴“斜教堂”。“你要是实在想说，”秦环说，“你可以说教堂。”在秦奶奶看来，进到教堂里，她觉得它比四条街上任何一间房子都正，一点都不歪。有一次你在天赐家，说起教堂，你说：“斜教堂屋顶上有个鸟窝。”天赐和天赐的姐姐福小竖起右手食指对你摇一摇，天赐说：“平阳你小声点，小心被奶奶听见了。”但还是被秦奶奶听见了，她从她住的耳房里探出一张严肃的脸，说：“平阳，记着，是教堂。”

但是深入人心的还是“斜教堂”，一个“斜”字把它和所有教堂都区别开了。淮海市的官方文件里提到这座教堂，也叫它“斜教堂”。

塞缪尔教授不知道什么样的鞋叫“解放鞋”，你在纸上给他画了一双。可是颜色你的黑自来水笔画不出来，而颜色对解放鞋而言，甚至比它的帆布帮、橡胶底都要重要。军绿色。您知道“文革”时全中国人都穿的军绿色吗？对，就是那种颜色。军人的专用鞋，然后普及全中国，现在还有人在穿。全世界只有一个耶稣穿解放鞋，在花街上的斜教堂里。因为给耶稣穿上鞋时，解放鞋在花街还很时髦，人人脚上都是解放鞋。那是1979年。

斜教堂里彩塑的泥十字架在“文革”初期就被砸了，榔头、锤子、棍棒和石块一起上。观音菩萨砸了，弥勒佛烧了，灶王爷也不要了，何况一尊国外的洋神。帝国主义的神比咱们露着大肚子的罗汉还不体面，病歪歪的，长一张难看的刀鞘脸，只在要害部位围了一块布，穿没穿裤衩都很难说。砸。叮叮当当，帝国主义的神碎了一地。拜洋菩萨的只有前妓女秦环一个人，都老太太了，还没事对着一个大半个身子光着的男人磕头作揖，年轻时见的光屁股男人还不够多？花街上被批斗的人里，无论如何得有秦环：年轻时做过妓女的，靠身体吃饭，还有比这更堕落和腐朽、更需要批判的吗？现在隔三岔五往斜教堂里跑，关上门叽叽咕咕，像个通敌卖国的特务，公然搞迷信活动；和一个光身子的男人共处一室，有伤风化——不管他在墙上还是在地上，不管他是泥塑的还是肉长的，男人就是男人，光身子就是光身子。

这个地方你要多说几句：另一个必须批斗的是你祖父，初凡子。初凡子是个老私塾，是四条街上屈指可数念过之乎者也的人，解放前就开始教书，解放后继续教书。闹了“文化大革命”，上头下了硬指标，花街上必须揪出来4个人。秦环算一个，没文化，但却是没落文化的代表，又做皮肉生意又搞洋迷信；初凡子有文化，那更切题了，要搞有“文化”的“大革命”，他必须得算上；有文化的要斗，没文化的也要斗，这才是“大革命”。四条街的革命委员会去小学校揪出你祖父之前，还给他送了另外一顶帽子：地主。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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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编 | 高思佳

审 核 | 张建全

终 审 | 张嘉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