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间留痕：在非虚构中如何书写逝者 | 评稿会

2022年3月21日，东航MU5735航空器发生飞行事故，因机上人员全部遇难而引发关注。《人物》杂志刊发的有关报道详实记录逝者生平，却因触碰家属伤痛，引发公众关于“侵扰悲痛”的激烈争议。

重大事故采访难以绕开伤痛，这也正关涉非虚构写作的核心——还原真实具体的人，承载生命独有的重量。可在实操中叙事伦理与大众情感难以两全，写作者始终困于多重难题：采访边界如何把控，避免给家属造成二次创伤？写作又该怎样平衡客观纪实与人文关怀？如何规避刻意渲染悲情？

本期深度训练营评稿会以“非虚构写作如何书写逝者”为核心，复盘多篇典型报道，围绕素材取舍、采访尺度、叙事伦理展开深度研讨，借个体叙事，探讨生命书写的分寸与温度。

嘉宾: 《南方周末》社会新闻部记者郑彩琳；《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记者焦晶娴。

图片来源：Unsplash

Q1：本次研读了哪些稿件？读完有什么感受？

刘欣雨：我研读的是财新周刊萧辉，文章以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为背景，围绕京广路隧道遇险事件展开，以少年许钰昆遇难一事，串联起路人互助与家属寻亲的经历。文章跟随家属寻访回忆还原现场，借助蒙太奇交织多段叙事。稿件依靠日常细节塑造鲜活形象，行文克制，既不刻意渲染悲伤造成二次伤害，同时也反思了城市应急管理短板。

韩睿：我研读的是南方周末的深度调查报道。记者耗时150天开展沉浸式观察，潜入多个约死群，真实还原了社群内部绝望与希望、善意与欺骗并存的复杂生态。报道指出，青年轻生念头多源于现实挫败，真实意图并非寻死，而是渴望获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同时报道还曝光了约死群中不法分子诱导他人自杀、借机诈骗牟利等现象，这也暴露出网络治理的缺陷及未成年人保护的灰色地带。约死群中彼此的慰藉与恶意伤害形成张力，同时也在叩问多方：如何守护约死者的生命？

许可欣：我研读的是冰点周刊焦晶娴老师的作品。文章将两名底层主播直播酗酒、相继离世的悲剧作为叙事核心，以此剖析流量经济里底层从业者透支自身健康换取打赏的生存困境。在素材运用上，作者结合物理空间痕迹、亲友口述与幸存者自述，塑造出立体饱满的人物；叙事结构则采用由死溯生的螺旋叙事，让两场相似悲剧彼此映照，形成宿命循环。通篇叙事克制中立，整篇稿件最大的公共价值在于：透过个体悲剧反思底层群体社会保障的缺失。

季禹璇：我研读的是南方周末李海鹏老师的报道。文章真实还原震后北川惨烈灾情与救援受阻的现场图景，塑造出被困灾民、寻亲家属、救援人员、趁灾牟利者等层次丰富的众生群像。稿件聚焦灾难挤压之下的复杂人性，既展露普通人的苦难与挣扎，也不回避极端环境里滋生的自私与贪婪。作者以救援人员口述为依据，点出救灾统筹的漏洞，并探讨灾后秩序重建、民众心理疏导的迫切需求，实现了对救灾机制的深度公共反思。

Q2：不同题材的逝者叙事稿件，切入视角与叙事结构有何特点？

刘欣雨、季禹璇、许可欣：目前搜集到的稿件大致可分为公共灾难与底层个体悲剧两类题材。《京广路隧道的英雄与逝者》《灾后北川残酷一面》属于公共灾难题材报道，《主播之死》为底层个体悲剧题材报道，两类稿件在切入视角、叙事结构上差异显著。

切入视角上，两篇灾难报道都摆脱了堆砌伤亡数据、梳理事故过程的常规写法。《京广路隧道的英雄与逝者》以遇难母亲马巧连的噩梦作为叙事起点，借私人化的细腻情绪铺展开灾难里各色人物的故事；《灾后北川残酷一面》则从受灾群众的亲身经历落笔，用富有感染力的文字刻画死亡场景，还原灾难之下不同人群真实的精神状态。《主播之死》则采用逐层递进的切入方式，先用死亡现场的强烈画面反差抓住读者，再用孩童牵挂父亲的温情细节避免刻意渲染悲情，最后结合多位同行相继离世的情节，构建出带有宿命感的叙事闭环。

叙事结构上，公共灾难题材采用以小见大、由点及面的开放式结构，从单个逝者的个体命运延伸至整场灾难的集体创伤与公共记忆，通过个体故事折射灾难全貌，聚焦灾后救助、心理安抚等公共社会问题。《主播之死》则运用层层递进、闭环收束的纵深式结构，从主播离世的个体事件逐层深挖，串联多名同行接连离世的情节，最终落脚于流量运行规则下，底层从业者难以摆脱的生存困境，让个人悲剧成为行业现状的真实缩影。

Q3：稿件依托哪些信源依据？如何完成现场还原？

刘欣雨、韩睿、许可欣、季禹璇：从专业灾难报道的逻辑来看，媒体可以追问四个维度：当事人是谁、当事人有着怎样的经历、灾难为何发生、如何避免灾难重演。但短时间内，灾难完整成因媒体很难全面深挖，因此各类亲历受访者就成了报道最关键的突破口。所有采访对象没有主次之分，每个人都如同一块拼图碎片，记者整合多方口述、交叉核验信息，才能拼凑出事件完整全貌，四篇报道的信源选择、现场还原方式各有特点：

《京广路隧道的英雄与逝者》采访遇难家属、事故亲历者、现场目击者和隧道管理工作人员，依靠多重信源交叉核实。文章融合逝者私人情感细节与公共救援背景，以个体叙事立体还原整场灾难。

《灾后北川残酷一面》以武警、救援教官、一线士兵等救援人员为核心采访对象，仅少量访谈受灾家属，叙事克制。报道刻意减少对逝者亲属的打扰，通过救援者亲身讲述还原灾难现场，凸显绝境里普通人的坚韧。

《潜入约死群150天：相互救赎的善，暗处涌动的恶》以参与式观察为基础，核心信源是兼具约死者、劝生者双重身份的群内长期成员，搭配专业劝生者、普通群友，同时核实群内诈骗灰色产业链。记者通过不断补充线索、延伸访谈，完整呈现该群体复杂隐秘的内部生态。

《主播之死》则分为四类采访对象：逝者亲属、同行主播、外围旁观者、行业学者。亲属奠定事实与情感基础，同行展现行业内部的生存挣扎，旁观者补充外部环境诱因，学者完成系统性行业剖析。记者拼合多方口述与直播记录、借助遗留物件叙事、对照不同人物命运，形成带有宿命感的悲剧闭环，剖析流量机制下底层从业者难以挣脱的生存困境。

四份报道均采用多元分层的采访对象搭建信息体系，依靠不同视角的口述碎片交叉印证完成现场还原，同时结合环境物证、人物对照等叙事手法，跳出单纯记录事件的模式，在还原现场真相的同时挖掘事件背后深层问题。

Q4：死亡议题报道中，人物刻画、细节运用与伦理尺度如何把握？

韩睿、许可欣：在涉及死亡议题的报道中，《潜入约死群一百五十天：相互救赎的善，暗处涌动的恶》虽并非直接的逝者报道，但触及轻生与高危群体，因此在伦理尺度上极为审慎克制。文章对生者采访对象采用有限披露原则，统一使用网名、模糊化私人信息，依据当事人自述展开叙事，最大程度保护受访者的现实生活与隐私安全。同时报道刻意弱化自杀方式、危险药物、极端行为等敏感细节，避免大众猎奇模仿，对未成年人的描写重在呈现心态转变，而非放大痛苦创伤。在伦理立场上，文章在正文结束后增加了类似“编后语”的内容，主动回应争议，明确报道目的不是消费死亡、博取关注，而是在呈现复杂真实的同时，引发对公共议题的思考。

另一篇《主播之死》则在逝者叙事中做到了较好的伦理平衡，稿件以极度克制的白描细节呈现人物的立体复杂性。文章利用家中一楼精致温柔的生活陈设与二楼功利、逐利的直播氛围形成强烈对比，搭配破损却舍不得丢弃的罐头、刻意隐瞒主播职业、孩童捂耳数鞭炮等细腻素材，不附加评判、也不刻意煽情，让画面本身产生悲剧冲击力。同时报道也不回避主播身上的灰色行为，而是将其放置在流量压迫、生存窘迫的行业环境中平行叙述，坦然呈现主播透支身体、网贷挥霍、极端博流量的真实状态，让读者自主理解人物命运。稿件同样尊重幸存者的真实状态，刻画从业者明知赌命却无法脱身的挣扎，客观还原流量体系下普通人的复杂处境。

综合两篇报道的伦理把控原则，可分为以下三点：

一是坚守报道底线，坚决不消费悲剧、不消费生命，全程摒弃猎奇化叙事，不对报道对象进行道德审判，以客观、尊重的视角书写敏感题材；

二是善用白描刻画细节，不依靠主观臆断来引导情绪，而是通过白描展现环境、物件、人物举动等细节来塑造立体形象，客观还原人物真实处境；

三是兼顾隐私保护与公共价值，一方面模糊敏感信息、删减危险细节规避不良传播，另一方面则跳出个体悲剧表层，挖掘事件背后的行业与社会深层问题，让报道兼具伦理尺度与人文深度。

Q5：采访逝者家属如何安抚情绪、避免二次伤害？怎么找到多元化的信源？

郑彩琳：首先要明确的是，如果逝者的家属不愿意接受采访，那我们就不进行采访了，尊重逝者家属的意愿。

如果逝者家属愿意受访，我可能不会把自己放在“记者”的位置，而是先成为一个倾听者。很多家属最需要的，并不是马上回答记者的问题，而是有人愿意认真听他们讲述逝者生前的故事。

采访过程中，要允许沉默存在。家属哭泣、停顿、情绪失控，其实都是正常反应。有时候最好的回应不是追问，而是安静等待。如果发现对方情绪已经接近崩溃，或者明显表示不愿继续，最好及时停止或改约时间。一次没有完成的采访，往往比一次伤害性的采访更有价值。

同时，要坦诚说明采访目的和记者身份，让对方知道你为什么来、希望呈现什么内容，以及哪些内容可能会被公开使用。很多家属愿意接受采访，不是因为他们想出现在报道里，而是希望逝者被看见，希望事件得到关注。理解这一点，沟通往往会顺畅很多。

至于如何突破采访局限，我认为不能把全部希望寄托在逝者家属身上。

为了让报道更完整，还需要寻找更多交叉信源，例如：逝者生前的同学、同事、朋友、邻居；学校、医院、企业等相关机构工作人员；律师、心理咨询师等长期接触案件的人；判决书、信访材料、行政文件等公开文书；社交媒体、聊天记录、影像资料等数字痕迹。

运用私人素材时，我通常会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这个信息是否具有公共价值？如果没有公共价值，即使真实，也未必值得写。例如：恋爱细节、家庭矛盾、私人隐私。而且最好素材与事件本身密切相关。

第二，这个信息是否能够帮助理解人物？有些朋友圈动态看似琐碎，却能呈现人物性格。比如：收藏的歌曲；长期关注的话题；经常发布的内容；这些往往比戏剧化细节更有价值。

第三，如果当事人仍然活着，会愿意公开吗？很多素材法律上可以使用，但未必符合伦理边界。

焦晶娴：最开始接触一个逝者家属的时候，肯定要表达你的理解，在身边陪伴ta、倾听ta说的东西，并尽你所能地提供帮助。这是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能做的事情，就算不是去采访也需要做这些，访谈是后续再去完成的工作。这些帮助也能增加双方信任。

其实很多东西不是问出来的，真的是通过时间的陪伴，她突然就说了一些什么。在做《主播之死》采访的过程中，黄中原的妻子当时给我看通讯录，帮我去找一些采访对象，也是在我快走的时候，我好像也没问她。她可能在想这个人老是过来，但好像也没问联系方式什么的，别的记者好像都问了这个人是不是也想要。她可能也知道你是个记者，会想要帮助你的工作。这种东西是双向的。

在采访过程中也要尊重家属的意愿。如果他们提到“这个不要写了”，肯定不能出现在稿件中。保证逝者的隐私，比如说，跟报道主题关联不是很大的私人问题，就没有必要放进去。

Q6：非虚构写作中，如何在不进行主观审判的基础上客观呈现人物的形象，对人性的书写怎么把握尺度？

焦晶娴：关于《主播之死》的核心人物黄中原（逝世主播），我写的大部分是他经历的事情，并且和他的妻子核实过，比如他最后那天晚上都做了什么事情，还有他是怎么火的，这些东西很重要。他对于金钱的理解，这一点是我觉得跟主题非常契合的一部分，所以我会着重去写。我当时在他2楼的桌子上看到一张彩票，想到他之前火起来就是因为一个视频，我就想他可能非常想要去复制那种成功，想要咸鱼翻身。主播也是给了普通人一条好像是捷径一样的东西。这种投机心理是比较普遍的，这一点我确定。但像他怎么看待他的画画创作之类的，他更复杂的性格，这些东西我都不确定。加上这些跟文章主线关系不是很大，我就没有必要去写。

然后吴力（黄中原的朋友）就是靠不断的采访和互动，看他是如何跟周围人建立关系的。我当时要走了，他还带我去田里面摘红薯叶，说这个红薯叶真的特别好吃。只有通过不断的采访，看到他在不同人面前呈现的不同的面相，需要一些更细微的观察，你才能够去理解他的心理。

郑彩琳：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理解不等于认同，呈现不等于认同。在约死群报道中，我看到很多人并不是简单地“想死”。他们可能同时存在求生的欲望和求死的念头、被理解的渴望、对现实的愤怒以及对未来的期待等等，这些情绪往往并存，甚至彼此冲突。如果写作者急于给人物贴标签，人物就会变得扁平。一个人一边研究自杀方法，一边认真规划下个月旅行；一个人说自己活不下去了，却提醒群友按时吃药。这些看似矛盾的行为，恰恰构成了真实的人性。

在写作过程中，我尽可能靠近人物所处的处境，理解他们为何会成为今天的样子。当人物被完整呈现时，读者自然会形成自己的判断，这往往比作者直接给出结论更有力量。

Q7：根据上述问题，我们是否可以总结下，在此类题材中应如何平衡真实与文学表达边界？

焦晶娴：刘震云曾说过，好的文学出现在生活停止的地方。因为文学包含的信息非常丰富，它给人的感觉是每个人都有解读的空间，能够通过读这个事实去理解到更深一层，让人无限去逼近真实。这是抽象意义上的。

狭义上来讲文学表达是文学运用的手段。可能是细腻的场景描写，可以是一些很有韵律的话。这些手法可以去辅助你的文章，让它更有感染力、更有效率的表达。

我觉得这些可以让文章更好地跟纪实表达平衡。并不是说你用文学手段就不是纪实表达了，可以穿插使用。比如说你描写一个很具体的场景，也可以在后面加入一些抽象数据，它是一个交融的过程。

郑彩琳：我觉得非虚构写作最理想的状态是：事实是骨架，文学是血肉。纪实表达解决真实性问题，文学写作解决可读性问题。文学性可以体现在：场景还原、人物细节、叙事节奏、语言质感等等，但不可以虚构情节、杜撰对话、臆测心理活动等等，比如写到“他一定感到绝望，内心很痛苦”等等就不合适。

在做这类题材时需要遵循几个原则：

第一，事实高于情绪。死亡天然具有戏剧性，很容易让写作者陷入渲染悲剧、放大苦难的冲动。但非虚构写作首先是事实写作。任何关于逝者性格、经历、心理状态的判断，都应建立在可靠采访、多方交叉印证和充分证据基础上，而非家属单方面叙述或作者主观推测。

第二，把逝者当作完整的人，而非事件的符号。很多报道容易让逝者沦为“受害者”“抑郁症患者”“失踪者”“自杀者”等标签。但一个人不应该被生命最后一刻定义。写作者需要呈现其复杂性：他的爱好、关系、梦想、矛盾、缺点与挣扎。

第三，尊重比表达更重要。有些细节即使真实存在，也未必必须写出来，要看这个细节是否有助于理解人物与事件。

Q8：在报道主题方面，如何在兼顾故事鲜活度的同时，避免个体叙事冲淡行业与社会系统性问题？

焦晶娴：做《主播之死》这个选题的时候，我一开始只是觉得他比较有冲突性，值得以故事的角度去书写。了解之后就发现类似的主播非常多，而且同时期也发生减肥训练营的网红离世的事情，发现他们都是在镜头前以一种极端的方式离开的，我就会觉得镜头本身是值得去追问的。

我不太认为个人悲剧的发生完全是个人选择的结果，因为人都是被环境塑造和影响的。当我在采访中去问采访对象跟粉丝的关系、跟平台的关系、和那些大哥的关系、他对金钱的观念，被这些问题推着走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会觉得它可能是一个大家都会引发大家思考的问题，这就是从个体到行业机制的转变。

稿子做到后面也补充了一些专家的内容，其实也是为了平衡这个故事。因为编辑觉得这个故事灰度有点高，有可能太负面，或者有一些猎奇的可能性。加入了更丰富、更抽象的学者部分，正好回答了个体与行业机制之间关系的问题。

郑彩琳：我更倾向于把人物当成进入更大现实的一扇门。

“约死群”这篇稿件的主人公长崎身上呈现出的问题，并不能完全等同于约死群的问题本身。他只是一个入口，通过他的经历，读者能够进入一个原本陌生的世界，看见其中的人群结构、运行逻辑、情感需求和潜在风险。

因此在写作时，我会不断提醒自己：不要让人物承担解释全部问题的任务。

例如，长崎的经历可以解释“一个人为什么进入约死群”，但约死群为何长期存在、为何不断吸引新人、为何形成特定文化，则需要更多采访对象、群聊记录、专家分析和数据材料共同支撑。这样人物不会被问题吞没，问题也不会被故事稀释。

对于非虚构写作者来说，最重要的或许不是把一个人物写得多么传奇，而是通过一个具体的人，照见一群人所处的共同处境。个体的叙事，最终希望能真正抵达公共议题。

系列统筹｜ 侯慧静 吴非函

参与｜ 冯亚玲 刘欣雨 韩 睿 许可欣 季禹璇

整理｜ 吴梓仪 刘欣雨

编辑｜王星月

值班编辑｜ 钱 辰

编委｜黄秋玥 黄 凰 陈书扬

运营总监｜唐瑷祺 李熙悦